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促进就业、控制失业率是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和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过多、结构性失业矛盾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支柱,是决定宏观调控成效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近年来,我国频繁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不断完善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从实践看,两个政策尚未达到协调的程度.改善的空间仍然很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对就业产生的实证效应来探索两者应通过国债财政与货币政策有效结合起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投资方式,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就业政策配合;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搭配才能缓解就业压力,产生良好的长效机制.     

环境规制与产业区域集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5²012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环境规制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呈倒U型影响,从整体上来看,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产业集聚水平增强0.269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环境规制强度均值为10.77,仍低于拐点值11.2,规制强度的提升会促进产业区域集聚水平的提高。从区域上来看,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大于西部和东部地区。因此,政府应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以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如何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产生的效应,对东道国政府制定引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以浙江省近几年数据为基础,运用平行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得到的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大于负向的竞争效应,即净效应为正,但数值相对很小,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工业发展产生影响,但影响并不大.如何提高引进外资利用的效率,本文提出了几点建议.     

北京旅游就业效应和就业乘数分析

就业为民生之本,缓解就业压力是当前各级政府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文介绍了国内外旅游业效应的分析模型,并采用静态局部均衡研究方法,以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计算了北京市的旅游就业贡献度,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北京旅游业的就业效应和就业乘数。     

FDI影响东道国就业规模的效应分析

加入WTO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日俱增,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FDI在为东道国带来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对就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由外商投资动机、外资流入方式、外资流入对象、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及东道国引资政策所决定的.并且,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往往表现出一定的时期规律.当前,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我国来讲,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我国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而就业问题的解决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意义十分重大.鉴于外资的流入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采取合理、有效的引资政策是外来资本能否充分发挥就业积极效应的关键.     

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分析

非线性规划分析表明,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后果不仅取决于最低工资管制本身, 还取决于外部监管环境,当监管环境强化到一定程度时,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冲击会扩大。基于粤闽两省439家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2008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的就业冲击明显强于2007年,但对城镇劳动力没有造成明显强化的冲击。进一步分析证明,农民工就业冲击的扩大主要源于《劳动合同法》引起的监管环境的强化,而城镇劳动力就业冲击没有扩大主要源于二元就业制度对城镇劳动力利益的优先保护。这提醒我们,《劳动合同法》对就业的影响很可能会通过强化最低工资管制等其他管制措施的效果来间接实现。     

营商环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全面把握营商环境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文章基于2017—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探究了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改善能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明显,在西部地区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尚未显现。营商环境子指标的影响分析表明,市场环境水平、政务环境水平、法律政策环境水平对共同富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文环境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尚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可以通过吸引投资者开办企业、给本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两条路径促进共同富裕。基于以上结论,建议各地政府多措并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营商环境优化方案,统筹兼顾地推进营商环境。     

试论我国外商投资的就业效应

作者依据凯恩斯主义者关于投资拉动就业的观点，对我国外资投资与就业效应进行了相关分析。分析表明，外资目前并不能大量增加我国的就业量。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从增加就业的角度，对外资政策的调整提出了几方面建议。     

首都互联网产业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揭示了互联网产业产生经济效应的内在机理及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结合相关的统计数据,分析论证了北京市互联网产业对于整个首都经济的带动作用。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Copeland-Taylor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因素,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的环境影响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三种机制,并结合中国2001-2009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结构计量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FDI进入程度与污染排放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可以发现:FDI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分行业上都有利于减少我国工业的污染排放,其主要原因在于,FDI通过技术引进与扩散带来的正向技术效应超过了负向的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此外,中国当前的外资进入程度距离以环保为目标的最优水平还有一段空间,因此应积极鼓励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的进入,实现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产业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分析

产业结构是由产业投资结构决定的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依赖于产业投资结构的优化。产业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 ,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结构脱节的根本原因 ,在于经济管理体制。应把经贸委、财政、计委联系起来 ,建立产业结构与投资结构的关联体制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目标     

