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农民工在京、津两地生活适应的调查

近几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全区大力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疆内和疆外转移,目前转移到疆外的维吾尔族农民工已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北京、天津等城市务工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和工作情况的初步调查,内地维吾尔族农民工的工作及生活状况并非像国内外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既非欣欣向荣,也非惨不忍睹.要保证疆外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在政府合理合法的引导下,保吾尔族农民工合法权益,发挥农民工在劳动力转移工作中的积极性.只有如此,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初衷才能得以实现.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大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对于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农民工选择在城镇和农村之间流动是理性的,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预期收益是决定他们进城的重要因素。农民工流回到农村的根源在于城市就业成本增加、收益降低。稳定而有秩序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优化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环境,降低其就业成本、增加其就业收益。     

新政新知

◇国务院：2020年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部署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为农民工服务工作，切实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意见》明确，到2020年，转移农业劳动力总量继续增加，每年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2000万人次，农民工综合素质显著提高、劳动条件明显改善、工资基本无拖欠并稳定增长、参加社会保险全覆盖，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努力实现l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未落户的也能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群体逐步融入城镇，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知识溢出、风险分担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农民工“群团流动”的经济解释

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我国30年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原有的制度与知识等约束条件下,中国农民的非农转移采用了“群团流动”的形式。农民工流动过程中以血缘、地缘或者业缘为基础,采取“群团”的方式结伴外出,既节约了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又分担了他们转移过程中的风险,而且增加了知识的溢出与扩散几率,是中国农民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的组织创新。     

农民工输出地"民工荒"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民工荒”的问题不仅仅在东部发达省份出现,近年来,一向是农民工输出地的中西部省份也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输出地“民工荒”与我国劳动力转移机制的双重性有关,区域内的转移机制符合刘易斯模型,而跨区域转移的机制符合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输出地“民工荒”的主要成因是劳动力无限供给能力的下降和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全面解决“民工荒”问题需要兼顾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劳动力转移的特征,从经济全局出发对产业布局作出统一安排。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现状分析与应对策略

中国是人口大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70%.但中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系统接受过农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不到5%.目前中国农村有1.5亿富余劳动力,每年还要新增600万农村劳动力.做好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有效提升农民素质,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有效保证,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力措施.但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还存在着农民自身参加培训的愿望不强、培训机构工作不到位、管理机构机制不健全、服务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直接影响着培训工作的推进和规模的扩大.     

信息不对称、城乡二元制度与农民工收入——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的分析

农民工进城就业实际上是自身与城市用工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易行为,二者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实现交易。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城乡二元制度,农民工与城市用工企业之间的交易的效率低下,劳动资源得不到合理整合和有效配置,农民工就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农民进城务工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着我国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应该加快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和城乡二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确保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地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     

辽宁省农民工转移规律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流动和转移关系到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就业管理的诸多问题.基于二元经济转换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根据在昌图县等地的大规模调研数据,对辽宁省农民工转移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到了辽宁省外出农民工转移规律,构建了二元经济结构下辽宁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关系模型.运用ARMA模型计量方法,预测出辽宁省未来外出农民工数量将逐年增加,但增速趋于平稳.     

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被边缘化与自边缘化:以湖北省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湖北省千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当前阶段,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出现自边缘化倾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彻底性受到影响。从农村劳动力的农村退出环节、城镇进入环节、城镇融合环节分析,有理由认为,相较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为推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利益诱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难彻底、欠稳定,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隐性藩篱仍是其深层次原因,应破除制度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绩效研究——以山东省苍山县实施“阳光工程”为例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提升农民工素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措施,在农民工就业和增收中作用显著。城乡差距、剩余劳动力多等是转移的主要原因,"阳光工程"培训是提升转移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手段,在实际培训中存在就业后离职率高、师资力量薄弱、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等问题。因此,应当加强培训的针对性,提高已就业人员的工作稳定性,发挥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创新培训模式,强化师资力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提高培训的效果。     

劳动力成本异质性、要素替代及企业绩效

关于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响文献研究较为丰富,但已有文献普遍将劳动力成本变化视为一个外生因素进行研究,而忽视劳动力成本内部的异质性。文章基于劳动力成本变动原因差异,将劳动力成本分解为"效率工资成本"与"非工资成本"两种类型,并在效率工资理论基础上论证两种类型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劳动生产率、要素替代率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具有差异。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效率工资成本和非工资成本都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效率工资成本的效应要高于非工资成本;非工资劳动成本比效率工资成本更能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率工资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面影响,而非工资成本对企业绩效具有负面影响。文章主要创新在于,从劳动力成本内部结构的视角研究了不同原因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改变了一直以来将工资成本视为一个"黑盒子"的做法,弥补了已有理论中对劳动力内部结构研究的欠缺。同时,研究结论对于解决当前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利弊影响的争议具有启示意义：企业发展过程中内生地提高劳动者报酬可以实现企业与员工双赢;而通过政策的外部干预来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虽然也会一定程度倒逼企业技术升级,却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休假天数对旅游消费影响研究

