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契约观

政治刑法只强调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崇尚重刑主义;市民刑法则把人权保障作为其首要的价值,强调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体现转型期社会特点的1997年刑法其实是一种过渡刑法模式,其仍然遗留有许多政治刑法的明显不合理的规定,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刑法思维方式的阻碍,而其向市民刑法的真正转型,则有赖于中国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众对刑法契约观念的真正认同。     

战争与武装冲突法的发展与我国军事刑法的缺陷

二战结束以来,基于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犯审判的实践,当代战争与武装冲突法开始日益深刻影响着国际刑法的发展,进而也影响着我国军事刑法的发展。然而,战争与武装冲突法所确认的战争罪行如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在我国刑法中并无明文规定,这必然使我国在行使普遍管辖权时面临困境。同时,我国军事刑法在与其他军事法律、法规的衔接,涉及犯罪构成所指称的法律术语以及刑罚设置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论刑法空间效力的法律性质——兼论效力冲突之协调

刑法的空间效力规定一方面可作为处罚条件而把握,另一方面可作为指引刑法适用的冲突规范而把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采取后一种理解,可以促使我们以国际私法学为借鉴,运用直接适用法的理论,突破不适用外国公法的传统,为刑法空间效力冲突的协调找到新的途径,现实意义极为重大。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事政策限度与刑法适用

晚近以来，具有高致病性和易传播性的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危害世界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传染病疫情，刑事法律理应承担起时代使命。然而，刑事法治被激活的同时，另衍生出实质入罪化的相关争议。为实现刑法法益保护与犯罪预防之目的，需要以释法为中心的刑法教义学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争议予以审慎回应。故意的主观形态可以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想象竞合，进而多以过失犯的形式出现。刑事政策变动需以社会环境之所需为依据，并结合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所涉及之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情形，建立刑事政策学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发挥廓清罪行边界的重要功能。     

一种新的刑法解释学观点——以刑事政策为中心的分析

刑法解释远非一种单纯探寻刑法文本含义的学究式思维游戏,而且刑法解释的依据不应当是刑法文本.刑法解释本身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活动.在这个利益衡量游戏中,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刑事政策通过各种组织化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论假释

假释作为现代刑罚的一种适用制度，目前几乎为世界各国的刑法予以规定。我国新刑法对假释作了不同于以往的规定。笔者正是基于这一事实，重点阐述了我国刑法中假释的概念、适用条件、假释的考验与撤销以及假释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论普遍管辖原则与国家主权

普遍管辖确立了国际社会各国对国际罪行的管辖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被免于处罚,是国际刑法在各国实现其效力的重要途径,但它同样受到传统国际法中国家主权理论的挑战,如何协调普遍管辖原则与国家主权两者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维护各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有助于各国正确适用普遍管辖原则,有力打击国际犯罪.     

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论刑法谦抑之本质

刑法谦抑性主要经由日本刑法学理论导入中国。刑法谦抑性概念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刑法谦抑性本质上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是一种理念、思想或精神。     

刑法的封闭体系与开放体系

封闭的刑法体系以概念法学为理论基础,强调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案件事实与概念之间的涵摄关系,按照严格的形式逻辑形成判决.封闭的刑法体系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却忽略了法律的公平性;强调排除司法者的专断,却也试图排除司法者的价值判断;强调判决的逻辑性,而不是判决的可接受性.开放的刑法体系强调在常识常理常情、宪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目的、刑法的任务、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情理性概念和刑法规则中解释、适用刑法.它不但协调了刑法的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而且协调了刑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英美刑法上的严格责任评析

文章首先探讨了英美刑法上的严格责任由来,它是基于保护公共利益和有效追诉犯罪的功利主义的目的而产生的.然后剖析了英美刑法和我国刑法中对严格责任的定义,并对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做一划分.最后针对严格责任是否适用于我国刑法的问题,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成文法传统、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的角度做一分析,认为严格责任不适用于我国.     

论刑法理念之更新--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

我国正处在人权观念不断进步的时代,这既是一个刑法规则膨胀(严密法网)的时代,又最有可能是一个社会和谐不断受到威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刑法理念应当适时更新。具体为:刑法应以实施宪政为价值取向;以坚持相对罪行法定为原则;以保障人权、保护社会而给予必要之惩罚为必要;提倡刑法谦抑,体现人文关怀。     

刑法适用平等原则探究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指任何罪犯都应平等地适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刑法适用活动中这一原则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文中着重从定罪、量刑和行刑三个方面分析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适用情况,并提出在刑...     

传统犯罪网络异化刑法解释的隐喻进路

刑法规范由语言组成,社会及语言的衍变重塑了刑法规范的认知图式与适用逻辑。进入网络时代以来,传统的刑法解释模式无法妥当适用于网络异化型犯罪的处理,解释结论饱受争议。语言的网络隐喻趋势为刑法解释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网络隐喻使刑法解释过程愈加充分,缓解了刑法规范适用的机械与僵硬,使刑法解释结论更贴近国民的认知与思维,可接受性更强。选择合适的语境,设定科学的目的,能够克服隐喻固有的模糊性,建立源域与靶域清晰、合理的映射,最终实现刑法扩张与谦抑的平衡。     

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刑法学发展的大趋势,它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刑事政策发展演变过程的概括总结。我国刑事立法整体上已经体现了这一思想,但是,在具体的刑法适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就借鉴和发展“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而言,当务之急是总结和分析现代刑事政策学的研究成果,将其融会贯通到我们的刑法适用中来。     

预防刑法:辩证、依据与限度

对预防刑法的既有批判多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仅凭借"适用量低"难以推导出条文缺乏现实规制效果,"刑法工具主义"忽略了刑法作为社会控制手段而天生具备的工具属性.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刑法没有必要也无法全面恪守扎根于古典社会形态的"最后手段性"原则.刑法及其基本原则的正当化依据均在于社会契约理论,在现代社会,纯粹的古典自由主义刑法...     

论罪行的界定

根据刑法对罪行一词的使用,罪行可以分为抽象罪行即立法意义上的罪行与具体罪行即司法意义上的罪行。罪行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罪行是行为;第二,罪行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第三,罪行是与特定犯罪构成紧密相关的行为。     

刑事司法对刑法规范实质性价值的解读

刑事司法是以刑法规范为依据对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从形式上解读刑法规范固然意义重大,但刑事司法一味地表现出的绝对形式主义必将自身引向一条“不归路”。基于现代法治理念,刑事司法适用刑法规范对犯罪的认定除考虑形式上的符合性外,还应对刑法规范的合立法目的性、合社会情理性、合刑法适用必要性和合刑法体系逻辑性等实质性价值进行解读。     

刑法基本原则新论

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非经法定程序不受起诉、逮捕和监禁,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与罪行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典第一次直接规定的基本原则,它标志着我国刑法向现代刑、民主刑和科学刑方向迈出坚实的一大步     

刑法谦抑性之价值蕴含

刑法谦抑性主要经由日本刑法学理论导入中国,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刑法谦抑性理念作为刑法的价值观,蕴含着刑法的宽容性、有限性和经济性3个层面的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