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行动单位:集体、农户与个人——兼论当代中国农民行动单位演变轨迹

农民以家庭为行动单位,家庭是农民行动的主体单位.在经济条件、生产和劳动力的社会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民行动单位会有所偏离.在生存受到威胁时,家庭行动会上升为集体行动;在家庭经济条件变好的情况下,个人行动可以独立于家庭行动.从总体上看,农民行动与家庭行动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农民行动从属于、服务于、独立于家庭行动,各个阶段循环往复,交替前进,农民的行动空间、选择集和自由度都在逐渐扩大.     

农民外出就业:社会结构与行动主体的交互作用

农民外出就业 ,是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与行动主体交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结构的不均衡 ,形成了农民流动的“推—拉”力。新的和不断调整的制度安排 ,使农民向外地流动成为可能。农村居民之间相对经济地位的竞争 ,越来越成为农民外出就业的强大动因。区域和个人条件的不同 ,使农民外出就业呈现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把结构和行动联结起来的是理性———包括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外出就业的行动 ,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性要素 ,促进城乡关系结构的改变和乡村社会的变迁。     

积极公民何以形成: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国家与农民——以湖北、山东和湖南的五个村庄为研究对象

积极公民的形成源于多种因素,既有国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还有公民个人因素.通过对湖北、山东和湖南的五个村庄的经验研究发现,积极公民的形成需要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行动,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行动.前者包括国家和政府对农村公共设施、产业发展等实施建设性投入,农民从中有较强的个人、家庭及共享公共设施的获得感;后者指农民参与、影响建设性行动并承担个人和社会责任.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行动和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行动是积极公民形成的重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在实践中要同步、同时实施,否则难以促进公民的积极转化.     

经济增长中的货币化进程:一般分析框架与中国经验

一国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货币化推进。只有货币进入生产领域、流通领域,才能使商品、劳务和资源显现出自身的价值,并以货币为媒介来进行交换和配置。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经济货币化的过程。货币化程度高,意味着货币和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范围大,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增强。一国货币化进程的推进,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制度变迁或结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迅速提升,经历了商品和劳务货币化,资源货币化,国际输入性货币化进程,这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超额货币。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中货币发行数量与结构应与体制变迁、经济发展相适应,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才有利于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     

复合行动论初探

理性由于其有限性 ,造成了人类行动的复合性特点。在任何行动中起作用的所有因素 ,既有“理性所及因素”又有“理性未及因素” ,人类行动均是这两类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两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同 ,便造成了人类行动既带有理性所及的特点又带有理性未及的特点 ,这种特点决定了人类行动是理性所及行动与理性未及行动的复合统一 ,即是一种复合行动。这种行动理论可称之为复合行动理论     

从农村“六合彩”赌博看农民理性的演变——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本文主要借鉴社会学的狭义理性选择理论,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为逻辑主线,对当前"六合彩"泛滥地区农民理性问题进行分析.本研究的启示是改善农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改变农民的意识和认知力,是促使农民理性选择系统结构合理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促使农民形成"正面的"经济理性的根本途径.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限理性与集体理性——以农村校车服务为例

当前,大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是学界和政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追根究源在于有关行为主体基于有限理性做出不恰当的行为选择。在农村校车服务供给过程中,农民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无知",亦即有意识地不去表达、不实表达、消极表达或者无法表达对农村校车服务的真实需求;政府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冷漠",亦即有目的地表明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提高农村校车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破解"理性无知"和"理性冷漠",社会必须做出集体理性的选择,架构起有关行为主体之间联系的桥梁,使得农民获得更多农村公共服务选择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使得政府具有更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回应性和责任性。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是一个被忽视了的群体,但是它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中迫切需要给予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本文从外出原因与行动选择的关系上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现象以及对我国社会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发现仅用一种原因很难解释农村人口选择外出的行为,而是在不同阶段他们外出的动因是不同的,用经济理性、劳动力剩余或者普遍贫困等理论难以解释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不断地建构他们外出的理由。所以要从过程或动态的角度来理解新生代农村人口外出的行动和原因,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一群体特征以及他们的行为规律。     

