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夷明诗辨体批评述考

关于明代诗歌的价值,明清以来有诸多纷争。许学夷对明诗总体成就的认识及对明代诸名家诗的辨体批评实践,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评价明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学夷认为,明诗总体成就虽无法与前代相比,但这并非等于明人没有创作出直追唐人的好诗。明诗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是歌行与七律。明初高启、杨士奇等人擅长五言古诗,明中后期诗人无法企及;歌行体各个时期均有大家,以李梦阳、高启成就为最高;七律在明中后期较为纯熟,何景明为明朝七律第一,至嘉靖诸子虽气象宏大而实少变化,日益趋于雷同。     

论王船山文学创作与批评之关系——以和韵诗、仿体诗、谐趣诗为例

王船山是文学批评的大家,其诗歌创作在明清之际也自成一体。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可引领我们探寻王船山诗学的奥秘。通过对王船山和韵诗、仿体诗、谐趣诗的研究,发现其诗歌创作与批评的若干背离之处,联系王船山思想性格及诗学变化历程进行深入讨论,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背离,一方面根植于王船山性情之豪逸与时代责任感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王船山晚年对早期性格与思想的全面反思与矫正。     

荻生徂徕《绝句解》与日本明诗评点之兴

探讨日本文人的明诗评点，并非是在日本汉文献中寻访残缺的明代遗梦，而是从东亚视角重建对明诗理解的一种尝试。明亡后，清初文人对明中叶以来的诗歌整体偏于否定，持论有失公允；而日本文人的明诗评点作为从周边看中国的“第三只眼”的观察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日本文人对明诗的评点勃兴于江户时代中期，这是由明入唐的学诗路线使然，也与他们批判宋文化的思想转向以及接续中华文化正统气脉的意图相关联。探析日本明诗评点之兴，荻生徂徕的《绝句解》是无法绕过的荦荦大者，他专注于评点明七子派诗歌，尤以评点李攀龙存世的全部七言绝句及近九成五言绝句而具开创性意义。《绝句解》评点明诗具有言简情深、体味深远的特点，既揭示明七子派诗歌与唐诗在意境、诗意、句法等方面的契合处，为日本文人由明诗上窥唐诗妙处提供范本；又揭示明诗与六朝诗歌的因缘关系，为探讨明七子派诗风的复杂面貌提供指引。《绝句解》从日本视角重新建构明诗典型，对明诗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自成一说的看法，其间开显的新意作为话语回馈，有助于我们从东亚视野重估明诗。     

明诗文学生态述议

相对于唐诗、宋词,明诗在文学史上意义颇为有限,但以文学生态的研究视野而言,有明一代虽未能为传统的诗歌文体营造出适宜的文学生态,以实现其时代理想.然二百七十余年的明诗历程中却饱含着丰富鲜活的人文生机,更记录着有明一代的士人心态、社会风尚、历史变迁及精神风尚.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论竟陵体

竟陵体一称最早出现于明万历末年,竟陵体虽孕育于晚明的公安派诗风,但它更是竟陵派诗人感受时代风会,追求诗歌创新的一种产物。竟陵体以“隐秀”为旨归,以“孤清”为诗趣,具有灵朴苍寒、不避险怪、用字细幽等风格特征,仅以“深幽孤峭”来概括它的特征,尚是不全面的。在明诗的历史演进中,竟陵体与公安体的形成俱是晚明诗歌革新运动的体现,对明诗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卫慧新作《我的禅》

通过对高叔嗣的生平思想、创作倾向以及诗歌风格的阐述,认为在明代前七子拟古阴霾的笼罩之下,高叔嗣的诗歌创作独标自然真情,诗风冲淡自然、淳厚蕴藉,进而指出高叔嗣是明诗转变的关键人物,对晚明及清初诗坛具有深远影响.     

