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 ,批驳笔者关于孔子作《左传》蓝本的观点 ,一口认定孔子“作《春秋》”是“修《春秋经》” ,说是“一经三传 ,都以为经为孔子所修 ,这是司马迁所已具备的观念”。这也是历代经生迂儒的传统习见。本文以一经三传的事实入手 ,证明“修《春秋经》”说 ,实乃“乌有之谈”。     

北宋“太学体”新论

“太学体”,是宋仁宗庆历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文体。它是石介在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同时,把文风引向另一极端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怪僻。“太学体”在太学建立之后的形成、影响,以及欧阳修嘉二年（１０５７）知贡举与它所进行的斗争,是研究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课题...     

“一二·九”与王瑶先生的学术起点

追溯王瑶先生的学术道路时,他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验,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话题。正是一二·九时期的政治文化参与,才使得一个左翼学者最初的态度、视野和方法,得到强有力的塑造,这具体表现在对唯物论辩证法的自觉使用以及对一种新的文化运动的构想上。编辑《清华周刊》大概是青年王瑶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践,他所写的《一二九与中国文化》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当时新启蒙运动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在王瑶先生80年代的学科规划和30年代的批评实践之间,在他晚年的学术总结和早年的方法论自觉之间,显然存在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中国九大“镇国之宝”

《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     

《藤野先生》“失真”探微

鲁迅散文《藤野先生》中的叙述,与藤野严九郎本人的回忆相比较,存在“失真”之处。但这种“失真”并非有意“作伪”,而恰恰是鲁迅真实情感的流露。失真的主要原因在于藤野先生当年给予了他“雪中送炭”般的关心;另外,作者写作时诸事不利,也使回忆搀杂了许多心理因素,温暖之情再度升华。     

“九合诸候”之“九”义考

历来学者对“九合诸侯”中“九”的词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有“实数”说、“虚数”说、“聚合”说、“第九次”说,亦有认为表“虚数”和“聚合”兼可等。文章利用古文字形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九”在古代有“聚合”义,并通过对“九合诸侯”的“异文”等材料的辨析,认为其中的“九”是“聚合”义。     

论《九云记》对《九云梦》的改写

《九云记》是在朝鲜小说《九云梦》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 ,但情节内容更加丰富 ,结构更加严密紧凑 ,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 ,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但由于借鉴原书过多 ,难免有抄袭之嫌。     

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见《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1期),对笔者的“《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进行批驳。牛文不仅对笔者扣了“主观”、“轻率地相信”等帽子,而且给孟子及千古良史司马迁加上“圣化”“作伪”等罪名。事关学术之大是大非,笔者不能不辩。本文首先论列牛文的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之谬误;其次,以史实为据,指出汉代名家硕儒所共同称道的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孔子作《左传》蓝本的不可否定的铁证之一。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解析

对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理解,一般认为所指的是《诗》的创作或文本的消亡;如果将＂《诗》亡＂放在＂《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语境下,通过论述《诗》与《春秋》对当时现实政治文化功能的重大影响,可以见出＂《诗》亡＂的内涵正是《诗》的现实功能的衰亡。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     

最完整的“十三经”

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久负盛名的“十三经刻石”,亦称“乾隆石经”。“十三经”指的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包括《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和《孝经》。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宋初“九僧”诗人群体形成辨

王传龙《“九僧”生卒年限及群体形成考》一文以为,九僧群体形成于京师,形成于馆阁,《九僧诗》是类似《西昆酬唱集》一样的馆阁吟唱结晶,其清邃淡泊的诗风并非真实山林景色的映现。实际上,从《九僧诗》之结集与诗歌内容考辨可知,九僧诗人群体的形成于九僧四处云游期间,且其周围有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九僧所结交之名卿也非达官显贵,而多为文士词臣,彼此是基于文学互动的交游。     

“以数立言”与九言诗之兴——谢庄《宋明堂歌》文体新变考论

"以数立言"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方式,始见用于刘宋谢庄《宋明堂歌》。其出现原因与传统祭祀"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礼仪、魏晋以来新文体观念、刘宋孝武帝朝"复古与创新"的制礼风尚及陈郡谢氏家世礼乐学养有关。此后南齐谢超宗造《齐明堂歌》、谢朓造《雩祭歌》,北朝祖珽造《北齐五郊迎气乐辞》、庾信造《周祀五帝歌》和《周五声调曲》,皆"以数立言",建构了歌诗文体样式与其歌颂对象相对应的礼仪,反映出特定创作者与创作时代的礼乐、文体与学术取向;并在依五行"金数九"立言的名义下,采用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作乐府歌诗,促成古代九言诗创作的第一次勃兴。清代康乾年间,文人"取诸九昭阳德"、"乾元用九"之数立言作九言颂圣诗,再次引发九言诗的创作热,这一过程为现代新格律诗选择九言体作为发展方向创造了条件。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左传》“秦穆公遂霸西戎”之叙事与解释

秦穆公,为夷狄之君,所以名列春秋五霸者,原因有二：一,秦穆定晋之乱,成文之功,左右霸主,使中国再振。二,虽贪利违谏,千里袭郑;崤之战,为晋军所败,匹马只轮无返者,然穆公知错悔过,任贤增德,《左传》以为贤,遂称美之,曰“遂霸西戎”。晋文公在位,秦晋相善;文公即世,秦晋交恶,崤之战实为分界。其本末原委,《春秋》所书,可见端倪。《左传》诠释《春秋》,尤有相应之历史叙事,以见终始本末。除了以史传经外,《左传》颇以“君子曰”发表己见,以书法之解释传《春秋》,以简捷之判断传《春秋》,如《公羊传》《谷梁传》之以义传经者,《左传》亦多有之。《左传》传经之模式,“秦穆公遂霸西戎”之本末,其叙事与解释,已具体而微,可见一斑。     

贤良文学与董仲舒经济思想之歧异

贤良文学与董仲舒的经济思想有较大歧异。董仲舒是集权政治的拥护者 ,力主中央从经济上集权 ;贤良文学是地方势力的代言人 ,主张相对活跃的商品经济。这种歧异与当时统治阶级从尊崇《公羊春秋》到尊崇《谷梁春秋》是一致的。     

孔子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起源

本文针对学术界关于经世致用之学产生子明末清初或唐代中叶这两种传统观点，从孔子编写《春秋》的主观动机和《春秋》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所体现出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两方面入手，通过严密而翔实的论证，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经世致用之学起源于春秋末期孔子修《春秋》，并以此为契机形成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