苏、章《水龙吟》(杨花词)之比较

苏、章《水龙吟》（杨花词）之比较□闵尊蕃苏轼、章质夫的《水龙吟》（杨花词），向为历代词论家所推重。苏词原题下作者自注“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章次呆（字质夫）是苏轼的好友，曾与苏轼同官京师，他填的一首《水龙吟》（杨花词），颇为苏轼称道，后苏轼便依章词原韵...     

密州的文化氛围与苏轼知密州时期思想与创作的转变

苏轼于神宗熙宁七年至九年（１０７４—１０７６）知密州。该地特定的文化氛围对苏轼思想与创作的转变影响很大。这主要表现为：以儒为主、兼融各家的学术氛围对苏轼以综合性为特征的思想的形成有“聚合效应”；古朴、淳厚、豪壮的民俗对生活于其中的苏轼的精神升华具潜移默化之功；而格调朴野的“东州乐府”文化则是苏轼文学创作（特别是词的创作）发生转折、飞跃的触媒。     

苏轼判杭词创作的文化机制

熙宁四年底，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调离京城，通判杭州。在判杭期间，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促使苏轼在杭涉足词坛、染指词事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地方官僚以歌妓歌舞侑酒为中介的社交方式和生活习俗，而非出于自觉，其近五十首判杭词几乎都是应歌体。然而，与花间词以来的应歌体不尽相同，苏轼在判杭词中突破了以往词体普泛化的抒情模式，寄寓了特定的政治情怀，为后来苏轼自觉提高词品、革新词风奠定了基础。     

苏洵苏辙散文创作比较论

苏洵苏辙散文创作比较论洪本健“一门父子三词客”，苏氏父子以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并列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轼历来备受研究者关注，苏洵、苏辙则重视不够。实则，苏洵之文“皆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善议论，以雄肆笔力见长；苏...     

风会移易:北南宋之交词的时代选择与艺术归指

若从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体自身运动规律的双重视角出发，结合着主体创作意识共作品间显示的审美特征去考察唐宋词萌生、发展乃至嬗变的整个进程，那么，自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前期（约略为1068—1207）的140年，可以视为其鼎盛阶殷，名家蜂起、诸体人备而众美咸集，由之将曲子词推向辉煌的颠峰。不过，两宋词如春兰秋菊，风貌格调各具胜境，形成鲜明差异，追踪这中间的转变轨迹，则正在于北南宋之交的一段时期，即自北宋钦宗靖康初（1126）到南宋高宗绍兴末（1162）的大约三十余年间。回顾北宋中后期词，先是苏轼全面革新词风，复归诗化道路…     

千江有水千江月──论苏轼词中的“月”意象

月，对中华民族来说不仅是一自然物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如同西方把“阿波罗”（太阳神）作为西方文化原型一样，月可以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精神原型来加以研究。大凡自然物象进入艺术境界，必是创作主体的体验同物象的自然结构或精神结构相契合。月，频繁而又鲜明地出现在苏轼词中，苏轼对其又有着独到、深刻的感受，这足以说明“月”意象并非苏轼刹那间审美感受所得到的心灵对应物，而是一个具有精神原型性质的意象，它承载着苏轼自身所积淀的文化信息、生命信息和美学追求。由此，我们就透过“月”这一意象所承载的信息，看一看苏轼…     

苏轼与黄庭坚交游考述

苏轼与黄庭坚交游考述杨庆存苏轼与黄庭坚这两位宋代文苑巨子的友谊，始自宋神宗熙宁五年（１０７２），时苏轼在湖州太守孙党处见到黄庭坚诗文后叹赏称誉，熙宁十年（１０７７）在济南李常处又对黄氏诗文再次推许褒扬。元丰元年（１０７８）春末夏初，苏轼接到黄庭坚投寄...     

西北战事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

苏轼豪放词风和当时宋与西夏的西北战事，以及苏轼对此战事的态度密切关联。熙宁六年的“熙河大捷”促使苏轼以《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代表的豪放词风形成；元丰六年“永乐之败”又促使苏轼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代表的豪放词风由豪放雄壮向清壮深沉、多内心反省转变。     

浅论辛弃疾的婉约词

由范仲淹、王安石的部份词作为滥筋,以苏轼有意改革词风为转折,到南宋辛弃疾时期始蔚为大观的豪放词创作,终于进入了能够“立派”的新阶段。长期以来,从风格的主导方面着眼,沿用传统的划分风格、流派的术语,人们目辛弃疾为继苏轼之后的最杰出的豪放词人代表,对辛弃疾在中国词体文学（尤其是豪放词）发展史上的地位及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高度的评价,自然是正确的。然而稼轩词中虽有豪放之作,但观全部现存辛词,不能不看到其中存在着婉约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其它豪放派词人笔下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苏轼婉约词的创作特色

苏轼婉约词的创作特色何文祯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倾倒了多少英雄豪杰！也使苏轼赢得了豪迈、雄放的千古美名。他那奔放不羁、意气横逸、气魄宏大的豪放词，被人们代代吟咏传唱，击节叹赏。苏轼也被人们尊为词坛豪放派的开山之祖。但仔细翻阅《东坡乐府...     

苏轼《杨花词》词意发微

苏轼《杨花词》词意发微张觉苏轼为豪放派词家。然才子伎俩，诚不可测，其《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那细腻的笔调、缠绵的情思，可谓昵狎温柔，魂销意尽，在苏词中别具一格。而其词意微妙曲折，实亦难以明言，故历代词话都只评其风格的独特、手法的高超，极少提及其词...     

