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汝芳的儒学思想与生命精神

文章以儒学是生命的学问为致思路径,概括出一代大儒罗汝芳的儒学思想与生命精神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对儒家生存根据论的阐发、身心一体的身心观、生生思想与“解缆放船、顺风张棹”的修养观、求孔颜之乐的快乐观。这些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思想和生命精神。     

纵横任我生意活泼--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

泰州学派被称为“狂禅”。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是重要的环节。他主张纵横任我,生意活泼,将活泼泼的生命存在的冲动置于审美心意结构的核心,由审美本体、审美工夫、审美体验三方面构成。罗汝芳融合周易、禅宗、道家学说,使“狂禅”虚灵的层面日益凸显。     

牟宗三与“生命的学问”

牟宗三将中国哲学定位为"生命的学问",以对比于西方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西方哲学重客体性;而中国哲学之中,儒家特别注重"内在道德性"。傅伟勋也同意"中国文化是以生命的学问为主"之说法,但另外提出"学问的生命"之说,以期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然而吊诡的是,牟宗三的一生所为,主要是哲学思辨的工作,属于傅伟勋所说的"学问的生命"。对于这种生命的吊诡,牟宗三有所自觉,而强调:哲学思辨虽是耗损生命之事,但却是社会与时代所需要的。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罗汝芳与汤显祖师生交谊甚厚,罗师的思想观念对汤显祖影响甚深。受罗影响,汤显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生观、政治观、文学观,进而直接影响其生活、从政及戏剧创作。正是罗汝芳的“生生之仁”、“赤子之心”等论说内化为汤显祖的行为指导思想,于是他在为官从政时能施行仁政,实行人性化的政治管理,赢得百姓的爱戴。也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能突破前人思维,大胆描写人生之“情”,创作出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戏剧佳作。     

阳明后学思想家罗汝芳研究综述

罗汝芳作为阳明后学重要人士,其生平思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由师承考述可见,罗汝芳的泰州学脉归属有误判之嫌。从阳明学整体视域考虑,罗汝芳学术传承具备独立江右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通过对思想家弟子门人诗文的搜辑和考辨,得证罗汝芳晚年思想呈现出对阳明学和白沙学的双向汲取。在此前提下,思想家在本体论层面偏向于“归宗性地”;在工夫论层面则主张“默识”。就以上两点展开探究,对罗汝芳思想的重判具有重要意义。     

顾成、罗汝芳“文”“武”二墓探源

明镇远侯顾成以武官身份镇守贵州而建立功勋，其墓葬后世称“武墓”;罗汝芳是阳明后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墓葬后世则称“文墓”。传二墓均立于安顺九溪村河畔。已有研究表明，“武墓”确为顾成长子顾统与其妻俞氏合圹，《顾夫人俞氏圹志》厘清了该墓茔之讹传数百年的谬误;“文墓”虽疑窦重重，为考古研究带来了许多疑云，却增加了对罗汝芳晚年生活际遇、思想由激进转为隐逸突变的深思，且从罗汝芳的“韦氏之识”“伤子之痛”和“隐居之谜”事件分析，其隐逸并葬于安顺九溪之说极为可能。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晚明“心式”小品——论心学思想对张岱小品文的影响

张岱作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冰雪之气"、"空灵"等文学主张及其文学实践都深受王阳明、王畿、罗汝芳、李贽等心学思想家的影响。心学思想在张岱小品文的主题、内容、风格等方面,都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因而,张岱的小品文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心式"小品。     

罗汝芳乡约的良知学内涵及其社会化实践新探

明代乡约作为儒学的社会化实践方式,在良知学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面貌。阳明学者罗汝芳订立的乡约以正面启发、唤醒人人皆有的良知为目标,借助展示良知、亲子之爱、礼乐仪式的实践方式,秉承着从容自然、平等亲切且富有内在韵律美感的原则,将儒学的引导功能和实践本怀展现出来。其约不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既有乡约以强制手段进行道德审判、惩戒、教条灌输等问题,也兼容了乡约的自治自发与官方的圣谕宣讲,使得觉民与得君之间得以融通。罗汝芳乡约反映出儒者社会化实践的本质始终是着眼于具体真实的生命存在及其现实处境,这不但是乡约得以长久实施的内在依据,也是儒家之“仁”超越时空差异的不变内核,在当今时代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     

