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反省说”再评价

“洛克的‘白板说’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洛克的‘反省说’则是其认识论中的唯心论成份”——这是我们历来评价洛克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本文拟恨据洛克本人在《人类理智论》一书中对“反省说”的基本论述,重新检查一下“反省说”。并以此分析一下那种认为“反省说”等于唯心论的说法是否真有根据和道理。     

任何具体的认识只能达到相对的真理性

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教学和研究中,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是由对“绝对真理”这个概念不一贯的理解中引出来的。许多教科书和文章,在谈到真理时,认为任何真理都既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统一:就真理都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来说,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的,都是绝对真理;就它反映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程度来说,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又是相对真理。这里讲的“绝对真理”是在真理的客观性、包含的客观内容的意义上说的。但在讲到真理的发展过程时…     

对真理形式的一点浅见

山菊同志的《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吗?》一文,对“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讲法提出了疑问,认为“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真理的形式也具有客观性,真理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一致的”。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对真理的认识是一大进步,但觉得似乎还应该再补充一点意见:客观真理的内容和形式都具有客观性,也是统一的,但是这并不妨碍真理的表现形式的主观性质,因为真理既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又是客观范畴,它的内容的客观性可以不依赖认识主体,但是它的表现形式则必须要有认识主体参加。如果离开了认识主体对客观真理所依据的客观内容的反映或表现,也就无所谓有认识论中的真理了。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真理的内容和形式的客观性表现为其内容和存在形式的统一;而真理的主观性质则表现在真理在认识主体上的表现形式。把真理的形式区分为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也符合事物的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的区分。这样既可以肯定了客观真理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也正确表述了认识论中认识主体和客体对象的关系。     

论宏观认识论与微观认识论

1.目前哲学界关于加强微观认识论研究的呼声是很高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宏观认识论与微观认识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大家的意见还很不一致。在什么是宏观认识论与微观认识论的问题上,有两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把关于对“宏观客体”认识的过程和形式的研究,称为宏观认识论,而把关于对,“微观客体”。认识的过程和形式的研究,称为微观认识论。另一种意见是把关于意识与“外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研究,称为宏观认识论,而把关于意识与“脑内神经”的相互作用的研究,称为微观认识论。我认为这两…     

列宁《哲学笔记》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改造

“不是心理学,不是精神现象学, 而是逻辑学=关于真理的问题。” ──《哲学笔记》第186页 真理问题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主题。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真理不仅应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而且应是哲学研究的绝对对象。”(《小逻辑》第 93页)列宁在对《哲学史讲演录     

系统知识的认识论决定因素

系统方法可分为许多特殊的变体,但是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那么变体则归属于两种认识论倾向。这两种倾向在构成其整体的知识性质上各不相同。一种主要是根据一般理论知识,另一种则主要根据专门科学和科学实践的知识。这两种倾向实际上都是从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发展起来的。两种倾向都设想:积极地制订系统方法论的原因,不外是由于对科学知识有了新的需要,然而这些新的需要被解释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在阐释系统方法上的差别纯粹是认识论上的差别,人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特别的形式,不过是为个别种类的系统知识指明了认识论基础罢了。把系统方法划分为两种主要倾向的做法,可以通过对知识一般形式的影响进行更详尽的分析来进一步加以说明。关于系统知识的“一般理论的”和     

实用主义真理价值论琐议

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承认真理有用,认为真理是有价值的。然而,这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真理价值论,划清它们的界限,是个颇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本文试图以胡适为例,谈谈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真理价值论的区别及其意义。一马克思主义承认真理有用,重视真理的价值,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基础上的,以尊重客观真理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主张,客观实在是可知的,真理乃是符合客观实在的认识,所谓符合即正确反映客观实在及其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然不同,实用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哲学。胡适依据实用主义的经验论,在评价所谓旧派哲学家关于“真理就是同‘实在’相符合的意象”的论断时,提出一个什么叫做“和实在相符合”即认识和实在关系的问题,并作了否定反映论和客观真理的回答。     