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不足问题分析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就业,这种违背一般经济规律的现象与所处的转型期有关。“速度型”增长战略容易产生低效增长和就业效应不足;当前的资本市场和投融资体制不能提供经济自主增长的机制,国有经济部门就业效应很低,而就业效应较高的非国有经济和民间投资活动在现实中受到诸多约束;产业结构中,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部门增长快,但其劳动就业弹性低,也会导致经济高增长伴随低就业状态;另外,还与劳动市场不规范以及就业政策关系很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加纳就业的影响研究

加纳共和国把对外直接投资（roI）视为转变本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依靠商务关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国致力于为加纳提供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别于西方风格：优先强调社会经济的稳定性,而非优先倡导民主,通过促进产品差异化和引进不同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经济的发展。定量分析来自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加纳就业的影响和作用,从2006年至2010年新产生的就业岗位总量中大约9l％来自中国对加纳的投资,其中加纳人占新就业人员的大部分,外来人员只占很少的比例。从2006年至2010年,加纳大约80％或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一般贸易部门,为加纳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税式支出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呈现出总量扩张、税负下降、竞争力不强的状况。选取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七大行业的产值占地区工业总产值比重指标、流转税税负、所得税税负,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发现税式支出激励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流转税的激励效应大于所得税的激励效应。激励政策对航天航空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专用科学仪器设备制造业的效果不显著;对于另外四个行业,激励效应也存在结构差异。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税式支出激励政策,改变当前以所得税为主要激励税种的现状,转变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双主体的激励方式。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二者之间贸易关系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选取东盟五国为样本,利用1965-2010年的相关数据,借助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模型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结果显示:从长期和短期看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东盟与日本间的进出口贸易均具有创造效应.由于产业极差的存在,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二者间贸易的扩大.实证结论在利用外资带动进出口贸易发展方面为我国提供了借鉴.     

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基于1989～2008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TATA10.0计量软件,建立联立方程组,运用似不相关方法实证研究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区域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省际间城乡收入不均等;从中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实证结果看,农村非农就业有利于缩小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均等,但扩大了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均等,且农村非农就业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远高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     

社会保障对劳资关系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省际面板数据

经济转型期劳资矛盾显现,社会保障作为重要的制度安排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对劳资关系产生直接效应,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及劳动力市场发挥对劳资关系的间接效应.基于中国转型期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在静态面板数据单方程估计还是动态模型系统估计下,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均利于劳资关系的改善,但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发挥只在单方程估计中得到印证,系统估计中只有当期社会保障水平发挥着对劳资关系的直接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际资本的流动不仅受到东道国经济增长势头的吸引,东道国金融体系、市场的健全性和稳定性同样至关重要.中国金融部门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通过传导FDI资金流蕴含的积极影响,在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充当了一个正面中介机制,从而为FDI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正向作用,这一作用也可以视为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推动效应.在金融系统的特定发展水平下,存在一个门限值,当金融发展程度大于这一水平时,FDI开始正向作用于经济增长.以私人部门贷款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作为衡量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时,就短期和长期来看,当私人部门贷款占GDP比重分别超过4.710%和8.375%时,中国金融发展才能发挥促进FDI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     

创业带动就业的效应探析和现实研究

以创业带动就业是当前国家的重要战略,研究创业能够带动的就业量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通过文献研究和数据调查,分析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包括创业对就业率的正、负相关性和时滞关系,以及创业对岗位的创造能力与企业规模之间的负相关性。由此从政府、高校、社会三个方面就如何扩大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提出若干建议。     

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效应比较

近年来,在人们将视线更多地关注于中国和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与潜力之时,两国其实已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悄然起步,不仅增长迅猛,而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竞争优势。本文从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行业、投资区位、投资方式和投资绩效与收益方面对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然后在实证分析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借鉴印度经验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