服务:罗辀重对师范教育的道德价值取向

罗辀重以"服务之人生观"为师范教育的道德目标,要求师范生养成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人生观,这体现的是"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罗辀重揭示了当时师范教育的缺陷,提出变革师范教育的环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培养师范生的"服务之人生观"。罗辀重关于师范教育的道德价值问题的探讨,能给当前我国教师教育变革以一定的借鉴。     

罗汝芳生平与家世述略

罗汝芳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被称为泰州学派“唯一特出者”。出生于南城县,一生研习理学,传播理学,门人众多,影响深远。罗氏为南城望族,人才辈出,而汝芳又是其杰出代表。汝芳世居南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因而其生平及其家世很值得研究。     

带着诗歌支边与带着诗歌返乡

与诗歌相识、相知、相爱,无论是支边,还是返乡,罗鹿鸣都心存感激,诗歌恰如他生命的火焰与春天,给他信心和力量。罗鹿鸣的诗歌创作在经历了活跃期、沉静期、回归期和专注期之后,他生活的积淀更加丰富,表现手法更加成熟,他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     

罗光生命哲学视野中的“动态生命观”

作为台湾新士林哲学的领军人物罗光先生，在其生命哲学体系中，结合天主教哲学中的“存有”范畴和儒家传统哲学中的“生生之道”，体贴新的生命观，即生命是动态的流动，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变易，生命的过程就是生命本体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     

为太平天国史学鞠躬尽瘁——敬书《罗尔纲全集》后

史学界有巨匠曰:"罗尔纲"。他毕生以考据治太平天国史,把对考据方法的应用,推上了乾嘉学派、实证论者等所未能达到的高峰。罗氏继萧一山、简又文、郭廷以等而起,为太平天国史学奠基。近百年来,一人而已。     

罗贯中著述研究举要——《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

罗贯中的著述关乎罗氏生平、思想、艺术成就和中国小说史及小说创作艺术的若干重要问题,一向颇受研究者关注.整理总结自明清以来的有关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该课题,于<三国演义>、小说史及小说创作艺术等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作为记忆和遗忘的诗写——以罗鹿鸣诗歌为阐释中介

无论是人类意义的确认还是生存价值的指证,诗歌都在其中,如影随形。在商业因子无处不在的当下,热爱诗歌并执迷于创作的人往往面临着某种冒险。这种冒险对于每一个诗写个体来说,与其说是创作困境,不如说是生存警醒。在罗鹿呜的诗歌文本中,记忆和伴之而来的遗忘既是对冒险的诚实回答,更是对生存价值的体认和建构。在不断超越的诗写策略中,罗鹿鸣凭借独特的经历和对诗歌的感悟,完成了对过往生活的意义重述,也强化了对当下诗歌的美学关怀。虽然,在其借助记忆还乡的过程中,诗写策略也面临着传统文明衰落后所带来的新挑战,但这种挑战,应该视为优秀诗人承载生命价值的心灵之旅。     

采遗芙蓉:曹植诗文中的爱情意象——兼论建安十六年对曹植的意义

建安十六年,一方面是曹植一生文学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始点;另一方面,又是曹植真正意义上的情爱人生的起点。其中采遗芙蓉的意象,几乎贯穿曹植的一生。从曹植诸多诗文作品,特别是从《七启》《九咏赋》《芙蓉赋》《洛神赋》等文学作品来看,都带着极为浓郁的芙蓉情结。芙蓉,正是曹植和甄氏爱恋的媒介,因此,也是曹植一生不断回忆追恋的意象。     

探析张载建构之气与二程建构之理

张载、二程分别围绕气、理建立了他们的哲学体系从而创立了关学和洛学，两派大本一，共同为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气、理的共性。气、理都是本体，它们的共性主要表现在都既是存在的，又与用相统一；既具有性体义，又具有心义。后来的哲学家们基本上沿循了气、理所奠定的这种本体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