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的文体──孙犁新时期散文创作散论之一

新时期以来，老作家孙犁将创作重心转移到散文的写作上。本文主要论述孙犁特殊的人生经历及老年心态对其散文创作的制约与影响。孙犁新时期散文多写回忆，其回忆性散文呈现通过书写个人命运，总结、反思历史的意向。命运感、沧桑感不仅成为孙犁新时期散文最重要的感知意向，也使作家观察社会、思索人生问题的角度明显增多。     

文艺发展的一种设计与瞩望——学术界关于“赵树理方向”的构建与反思

在延安文艺整风后,"赵树理方向"的提出,是党和政策执行者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设计和瞩望。其基本内涵:一、反映时代精神和崭新的革命主题;二、民间语言和民族形式;三、农民的立场和革命的功利主义。建国后的"十七"年学界几乎沿着这一基本内涵加以引申和阐释。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界开始质疑和反思"赵树理方向"的提法。尤其是在重写"文学史"思潮影响下,更出现了强烈否定和解构"赵树理方向"的文章,这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从对比中看赵树理小说的语言特点——以比喻为例

文章采用统计与对比的方法,对赵树理、茅盾、老舍、孙犁小说中的比喻进行了统计,在此基础上,分别把赵树理的比喻与其他三位作家的比喻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归纳总结出了赵树理比喻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取喻的地方化、大众化,用词用语的口语化,是他的小说比喻中所体现出的鲜明的语言特色。     

新中国"十七年"乡土小说论

探究"十七年"乡土小说的时代特征、新农民形象、艺术方式、审美理想、文化精神,有助于正确认识赵树理、孙犁、柳青、李准笔下展示的新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     

论孙犁新时期的散文艺术

孙犁新时期的散文艺术，集中体现着孙犁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在历经二十年的沉寂之后，孙犁选择了散文作为主要写作形式；孙犁强调散文要以“理”取胜，属辞行文，因“理”的贯注而深沉、而幽远、而凝重、而道劲；孙犁散文中的“理”，常常表现为一种深层的哲理意蕴；孙犁的散文语言，以“韵”见长，达到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高级境界。     

作家的"主体间性"与小说创作中的"间性形象"——以赵树理、孙犁的小说创作为例

本文从"主体间性"这一哲学概念入手,经由"文化移入"这一文化及文学分析概念的逻辑过渡,提出了一个在小说创作中常常遇到的现象,即由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交替使用不同的文化及文学成规,由于作家在不同的意识层面上其价值规范无法调和的矛盾,对想像性文学世界,尤其是对人物形象的创造,会导致一种分裂、间离的状态,该文将这类形象称为"间性人物"。论文选择当代两位著名作家赵树理与孙犁作为剖析与阐释的个案,对他们作为创作主体的"间性状态"及由此导致的人物形象的"间性形态"进行解析。选择分析的两个"间性人物"是"小飞蛾"(赵树理《登记》)与李佩钟(孙犁《风云初记》)。     

孙犁与赵树理小说女性形象之比较

孙犁与赵树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迥然有别。前者散发着诗意之美，凝聚作家对人性美的崇敬；后者则显现着世俗之真，在凡俗生活中发掘人性悲剧。人物形象的不同与二位作家观照女性世界的不同视角有关。     

赵树理运用熟语的特色

本文运用了统计和比较的方法，对赵树理小说的熟语运用情况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通过精确的统计数据来进行定量的分析，得出较为科学可靠的结论，还与孙犁、老舍和茅盾小说中的熟语运用情况进行了横向比较，从而揭示了赵树理在熟语运用上的特色：一、适应农民读者的文化程度，注重通俗化、大众化；二、体现山西的地方特色，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三、继承传统的行文风格，写人状物言简意赅。     

“赵树理方向”再认识

本文认为,“赵树理方向”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应实事求是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学发展环境中去审视。文章从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赵树理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上的贡献;赵树理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作家与群众关系三方面,论述了赵树理创作对解放区文学发展所具有的普遍的、积极的意义,肯定了“赵树理方向”在繁荣解放区文艺,促进《讲话》精神贯彻、实施上的特殊贡献。文章还联系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阐明了今天发扬赵树理创作精神之必要。     

抑郁症与孙犁晚年文风的转变

“文革”结束后，孙犁恢复了创作。但令人不解的是，作为“文革”受害者之一的孙犁在席卷整个文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汹涌浪潮中却成了远远独立的边缘人，且晚年孙犁的创作风格较之于青年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影响孙犁创作的外在原因当然是时代风云的动荡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内在的重要原因则是抑郁症的纠缠。抑郁症反复发作的痛苦致使孙犁无法面对曾经的伤口。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上世纪90年代的孙犁更是陷于日夜整理旧籍的强迫症中，画地为牢，逃避现实，直至离世也未能走出曾经的阴影。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传统叙事母题的另种阐释——赵树理小说的女性视角解读

赵树理把女性的解放或表述为女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调整 ,或表述为男人对女人的救赎 ,在这两种表述中 ,作者所关注的始终是女性的政治解放 ,而忽略了女性的精神解放。在这种选择中赵树理的心态是复杂的 :一方面他已预感或感受到了革命摧毁旧有文化秩序的威力 ,使他心甘情愿地去抒写社会的进步 ,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民间的道德准则对他的束缚 ,从而使他的男权文化意识在作品中凸现出来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论研究赵树理与上党文化关系的学术价值——为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而作

赵树理的一生主要是在上党地区度过的,他的方方面面与上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的地域文化内形成的文化形态,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在这个文化圈内生存发展的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时也会制约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因而研究赵树理与上党文化的关系对赵树理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赵树理大众化语言的发生与建构

多年来围绕赵树理语言大众化问题进行了很多讨论，但离开作家早年的语言背景，这个问题很难讨论清楚。本文认为赵树理大众化语言的发生除了受到早年生活环境、早期教育的影响外，他对农民或农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以及战争时期特殊的时代导向，对其语言风格的形成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身份认同与时代导向是赵树理大众化语言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     

赵树理:人民利益的忠实实践者

赵树理既是著名的文学家,又是出色的编辑工作者和农村工作者。观其一生,无论是创作活动,还是编辑事业,或者是农村工作,其所作所为,无不从人民利益出发,他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和实践者,他的言行说明了他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和文艺工作者。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     

试论赵树理现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赵树理的成功是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并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独特的成绩 ,因此 ,对赵树理现象的探讨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赵树理作品的民间视角

成也民间 ,败也民间 ,生命对于赵树理 ,呈现出了悲剧性的一面 ,但是这种悲剧性在他的文本之中却是通过戏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读赵树理的小说 ,尤其是其前期的小说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极具幽默感。如果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角度对此加以阐释的话 ,那么 ,存在于赵树理文本中的笑并不是浅薄的、低级的噱头和闹剧 ,而是内涵了对丑的揭露以及对美的歌颂 ,具有深刻的严肃性和双重性     

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赵树理,一生固守不变的民间立场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创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赵树理"文摊"文学观、"问题小说"创作观和"大团圆结局"的美学观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