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枝词看巴蜀酒的区域分布和文化传播方式

目前学界对巴蜀酒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考辨巴蜀酒的源流,二是对其发展、演变的相关陈述,三是地方性代表性酒业个体研究,而关于巴蜀酒业的区域分布和传播方式鲜有考证。通过对竹枝词中相关史料钩稽认为:在明清时期,酒早在巴蜀之地广为流传,且分布极广。以锦城为中心,向西可以达到郫县、芦山和盐源,向东可以延伸至重庆梁平、垫江,传到以北的绵州、广汉之地,并传到以南的西昌等地,形成了环状分布的饮酒文化圈,其文化传播的方式主要有2个:一是通过商品之间的买卖等商业行为,由商品交易将其文化传播开来;二是在巴蜀地区的文人墨客们,借由他们的诗篇将酒的情感传播到各地。     

从考古资料看甘州回鹘的文化

甘州回鹘是9世纪晚期至1028年间由河西地区的回鹘人以甘州为中心建立的民族政权。史书对其记载甚少。唯敦煌出土古代写本与石窟考古资料对其有较多反映,弥足珍贵。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回鹘由漠北迁入甘州以后,其宗教文化深受当地影响。宗教信仰上,原来被奉为国教的摩尼教虽继续流行,但势力越来越弱。而在漠北时期并不流行的佛教。却异军突起,取代摩尼教而成为甘州回鹘国最为流行的宗教,同时萨满教遗俗继续存在。在文化上,回鹘文开始流行,其服饰与风俗习惯虽保留旧有风格,但已深受汉文化的濡染。高度发展的回鹘文化反过来又对西夏文化产生了影响。     

从神话和考古发现看洞庭稻作文化的起源与传播

流传于洞庭等地的系列神话暗示了其原住民三苗率先发现野生稻并进行人工栽培;彭头山、城头山等稻作文化遗址的发掘则充分说明洞庭稻作文化是最早人工种植水稻的地区.日本、朝鲜的犬图腾等与洞庭区域的神话同源,也说明了洞庭稻作文化传播的历史过程.     

从考古发现看四川上古文化的开放性

从考古发现看四川上古文化的开放性高大伦形成于先秦时代的晋、楚、秦、齐、燕、吴越、巴蜀等各具特色的方域文化中，巴蜀文化又是很特别的一个文化。巴蜀距华夏文明中心——黄河中下游最为遥远，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为中心地域的巴蜀在地理上自成一文化圈，与外界几近隔绝状...     

“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随着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的惊人发现,以及配合三峡工程上马而进行的对三峡库区的抢救性发掘,古老的巴蜀文化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为进一步推动巴蜀文化研究,2004年11月20—22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与西南师范大学联合在重庆举办了“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川、湖北等13个省市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学者围绕巴蜀文化和三峡考古等议题,各抒己见,新见迭出。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关于巴人的来源王善才(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认为,巴人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的长…     

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古稻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产稻闻名于世。那么,中国何时开始种稻?中国古稻有哪些种类?是从哪里起源的?又是怎样培育出来的?古稻的种植和分布情况又怎样?等等。这是许多考古学、植物史学和农学史工作者一直关心的问题。     

从"中心与周边"看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化

一、"中心与周边"的内涵 1、中心与周边的概念每一在场的东西,就其当场出现而言,都是一个中心,并以其他不在场的东西为周边.换言之,显现在当前的东西以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为周边.所谓"在场",指的是当前呈现或当前呈现的东西之意;所谓"不在场",就是指未呈现在当前之意.     

从文献资料看明清徽商家庭内的言传身教

本文在大量占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对言传身教这一基本教育方式方法在明清徽商家庭内的运用进行全面考察.明清时期的徽商家庭在采用耳提面命和尺牍传教两种方式对子弟进行“言教”的同时,又极其注重“正身率下”,注意言教和身教有机结合,律己和教子良性互动,既突出言传的艺术性,又讲究身教的规范性,是善于教子的古代商人群体.     

三峡与巴蜀文化

三峡名称最早见于西晋左思《蜀都赋》：“经三峡之峥嵘”。在汉代桑钦著的《水经》里，提到了广溪峡、巫峡、西陵峡，但未贯以三峡之名。后魏郦道元《水经注》才把它统称为“三峡”，但其时代晚于左思。因此，三峡之名可能起于东汉至魏晋之时。当人们     

何其芳与巴蜀文化

作为整体的巴蜀文化,包括边缘性质的巴渝文化和具有中心地位的西蜀文化.现代诗人何其芳虽然置身巴渝文化圈,却有强烈的西蜀文化情结.在出蜀与还乡、温情与裱艳、柔情与灵活等不同层面中可以还原其去边缘化倾向.     