论王船山词中的遗民情怀

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大批遗民文人。自称“明遗臣”的王船山的遗民情怀表现得尤其深刻和持久。明亡以后,王船山以遗民身份致力于文学创作,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文章以船山词为载体,联系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船山的个人生平经验,通过对遗民情怀追溯和对船山词的分析来探索王船山深刻而坚定的遗民情怀。     

船山为何独钟康乐诗

王船山撰《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及《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等作,涉及诗人近千家,每多非议,少轻许可,而独对谢康乐诗赞誉有加,无一微词。原因何在？本文从船山生平、创作、诗论及康乐诗诸多方面作了认真探讨     

朝鲜诗家申钦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

朝鲜诗家申钦的诗学批评理论,在继承前人诗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他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内容涉及唐诗、宋诗、明诗以及朝鲜本国诗,审美眼光独到,体现出朝鲜诗家对中国古代诗歌、朝鲜古代诗歌的鉴赏、品析能力,为我们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论何焯的王士诗歌研究

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圭臬,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焯是清初考据学开风气的学者,开乾隆以来考订之风,治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大量的批校本中,堪称评点大家,他对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主要保存在其所批校的《古诗选》及《渔洋精华录》中。何焯论王士禛诗重在揭示其诗作风格及其渊源所自,分析王士禛诗歌中集前人之大成的创作轨迹,从而对王士禛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历时性认识。强调温柔敦厚是王士禛与何焯诗学思想的共同之处,体现了康熙盛世之治对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     

飞扬与静观——闻一多与废名的新诗批评比较

闻一多与废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作家兼诗评家。闻一多直接参与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持续到1940年代;1930年代的废名身为北大教师,选择了十余位现代诗人作为讲课内容,鉴赏新诗,提出新诗批评标准。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二人都有其独特贡献。对比二人评诗观念、标准、风范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探究他们诗歌批评的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推进作用。     

明代复古主义诗学诸理论及发展

明代复古主义由祈向诗歌美学高境,而推崇汉唐,讲求格调,在展示独特理论魅力的同时,何景明重视才情,已对其先天弱点有所修正;而面对明中叶新思潮的挑战,王世贞吸收作家才思真情自我个性等方面的内涵,突破固有的理论局限;胡应麟发掘兴象风神等汉唐诗歌品质,补充体格声调理论之不足;许学夷突出从“体”的中偏正变的历史考察、尤其各种“变”的环节与样态中,探求和分辨诗歌本乎天成、形迹俱融、风神超迈的根本性质。从而使复古主义成为一种突出诗歌内在特性研究而又比较圆融的诗学理论。     

《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的文学批评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尤其在明代诗文集的介绍和评价方面具有批评史的意义,它对明初台阁体的诗文作品评析颇具特色,大致呈现出主观裁夺、扬此抑彼、细分界限和显瑜掩瑕等几种方式,揭示了台阁体文风的内涵。《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深刻的文学批评和认知程度为当今研究明初前百年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和重要借鉴。     

流派·个性·风格--评王夫之反"门庭"观的诗学理论得失

在中国诗学史上,王夫之对诗坛"门庭"的批评最为严厉和著名.本文拟就船山批评诗坛"门庭"的几个主要观点略作分析,认为,船山反"门庭"论的诗学批评观既强烈有针对性,并表现出诗学理论卓识;但船山不加区分地否定文学史上的"门庭",并将创作个性与文学流派、文学风格截然对立,因而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失误.     

林鸿的闽中诗派领袖之路

林鸿为明初著名诗人。在文学复古思潮盛行的明代,他的诗歌被视为唐音正声,其本人也被奉为闽中诗派开山之祖。然而经过考察,发现林鸿在明初福建诗坛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他的地位是随着闽中诗派的崛起、发展而得以确立的。在得到巨大的声誉的同时,他的传记却被加入了种种虚构、臆想的成分,“林鸿”成为一个标签,他的诗歌和观念再也无人问津。     

沈德潜格调论诗及影响

明代提出的格调说,以唐人为其诗学圭臬,着眼于诗歌的气格声调,其艺术因素较为明显,而沈德潜则强化了伦理道德因素,意味着儒学对诗学的统摄与控制,这与清初期文化背景与沈氏个人经历与诗学趣味有关。     

曹贞吉与清初济南诗派探微

曹贞吉,清初著名诗人,其外祖刘正宗在清初力倡济南诗派,以宗唐为旨,曹贞吉诗歌深受外祖影响,诗风发源于初盛唐。济南诗派另一领袖人物王士禛主张＂神韵说＂,与曹贞吉交厚,对寄托遥深的曹氏诗歌亦彼为激赏。然而随着清初诗坛宗宋诗风的兴起,曹贞吉诗歌一为诗坛风气所感染,一为自身遭际所激发,由宗唐而宗宋,并最终融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对清代诗歌摆脱明诗余绪形成自身的时代特色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