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纷争

纯粹理性对任何经济主体都是一种经济假说。由于农民所处的特殊环境 ,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民是缺乏理性的 ,这种观点在国际上受到舒尔茨、塔克斯等理性论者的批判。中国自然经济历程较长 ,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 ,非理性的特征应该更为明显 ,但实证性研究材料表明 ,农民甚至包括贫困农户的经济行为仍然是理性的。当然 ,农民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还在继续     

理性范畴刍议

文章从译本对斯科特专著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中Economy一词译作“经济学”所引发的歧义谈起,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两者间的恰当性问题,继而引出以经济理性诠释或理解传统农民经济行为是否恰切这一具体研究问题。基于此,文章对理性范畴的历史演进过程、类型及其局限进行梳理与分析,从而一方面明晰了该范畴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指出经济理性的社会转型并非历史的必然。文章在最后指出,时间维度与理论框架是理解与回应“农民是否具有理性”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     

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农民创新”话语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意义

农民创新作为一种社会创新,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立和现代化农村发展转型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通过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追溯"农民创新"话语的历史变迁,研究认为:现代科技的强大优势、农民创新隐性的发展特点、以及现有的制度体系等一定程度上使得农民知识系统及其实践行动意义和价值被忽视和低估,但是其话语变迁的结果,愈发凸显了农民创新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现实意义。各级政府应该为农民创新提供和创造一种能动的空间,为其创新的实现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行动和成人之道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如何行动决定人有什么样的德性,而人的行动开始于对行动的选择。选择是实践理性的审思活动。由于实践理性的参与,行动是自愿和自我负责的,从而证明,人最终是自我成就的,成为什么样的人由人自己决定。对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点-实践理性只是审思行动的手段,而不审思行动的目的,有着普遍的工具理性的误解。本文说明,实践理性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达到既定目的手段,而是和人的德性、情感、欲望一起,共同构建出具体情境下行动的目的并筹划达到目的的途径。实践智慧是人在行动中揭示真理的方式,它总是和情感一起出现。人的自我决定包括了行动和情感两个方面。     

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及其悖谬

英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他认为,财产权起源于人对客观对象的劳动和改造,是"自然理性"赋予人的合法权利;同时,"自然理性"又为财产权规定了两大限制性要件。在此基础上,洛克提出了其著名的"产品交换"理论和基于产品交换理论的"货币"理论。但是,无论是洛克的"产品交换"思想还是洛克的货币概念,都与他关于自然理性赋予财产权的两大限制性要件之间有着根本的冲突。     

改革以来中国金融增长分析

一、货币化与金融增长：一般性说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十分迅速,到１９９６年货币化指数已达１０８．５８％。从总体上讲,货币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是制度变迁尤其是产权结构自农村改革成功以来所发生的显著变化所导致的,特别是在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４年间,由于农村的生产责任制的实施与大量非国有企业的出现,使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大大增长,经济中被货币所媒介的部分迅速提高。由于改革中的经济具有很强的吸释货币供给的功能,国家也向经济中注入了大量无通货膨胀风险的货币,并在此过程中获取了大量的货币化收益。显然,这一时期…     

农民工本地就业的理性分析

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家乡外出就业,形成庞大的“民工潮”的今天,仍有部分农民选择留在本地寻找就业机会。本文以这部分本地就业的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分析角度出发,认为农民本地就业的行为是立足于家庭经济单位之上,综合了经济、社会多种因素的一种理性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也体现了他们对个人资源认识的理性化。     

农村金融支持农民消费问题研究

在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农民收入和消费充分货币化的情况下,金融支持应该而且也能够在扩大农民消费需求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农村消费信贷品种缺乏,从而人为地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应强化金融支持农民消费,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创新信贷产品、积极开展农民消费信贷。     

话语理性到实践理性：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行动关系——兼论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内核的嬗变

制度与行动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农民行动单位与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一个解释模型

农民行动单位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农村公共性程度和农民组织能力的差异,进而形塑出不同的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由于现代性的长期浸润和国家权力的渗透,全国各地农村家族和地方性规范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解体,再加上压力型信访维稳体制的影响,极大地改变着既有的政治机会结构,将导致各地农村再生产出越来越多以个体利益诉求为目标的上访行为。从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探讨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区域差异,有利于拓展农民上访研究视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