卢作孚与巴蜀文化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近代著名的巴蜀企业家卢作孚与巴蜀文化的关系，认为巴蜀文化的精神品格深深地影响着卢作孚的人生选择和创业实践，而卢作孚通过创办一系列具有影响的近代经济、社会事业，张扬了巴蜀文化特有的文化精神和进取精神，推动了传统巴蜀文化的近现代化转型，为巴蜀文化开拓了从传统到近现代化转型的区域文化新境界。     

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

20世纪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 ,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夏文献资料匮乏的状况 ,为人们从总体上了解西夏文献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另外 ,出土的西夏文献材料对于传世的汉文西夏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 )可以据以补充大量的新的西夏史料 ,使我们对西夏历史的了解更加全面、系统。(二 )可以据以修正以往汉文西夏史料中的疏误。 (三 )可以据以考证汉文史书中对西夏历史语焉不详的记述。 (四 )可以据以印证汉文史书的记载之实。还为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提供了新材料。     

从服饰考古资料看两汉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运用服饰考古资料,总结两汉时期中原地区汉文化服饰的特点,通过分析两汉时期北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甄别其本民族的服饰特征和外来文化因素,探寻北方民族文化交流在服饰上的表现,可以总结出服饰所体现的民族文化交融的规律.其具体表现:一是本民族的传统服饰吸收外来因素并与本族服饰自然的融为一体,形成新的服饰风尚;二是一个民族的服饰被另一个民族完全接受,或深刻影响了另一个民族的服饰,通常表现为民族服饰的完全或不完全汉化.     

巴蜀符号：巴蜀文化的源头与活水

近年来,四川大学“巴蜀图语的符号谱系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课题组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做出了极大扩展。团队在继承川大自徐中舒先生以来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深厚积淀的基础上,将现代认知生物学和传播符号学理论与巴蜀符号进行了有机结合。人文传统与前沿科学方法的跨界结合极大地扩展了古文字研究的视域。从前巴蜀符号的讨论多基于研究者的“猜想”,往往各说各话;而在脑电、脑核磁等实验设备的辅助下,研究者可以从大脑反应、激活脑区差异的实证角度对巴蜀文字的性质和表意机制做出探讨,并能一定程度越过“解读”的困难,将巴蜀符号与人类史上多种早期文字进行比较和对话。目前,研究团队已建成学界首个巴蜀符号数字材料库和国内一流文字认知实验室,在认知科学前沿与古文字研究结合的道路上迈出坚实脚步。     

区域地缘视角下湖南与周边四省的交流互动

受区域地缘关系的影响,湖南与周边的广西、广东、江西、湖北四省联系密切。历史上,湖南与周边四省在政治建置、经济发展、人际交往、文化融合等方面存在着紧密地交流与互动。正是在湖南与周边四省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中,周边四省的文化有力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反之湖湘文化也对周边四省文化的发展造成了相应的影响。     

从考古发现看拓跋鲜卑的发展壮大

一、拓跋鲜卑的起源与南迁 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日益强盛,开始对东胡部落联盟发动大规模战争,征服了东胡部落联盟。剩下的东胡人便分聚于乌桓、鲜卑两部。“鲜卑自为冒顿单于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于乌丸(桓)相接。”所以在文献上一直未见其和西汉发生什么关系,所以关于鲜卑的活动,东汉时才见于史籍。汉文史籍所叙述的鲜卑都是从鲜卑迁徙到饶乐水(西拉木伦河)流域开始的。 那么鲜卑迁到饶乐水前居住在何地呢?史称鲜卑以山为号,然鲜卑山却有两个,《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鲜卑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张穆《蒙古游牧记》说:“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这里的鲜卑山乃是人们所说的东部鲜卑。然鲜卑依地理位置分为东部鲜卑与西部鲜卑(北部     

浅谈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

20世纪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 ,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夏文献资料匮乏的状况 ,为人们从总体上了解西夏文献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另外 ,出土的西夏文献材料对于传世的汉文西夏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 )可以据以补充大量的新的西夏史料 ,使我们对西夏历史的了解更加全面、系统。 (二 )可以据以修正以往汉文西夏史料中的疏误。 (三 )可以据以考证汉文史书中对西夏历史语焉不详的记述。 (四 )可以据以印证汉文史书的记载之实。还为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提供了新材料     

从职业称谓语看湖湘区域职业文化特征

以长沙话和双峰话为代表的湘语职业称谓系统折射出湖湘区域职业文化的诸多特征职业体系完备、职业形态发达、职业等级分明、职业评价爱憎鲜明、职业指称关系繁复,以及重农轻商、封闭保守等局限性。这对于扬长避短,建立与时俱进的区域职业文化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规范了现实的选择途径。     

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