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在新加坡设置领事的过程及其华侨政策的转变

清朝政府在新加坡设置的领事馆,是它在海外设置较早的一个领事馆。1877年,清朝政府任命当地侨领胡璇泽为领事,建立了驻新加坡领事馆。清朝从闭关锁国进而认识到要在海外设置领事,英国在侵略中国的同时又让清朝政府向新加坡派驻领事,这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它反映了当时国际关系的一些特点,也反映了清朝政府从严禁华侨回国,迫害回国华侨到企图设领护侨的转变。然而,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清朝政府     

论晚清政府国籍法的制定及其影响

国籍法是近代西方法制文明的产物。鸦片战争前 ,清朝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国籍问题并不是统治者关注的话题。 19世纪中叶 ,随着观念的转变 ,清政府开始向海外遣使设领 ,对华侨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政策。由于制定国籍法采取的原则不同 ,在华侨身份的界定上清政府同荷兰等国发生了严重分歧 ,使清政府在南洋等地的遣使计划一度搁浅。为争取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认同 ,维护国家主权 ,在广大华侨的积极呼吁下 ,清政府同荷兰等殖民国家进行了不懈的外交斗争 ,催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籍法。它的颁布是我国法制史、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我国侨务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外国驻汕头领事馆及领事考

关于近代外国驻汕头领事馆及历任领事生平问题的研究，对于近代汕头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蔡家常先生在《潮汕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０２页所撰“外国驻汕领事馆”一条主要介绍了设领背景，列举了９个国家曾在汕头设领，并考出了这９个国家领事馆的汉文名称及今址，还考出了７个国家领事馆的开设年份，并附有英领旧址照片。本文认为设领的不止９个国家，比蔡先生多了４个；且蔡先生所考这７个国家领事馆的开设年份并不准确，本文认为有的更早。限于篇幅，本文的考证还只是初步的，望有关专家学者能作进一步的补…     

清朝政府在仰光设置领事的过程——兼论清廷所派领事与华侨的关系

清政府认为在海外设领护侨会“无事生扰”,对向海外派驻领事采取消极态度。英国为了维护殖民统治,一贯阻挠清政府向英国属地派驻领事。1887年,张之洞提议在仰光设领护侨。由于驻英使臣薛福成的努力,英国才在1894年同意清政府在仰光设领。薛福成离任后,仰光设领问题多年无人过问,引起缅甸华侨的不满。后来,同盟会加强了在仰光的活动,清政府才在1909年急忙把领事派到仰光去。清朝的领事勾结英国殖民当局,破环和镇压缅甸华侨的革命斗争。     

中国早期驻外使节与东南亚的华侨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晚清朝野对外认识的不断变化,东南亚的华侨问题也逐步受到晚清政府的重视。其间,以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为代表的早期驻外使节,对华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的护侨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东南亚广大华侨的利益,在晚清政府的华侨政策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南洋华侨事情》评析

该文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南洋华侨调查报告<南洋华侨事情>出台历史背景,分析了报告对南洋华侨的认识以及报告对日本政府制定南洋华侨政策的影响.     

民国时期南洋华侨社团的日常活动——以万隆华侨公会为例

依据1934年至1940年荷属印尼万隆华侨公会出版的《华侨月刊》,试图对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国进入抗战这一时代背景下该社团的日常活动进行细致考察。通过对共计59期《华侨月刊》的爬梳,可将万隆华侨公会的日常活动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促进华侨经营事业的发展;服务华侨日常生活;致力于提高华侨素质;支援祖国抗战和救灾。华侨公会的日常活动深刻折射出经济危机和中国抗战背景下华侨社会的迫切需求,南洋华侨与居住地政府、南洋华侨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近代中国人对澳洲的认识与中澳早期交往

所谓中国人发现澳洲的说法,尚未有确据。中国人对澳洲最初一点模糊认识,是西方传教士介绍过来的。明代载籍称澳洲为墨瓦蜡泥加。1866年和1876年,我国载籍才出现澳大利亚和新金山两个地名,19世纪中叶以后,在澳华侨日益增多,排华事件屡有发生。1878年,中澳官员在伦敦进行最初的接触,谈及中国在澳洲设领问题。在澳华侨于80年代也多次上书清朝政府要求设领保护。但由于英国殖民者的阻挠,直到1908年中国的总领事馆才在墨尔本开馆。     