论“多样性的统一”的理论内涵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次深刻阐述了具体范畴在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对具体范畴的出色运用,把辩证法引入了认识论和逻辑,达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高度统一。什么是辩证法所理解的“具体”?黑格尔说:“理念(即纯概念和真理)自身本质上是具体的,是不同规定的统一。”(《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0页)对此马克思是肯定的。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     

苏联召开认识论专题讨论会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集了全苏关于“认识论与对知识的社会文化分析”的学术讨论会。会议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戈罗德城召开,到会者除该院哲学研究所认识论研究室的大部分成员外,还有来自苏联各地的哲学工作者、教师、研究生等50余人。会议由认识论研究室主任、苏联著名认识论专家列克托尔斯基教授致开幕词,然后依次着重讨论了4个方面的问题:1、知识结构的方法论方式与社会学方式的相互关系。2、真理与技术鉴定。3、认识的方法论与人类学。4、作为认识论基础的规范主义和描写语言。     

《边城》与沈从文的艺术世界

一、渴望反映人生真实的美 《边城》这样的人生梦幻诗般的作品,除了体现着人们对美,对人间真情的向往和追求而外(这向往和追求又是任何偏狭的理念难于阻隔的),在看似平淡、朴实的作品后边,在往还蕴积着作者久久凝结于心,并想一泄为快的某种社会见解,某些生命体验和人生追求。只要不怀偏见和细心,从《边城》本身出发,我们是能大致领略沈从文的艺术世界的。 《边城》的作者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停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么,对于作者心目中的这种“人生形式”,应怎样理解呢? 首先的问题,…     

贝克莱、王阳明认识论的主要差异

学术界一般总是把贝克莱与王阳明作为剖析主观唯心主义的标本,并在他们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其实,他们两人理论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本文拟就王阳明、贝克莱在认识论上的差异与历史作用问题作一分析比较,以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观念”与“良知”内涵上的差异观念与良知分别是贝克莱与王阳明认识论中的核心范畴。因此,要比较二者认识论之差异,可以首先通过比较二者认识论中的这对核心范畴的本质属性来了解它们的差异性。什么是观念?拿贝克莱的话来表述:“存在就是被感知”,“存在就是观念的集合体”。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极为荒谬的命题(事实上,这命题一直成为我们哲学的批判对     

何谓对话?

1.对话的定义当我们谈到宗教之间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时,是指人们之间的双向交流。械斗、舌战、争吵、论辩虽是双向交流,但不属对话的范畴,倘交流双方对某一问题观点完全相同,则是观点的“增强”、“强化”之类,也不是对话。显然,对话必定蕴含这样的意思:交流的每一方对所谈的真理都还没有总体的把握,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探求,任何一方对所谈问题的真理都不会垄断。每一种宗教和意识形态都对生命的终极意义提供各自的独特解释,因而它们必然都有其局限性,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对实在的一切方面做出详尽无遗的充足的表述。所以,对世界上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信奉者们来说,用自己的眼光所无法     

评法制概念的广狭二义说

长期以来,在我国法学界有一种把法制概念区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说法。另外有些文章虽然没有这样区分,却实际承认存在着“通常讲的”和“严格理解的”,或者叫做“一般的’’和“现代意义上的”两种法制。持这种说法的同志认为:“从广义上说,法制是指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法律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上任何阶级社会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制。“狭义的法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指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     

