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第二代”货币制度理论的贡献与局限

为什么有的国家选择固定汇率制,而有的国家选择浮动汇率制?"第二代"货币制度理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近十年的相关先行研究,大致可分为"国家中心"与"社会中心"两大类分析框架。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将汇率体系看作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一种承诺机制,并主张汇率体系是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特定结构位置的产物。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则主要包括三种理论模型:制度-选举模型、党派模型与部门模型。超越"三元悖论"、重新反思资本流动性问题、打破完全信息假设,则是迈向"第三代"理论的努力方向。     

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及其拓展

我国快速的农业转型现实迫切要求农业转型研究的跟进,而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研究无疑在其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梳理既有研究有利于找准当前研究的位置和进一步拓展的路径。研究发现,“社会中心范式”和“国家中心范式”下的研究虽然为我们搭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但却存在着“只有社会没有国家”或“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只有国家没有地方”的不足。结合我国的农业转型实践,可从丰富国家视角、构建综合解释框架和关联相关研究等路径进一步拓展研究。     

法治社会的阶层基础阐析——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角度

市民社会的勃兴是探讨传统中国未能出现与集权博弈的独立力量的一个重要视角。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演进呈现的消长与博弈,构成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渊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共生互动孕育了理性文化要素,从而产生了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的全面变革。独立中间阶层对当代民主社会的价值在于多元权力中心左右了现代政治国家"公共选择"的过程,使个人权利得到彰显,敦促统治合法性向社会回归,最终通过民主宪制让权力服膺于自由。     

转型抗争: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理解 近阶段中国农民抗争

目前学界对农民抗争的解读,观点林立、侧重不一,虽相互补充但又不尽全面,并带有陷入细节化争论的倾向,这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章结合转型时期既有传统存续又有现代变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强调是国家的转型和行为变迁、基层权力变化/村庄权威与秩序转变,以及农民逻辑和行为的演变,共同塑造了所谓的转型时期农民抗争的特点,以此构造了“转型抗争”的概念,从宏观的视角探讨动态性和多元化的抗争的缘起、内容、目的和手段,以便统揽已有的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近阶段的农民抗争.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与经验事实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地把握和理解农民抗争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     

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回顾与展望

社会抗争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不满不断凸显,社会抗争及公民维权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既有的研究缺乏较为全面的文献梳理和述评以作为学术交流和探讨的基础。本文从抗争政治视角旨在对当下城乡社会中突出的几类群体（农民、工人、业主）的典型抗争行动（环境抗争）的国内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提出社会抗争研究应当由多学科向跨学科不断推进。     

中国外交研究的三种视角：国际结构、国家、社会

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深入发展、国家实力的日益提高、经济社会的深刻变迁,中国学者正在逐渐推进中国外交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与中国化。重点考察中国外交研究的三种研究视角,即以结构为中心的分析视角、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视角、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视角。然而不少中国学者在具体分析中侧重综合运用此三种研究视角,但是中国外交研究者需要关注不同理论视角在不同问题领域、政策选择以及不同层次的适用性,历史因素、文化与观念等话语,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间互动等方法。     

互联网使用与业主抗争: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案例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业主抗争已经成为社区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在一些业主抗争案例中,互联网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以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为研究案例,探讨互联网使用在业主集体抗争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为业主提供信息传递、共识塑造等公共平台,并建构业主之间的关系网络,进行社区的资源动员,从而有助于业主抗争。但互联网业主抗争受到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宏观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影响,宏观权力会渗透到互联网空间中,并塑造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和抗争效果。因此,对于互联网政治效应的研究不能走向技术的乌托邦,而需要将其置入现实的权力场域,采用一种动态的视角,由此才能够建构一种"现实的乌托邦"。     

博弈论视角下的征地实践：基于鄂中L村的考察

基于对既有征地研究中政治抗争视角以及批判我国当前土地制度视角的反思,研究发现,需要将国家征地行为置于村庄之中,实现征地情境的还原,揭示征地本身的复杂性、所牵涉征地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才能整体和客观理解征地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实质。通过对鄂中L村征地实践过程的详细展现和考察,发现征地纠纷主要是村庄内部各主体针对征地利益博弈的结果,与抗争政治视角中农民的利益或权利受损无关,也与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所隐含的土地发展权国有的规定无关。村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因博弈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村庄利益分配秩序的失衡,引发了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失序、村庄社会关系紧张、村庄历史遗留问题被激活等社会后果,侵蚀着村级组织的合法性。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