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随着中国本土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愈发强烈,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中国的全面认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随着中日矛盾的逐渐激化,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对中国的认同不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且具体表现为对中国政府的认同。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是在宗教、家乡意识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直接威胁到华侨的经济利益,也激发了南洋华侨同仇敌忾的情绪。然而．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忽视了华侨在南洋社会的政治目标,也错过为此目标而进行华侨社会自身的整合活动及与其他族群关系的调整．这是20—30年代以中国认同为全部内容的华侨民族主义的局限性。     

蒲安臣与晚清中国外交近代化

美国第一位驻华大使蒲安臣,对晚清中国外交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将<万国公法>引进中国,促进了中国外交礼仪制度的近代化,加速了驻外使领制度的建立,使晚清中国外交逐步走向了近代化的道路,推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     

论15—19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海外华商网络系列研究之二

从明初到鸦片战争前夕 ,海上华商网络经历了摧残、重建、武装、渗透等恢复和发展的阶段。 15世纪初到 17世纪初 ,海外华商为对抗明朝打击海上私商贸易和移民的政策 ,从合法商人转为走私海商 ,再以武装海商集团对抗朝廷的武力镇压。后期 ,朝廷不得不开放海禁 ,海商归位为合法商人 ,海外华商网络重焕活力。尤其是郑氏家族建立的“海上帝国”主导了远东海上商贸。郑氏以后 ,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 ,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     

略论蒲安臣使团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关系的变化和清政府内部发展的客观要求,遣使出洋已成为必须。于是1868年清政府派出以美国人蒲安臣为首的代表团访问欧美。蒲安臣使团在历史上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有益于清政府设领护侨,改革传统外交礼仪制度,并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清末为争取在荷属东印度设领的外交努力

1897年清政府就在荷属东印度的设领问题,与荷兰展开了交涉。这既与当地华人、华裔遭受殖民当局迫害有直接关系,又是中国早期外交官设领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吕海寰作为清政府的首席代表,纵横捭阖,对该问题的解决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设领尝试最终未能实现,但它为1911年在荷属东印度设领成功奠定了基础。     

京师同文馆与晚清外交近代化

京师同文馆既是晚清外交走向近代化的产儿,也是晚清外交近代化的推动者.同文馆在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的传播,参与对西方的外交考察、驻外使领馆制度的完善以及对外交人员的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洋务运动的其他事业的命运一样,同文馆并没有改变晚清外交被宰割的命运.     

二战后缅甸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研究

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与历经反殖独立斗争而急剧释放出的东南亚民族主义不断冲激和碰撞.相比之下,缅甸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却比较顺利得到解决.其原因主要为20世纪50年代中缅关系的亲善;缅人对华侨"双重国籍"主要构成者中缅混血、二代以上侨生的接纳和认同;中国政府解决该问题的诚意和决心等.     

两司与清末外交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地方官员办理外交事务者逐渐增多,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两司发展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地方交涉机关。两司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主管机构,在地方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利用两司办理外交事务,既能贯彻其外交在外的行政方针,又能满足其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更解决了地方无外交机构的弊端。     

论晚清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吸引华侨在国内进行投资,对华侨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废除了沿袭200年的海禁政策,并采取措施制止对华侨的勒索;成立商务局、保商局等机构,维护华侨经济利益;设立海外华侨商会,提高侨商的民族凝聚力;实行奖励"商勋"政策,提高侨商的政治地位。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华侨经济利益,并由此形成了华侨投资国内实业的第一个高潮。虽然清政府不能完全充当华侨经济利益的保护者,但其经验和教训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华海外儿女抗日在南洋--东南亚华侨的武装抗日斗争

华侨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支系.东南亚是海外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侨人口已超过600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太战场的重要区域.在从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的三年半时间中,面对入侵和占领东南亚的凶残的日本法西斯,在南洋的中华儿女--华侨在艰苦的条件下奋起抗战,在华侨华人史、东南亚史和世界反日本法西斯侵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槟城潮帮的祭祀和戏剧

为了巩固潮侨关系,槟城的潮州会馆每逢节日向神明举行祭祀,献上戏剧,戏剧非潮剧不可。潮帮的组织和祭祀观念,在槟城或南洋华侨之中,与传统的中国宗族主义结合是最为突出的。综观南洋华侨诸帮相传的戏剧,潮剧是保留古老戏剧形式的独一无二的剧种。从槟城潮帮的祭祀活动与潮剧的演出,可以看出,第一,潮帮是特别尊重中国中原文化的族群;第二,潮帮内部组织是以宗族观念为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