休闲时间和收入因素对旅游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当以休闲时间为显性约束时,增加休闲时间能提高旅游消费;当以收入为显性约束时,提高收入能够增加旅游消费。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2017年“国家休假制度改革”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休假天数和收入对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拉动效用在不同收入群体中有所不同。其中,休假天数对高收入群体旅游消费的拉动作用显著强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因素对低收入群体旅游消费的拉动作用则显著强于高收入群体。     

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

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会从不同方向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对劳动力成本比较敏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促使这些产业或生产环节外迁,并推动本地企业更多地利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对交易成本比较敏感,即使劳动力成本高企,较低的交易成本也会吸引这些产业或生产环节移入,从而增加本地知识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的比重。因此,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交易成本的降低则会诱导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边际成本:劳动力供给曲线的重新解释

在目前劳动经济理论中,人们企图运用边际效用理论,把闲暇作为消费品,在闲暇一物品两种消费品中进行效用最大化选择来推导劳动力供给曲线。本文认为边际效用理论并不能推导劳动力供给曲线,它只能据以推导劳动（时间）供给曲线。劳动力是生产出来的,其生产是要花费成本的。边际成本理论能合理解释劳动力供给曲线。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可获得实证支持。     

劳动力成本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成本具有二重性,对企业而言是成本,对劳动者而言则是收入;它既是成本支出,又是激励手段。劳动力成本是积极成本,不可与其他物质要素成本等量齐观。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激励效应显著且存在区间性,劳动力成本对劳动生产率是"激励不足",还是"过度激励",抑或"合理激励",取决于劳动力成本所处的区间。1999—2007年间,我国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显著正相关,其激励功能处于加速阶段。现阶段应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以高收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实现较低的相对劳动成本,在保持劳动成本优势的同时,扭转国民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趋势。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水果产业的影响——以梨产业为例

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明显,在农业劳动力不断转移、刘易斯"拐点"出现、货币供应不断增多和高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农业有效劳动力供给已慢慢减少,人工成本迅速上升成为水果生产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利用1990—2010年宏观统计数据,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梨产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梨面积区域变动具有明显的负效应,且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基于水果产业的自然经济属性,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环渤海、长江中下游及云贵地区、西北地区的影响逐次降低。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应大力培育发展水果省力化栽培模式,降低成本;把握水果布局变化规律,适时适地引导各种资源向优势产区集中,最终实现优质优价。     

组织形成的条件

人类合作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交易型合作和组织型合作.两者有重大差别:组织型合作有一个共同目标,交易型合作没有共同目标;组织型合作所遵循的规则往往是刻意规定的,而交易型合作所遵循的规则往往是自发形成的;组织型合作会建立一个等级制或科层制结构,而交易型合作则不会产生这种结果.组织是按其内外制度来行动以达到共同目标的具有等级制结构的群体.可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交往惠利、交往成本等概念分析组织形成的条件.     

供应链协同下的库存成本优化及分配分析研究

供应链协同是供应链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最先进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在供应链协同的条件下,整个供应链的成本得到优化,通过库存成本模型分析了一个由制造商和供应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的库存成本在供应链协同前后的变化。得出结论:在供应链协同后供应链总体的库存成本达到理想状态,制造商的库存成本大幅度降低,但供应商的库存成本有所升高,在成本转移支付下可以弥补供应商的损失,以促进整个供应链的优化。并在供应链中供应商与制造商的成本转移支付上提出定量支付的建议。     

公共事物的高成本运作及其民营化改革

我国公共事物从来都是由政府垄断性经营与管理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公共产品逐步向私人产品特征转化的情况下，这种政府垄断经营演变为部分人的寻租源泉，由此越来越反映出政府在公共事物经营管理方面的不经济或高成本现象。其根本原因是，公共事物与其他企业一样，在整个经营管理活动中存在着内部人争夺利益的问题。由于政府垄断使得公共事物的产权主体不明确，故管理活动不能到位。只有当公共事物在民营化改革后，随着产权的明晰，管理才能到位，才能降低经营管理成本。     

浅析凉山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对策

凉山州有较多的剩余农村劳动力,近年来已有20万人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劳动收入,但是这部分劳动力占全州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还较少,并存在受教育程度较低,职业技能水平低,竞争力低等诸多问题,限制了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本文结合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调查,论述了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和对策,提出了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加强政府的服务、管理、引导的职能等措施,降低劳动力转移的风险,从而鼓励和推动凉山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