以诗为词:诗学内涵的历史演变及其相关论断评议

"以诗为词"本是陈师道对苏轼词的贬抑之辞,胡仔、王灼、王若虚虽为苏轼辩护,但也是力图说明苏轼并未"以诗为词"。由此可见,"以诗为词"在宋人心目中基本被认为是贬斥而非褒扬,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晚清。在现代论著中,"以诗为词"普遍被视为苏轼对于词史作出的贡献,同一批评术语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改变。宋人曾以"寓以诗人句法"来评价苏轼词,得到较多认同。总体而言,出于尊体观的考虑,"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在古代都招致了批评家程度不等的指责。     

东坡教坊词与宋代宫廷演剧考论

教坊词是宋代文人参与宫廷宴乐活动的特殊产物。本文就苏轼教坊词的创作背景与结构体制展开论述 ,考定苏轼某些教坊词的创作时间 ,并以苏轼教坊词为引子 ,结合相关材料 ,考察宋代宫廷乐舞与杂剧的演出体制 ,澄清王国维、周贻白等学者对宋代宫廷乐舞、杂剧的一些误解。附带论述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与杂剧艺术之关系     

论宋金词人对苏词的接受与继承

苏轼的词学观念 ,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宋室南渡 ,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导致了人们词学观念的变化 ,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才很自然地为词人们所接受 ,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而在金代 ,由于“苏学盛于北”,苏词更是被充分地接受、继承与发扬。宋、金词创作的历程证明 ,苏轼对词的贡献开辟了词体发展的新纪元。     

论晁补之对苏轼词风的拓展

词学界普遍认为北宋著名词家晁补之是追步苏轼词风的,但缺乏应有的论证。晁补之通过对田园生活的歌咏、桃源世界的构想、夫妻感情的抒发、宗族亲情的表达、自我心迹的剖露以及民歌修辞手法的移用,实现了其词在题材、内容上的较大突破,使词的抒情言志功能进一步扩大,思想性和时代感明显增强,从而充分体现了苏轼以诗为词的词体革新精神。这些方面连同其壮阔的景象、豪宕的激情共同构成了对苏轼词风的积极回响,其创作成就和词史地位由此可以得到确认和评定。     

苏轼对《庄子》的接受研究——以黄州诗词创作为中心

苏轼谪黄,在黄州经历了人生的蜕变。这在他的诗词中,有着清晰的表现。为研究他对庄子的接受情况,本文采用文献比对研究法,将苏轼黄州创作的诗和词,与《庄子》一书进行比对。由此,统计出苏轼在黄州创作的词,引述《庄子》一书的,占比24%;在黄州创作的诗,引述《庄子》一书的,占比20%。通过释读这些诗、词,发现苏轼接受《庄子》有三个特点：其一,苏轼黄州词接受《庄子》,侧重于消解人生痛苦;其二,苏轼黄州诗接受《庄子》侧重于自新,并以此完成人生的升华与蜕变;其三,苏轼接受《庄子》思想,往往儒释道相结合,尤其是释道相融为一,如盐入水,彼此难分。苏轼对传统思想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做法,值得今人借鉴。     

清真词概论

清真词向有集大成之称，历代词论家把人们称颂杜甫的话，又一字不改地用在周邦彦身上，如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就将他喻为“词中老杜”，陈匪石在《宋词举》中也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过，这仅指他在艺术技巧上综合前人之长而言，并不是指其词的内容像杜甫那样负海涵天，博大深厚。与他那精工的艺术技巧相比，清真词的意境与情感要显得贫乏单调得多，连王国维也惋惜他“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人间词话》）。清真词在创作方法上是北宋与南宋之间的转折点。他以前的词人，不论是豪放如苏轼还是婉约…     

苏轼词创作批评的批评

苏轼词创作批评的批评徐凤真苏轼的词往往不协音律，盖原为人所共知之事实，故前人于此多所批评，陈师道以为“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以为“句读不茸之诗”，以至明清和近代，仍不断有人对此提出批评。对于前人的这些批评意见，我们应当有所...     

论苏轼革新宋词之贡献

苏轼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成就最高的作家，也是整个宋代文学的代表。无论在诗歌还是散文创作上都有除旧布新之功，而对宋词的贡献尤其突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虽然倡导了这场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但涉及面只限于诗文领域，其词创作主要是继承五代冯延巳的风格，主要内容不外乎男女情爱与离别相思，虽然其后期词风格有所变化，但主导风格还是婉约秀丽的花间路数。宋初晏殊、晏几道、张先等词家总体上也不出花间南唐风格。苏轼登上文坛之际，正是柳永清丽柔婉之词风靡之时，李清照虽对柳词的语言通俗浅近提出批评，但仍视其为词之…     

苏轼对柳永词之态度新论

不少评论家把柳永和苏轼分别看做“婉约派”和“豪放派”两个对立词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苏轼很不满意格调日趋卑下的婉约词,而不少柳词正是格调不高、“浅近卑俗”,因此,苏轼就应被视为起来对抗柳词的健将。这些评论家的依据,是历代词话、诗话、笔记里的记载。其实,这些古代词话之类中的说法并不可靠,因为它们的作者的创作态度并不太严谨,以致经常出现张冠李戴或颠倒黑白的情况。如果只依这些不太可靠的二手资料,推断苏轼贬抑柳词,说服力并不强;但如果只根据苏轼本人的著作来判定他对柳词的态度,就看不出他有鄙薄柳词的意思。苏轼所谓词的“柳七郎风味”,其实并没有包含柳永词格调鄙俗这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