从环境政治学的"政治机会结构"视角来说,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精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性"政治机会环境"。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的成功案例和国家制度性渠道的渐趋开放,从理论上说为其展现了比20世纪90年代初宽阔得多的政治成长/参与空间。但在实践层面上,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却呈现为一种似乎难以消化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民间草根性环保社团(对于大量的政府依赖型环境NGO来说更多只是一种资源渠道拓展问题,不具有太多的社会学/政治学意涵)似乎既不太确信这样一种政治机会环境的真实出现,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没有选择主动加入或引领近年来明显增加增强的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或"环境集体抗议事件",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甚至"主动划清界限"的心态与立场。结果是,这种战略选择在遭到日益激烈的媒体与社会责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环保组织的"转型迷茫"、"策略窘境"和"合作困境"。     

群体性抗争理论研究的西方视角

纵览和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在群体性抗争理论的研究发现,虽然学者们在各自的学科,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发展出多个理论框架,但从研究的视角上大致可以归为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政治学分析和文化框架分析三大路径.西方的群体性抗争研究最先出现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历了一系列大规模社会运动后,美国学者开始从社会政治学视角进行反思,形成了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九十年代以来,受欧洲传统的影响,美国把话语、符号行为和情感作为社会运动研究的一个重点.上述三方面的研究都对群体性抗争形成的机理机制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     

国家与社会分权视角下的城市社区自治探讨

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角度看,如何把城市社区自治建成一种理论上有效、实践中可行,既能被公民认同又能获得党和政府支持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关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分权的全新视角下对城市社区自治进行研究,认为城市社区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有效体现。在社区居委会自治实践中,城市社区和居委会应有合理的定位和复位。新型社区自治建设需要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促进社区自治目标的实现。     

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及其解读——以陶村的土地纠纷为个案

该文以陶村土地纠纷为个案,从抗争参与主体和抗争事件过程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遵循何种逻辑、该逻辑何以可能、效果如何及何以应对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价值-利益回归构成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基层党群关系矛盾与村落权势阶层兴起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空间,压力型维稳体制、同心圆式政治权力结构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机遇;底层社会激情抗争具有组织化程度低、情感性动员强特征,是一种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的非政治对抗的利益规则意识;防范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转变,是化解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逻辑演变的重要关键点;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演进逻辑。     

再造“中心”:元治理视域下的国家在场及其治理策略——基于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证研究

源于西方语境的治理理论谱系呈现出从“统治”到“治理”再到“元治理”的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元治理”对研究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国家“再造中心”具有较强解释力。研究发现,在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国家并非直接实行自上而下强制性动员或行政命令,也并非依靠去国家化多中心治理,而是实施间接性、影响性控制行为,通过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的策略性组合,经由国家引领治理全局和国家治理中心地位,经由治理权力集中和多治理主体合作的“双轨政治”,实现元治理下国家在场与“中心”再造,实现管理有效与治理民主兼顾。在搬迁阶段,作为国家基层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受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搬迁锦标赛驱动,经由“文件政治”“会议政治”与“战时化叙事”,重建科层内部权威秩序;在治理阶段,则通过“去行政化”激活居委会,以“服务治理”促党建引领,经由物业与居民矛盾的“强制性协调”、生产空间政治化及居民自组织依附式发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在场和“国家中心”再造。     

二重国家--对国家本质的再认识

传统国家观认为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笔者认为 ,这一传统观点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 ,必须确立新的国家观——二重国家观。从社会层面看 ,国家是社会国家 ;从政治层面看 ,国家是政治国家。社会国家与政治国家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福利国家理论与东欧新福利国家比较研究

本文从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理论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将东欧转型国家纳入到研究范围当中,界定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概念;并以此为基础,从多种视角考察了东欧转型国家社会政策的演变及其现状研究。总体而亩,当前对东欧福利国家制度的研究还极为薄弱,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力度刻不容缓。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经常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否催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第二,近代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形成了“冲击一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对立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对立是“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流行解释框架的表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关于"社会政治"的一般理论

“社会政治”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治社会”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 ,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 ;而“社会政治”思想始见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 ,指的是无阶级社会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社会政治”理论与 1 9世纪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其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提出和研究 ,对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四个视角——基于相关文献的检视和回顾

由于研究旨趣的不同,学界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理论研究可以大体归为四个研究视角:一是乡土社会与国家建构的视角;二是政治控制与社会动员的视角;三是基层民主与农民维权的视角;四是基层政府与村庄精英的视角。四个视角涵盖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领域,对于我们认识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但需要看到,现有研究对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解释模式较为单一,这对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提出了要求。     

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

本文提出了国家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并第一次运用政治学、历史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手段来系统地论证该概念。本文指出，国家民族主义即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或一致的、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它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内容，是一种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恒常起作用，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因素。本文认为，国家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成立，不仅有其理论依据，而且有其现实基础。该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因而该概念应进入现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