也谈东方式妒忌和西方式妒忌

《社会》杂志1986年第2期刊登了坚毅的文章《谈东方式的妒忌》,将妒忌分为“东方式的妒忌”和“西方式的妒忌”两种,在分述了两种妒忌特征之后,大谈“东方式妒忌”的害处,相比之下,给人的感觉就是“西方式妒忌”比“东方式妒忌”好。读后,笔者不敢轻易苟同。《辞海》上说,嫉妒就是妒忌。妒忌是一种不健康的道德情感,是无知的畸形儿。黑格尔说过,“嫉妒便是平庸的情调对卓越的反感”。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唾弃这种恶劣品质。妒忌并无国度之别,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其意都相同。可是坚毅在其文中说什么“‘西方式的妒忌’的主要特征是你好,我比你还要好’”,此意即,西方人妒忌别人的成功,并不是打击、压制他,而是怎样赶超他;而“东方式的妒忌”的特点却是“我行,可不能让你和我一样行”;“我行,可不能让你比我更行”;“我不行,也要让你不行”。此意即,东方人看到别人的成功就眼红起来,不是想凭自己的努力赶超他,而是想压制他。言下之意,似乎西方的月亮比东方圆。此论颇为新鲜,目前在我国很有市场。事实果真如此吗?     

全面推行税利分流办法的可行性研究——对牡丹江市实行税利分流试点方案的研究

一、税利分流政策出台的理论根据、历史背景和牡丹江市试点方案实施的“小气候”(一)税利分流政策的理论根据1.它鲜明地体现了兼顾国家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原则,在根本上区分了国家根据两种权力不同性质和两种性质不同的收入,从而划清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两种不同管理职能。有利于国家逐步实现政企分开的改革设想。马克思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①他在说这一段话以前阐明了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的关系。他说:“‘权力也统治着财产’。无论如何.财产也是一种权力。例如,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两段论述充分说明了任何国家都具有这两种管理职能,而税利分流政策的制定就是以此作为理论根据的。它的优点在于明确了     

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实事求是”本来是一句古语,最早出现在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现代,第一个明确地把实事求是作为哲学概念,并赋予新的含义的人是毛泽东。他对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哲学命题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规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几十年来,我们党就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然而,我们党在坚持这条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过程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条思想路线完全被抛弃和践踏了.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以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全党同志从思想理论上乱反正,重申和恢复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明,实事求是,团结一致辞向前看”的方针,并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美洲哲学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

1.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以拉美哲学协会主席、墨西哥哲学家L.塞亚为代表的拉美学派早就提出要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新的哲学问题进行讨论。而以欧洲中心思想为哲学标准的美国哲学界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美国哲学家R.罗蒂认为,“根本不存在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哲学“是由于帝国的发展而可能实现的‘自由飞地’,但它决不意味着‘飞地’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他还认为,“哲学与政治实践毫不相干,如果涉及政治实践,也仅指希望而言。在压迫的条件下,哲学毫无用处。所以,拉美的不发达阶层不可能创造出任何一种值得评价的哲学”。完全代表美国哲学界英欧中心论(angloeurocén-     

吉林洮南方言的持续体范畴

吉林洮南方言中的持续体相对来说较丰富,可以通过“动词+持续体‘的’”来表示。持续体范畴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在动词后加持续标记“的”,一种是动词重叠表持续。有的还是持续标记与重叠手段的叠用。     

习俗与制度创新

习俗与制度创新费维照任何制度最终都是关于人的制度，法律制度更不例外。“法律不是一种纯粹的‘权力作用”’①，它的实现有赖于人们的服从与接受。本文试图从习俗和正式制度的关系层面揭示出：制度创新不仅是个立法过程，还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建设过程；制度创新不仅要从...     

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吗?

任何一个具体的真理,它的内容与形式必须是统一的。列宁说,真理是过程,就是思想与客体一致的过程(《哲学笔记》)。如果我们把思想理解为形式,把客体理解为内容,则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是构成真理认识的必要条件;反之,如果内容与形式不相一致,也就不成其为真理了。近年来,哲学界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真理的形式是主观的。”按照这个论点,真理的客观性,似乎只是体现在它的内容方面,并不体现在它的形式方面;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内容与形式不相统一(或者说思想与客体不相一致),怎能称之为客观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