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初步研究

社会学的中国化,是重建中国社会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试从几个方面,对这一课题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大方。 一 谈论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要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科学,为什么不谈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中国化,而偏偏要谈论社会学的中国化呢?     

再论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答韩明谟教授的有关批评和质疑

本文认为,如把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纳入革命史化和政治化的框架里,就势必不能体现中国社会学的特质,反映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特殊规律,因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不是中国社会史的直接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变外来(西方社会学)为内在(逐步形成中的中国社会学),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等社会学学说,则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及指导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与理论社会学相对而存在的应用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应用的升华,集中概括了社会学的应用性,它在本质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但都是按照中国特点去把外来的思想文化加以中国化。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学,坚持继续中国化的宗旨,都是为当代中国最大的“经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因而成为新的经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再与韩明谟教授商榷

本文针对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学史论,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应注意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的区分。前者发展迟缓,却在中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后者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其典型是乡村建设运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上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社会研究的领域十分宽泛,其历史应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中国社会学史的上限应以1898年为宜,下限暂定在1978年。其间,1911、1919、1928、1949,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年代,但不宜作为划分中国社会学阶段的天然界标。30年代“中国化”口号的提出,不是以有否“奴化的感觉”为转移,而是以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为前提。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学的应用过程。这个过程远未完结。     

社会学中国化的下一步

近几年来,社会学中国化已成为一个热门题目。一九八○年在台湾曾经举行过题为“社会与行为科学的中国化”的讨论会,许多台湾及香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纷纷赴会。最近一次则是一九八三年三月在香港召开的以“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为题的讨论会,与会者来自中国内地、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社会学中国化”再度成为人们的主要议题之一。虽然从社会学出现在中国时开始,“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注意,但是,我以为正是由于下列几个因素,才使它再次成为人们的中心议题。     

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

作为20世纪上半叶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在其从事研究的近30年间对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历直接影响到他从文化和心理因素入手,建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学术努力,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主义的色彩。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年代,孙本文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些努力,既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危机时的天真与无奈,也反映了社会学家介入现实时的执拗与不甘。而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由他个人写成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庶几也就成了即将黯然退场的旧中国社会学家们的集体谢幕词。     

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研究范围和实际作用都在不断地发展。本文联系社会转型的实际进程，对２１世纪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几点展望。本文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将进一步提高，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和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必然要求，也是非经济因素日益突出和国际社会达成重视社会发展的共识的结果。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社会学还将呈现出本土化、国际化、综合化和成熟化四大基本趋势     

为社会学中国化做实事——记湖北省社会学学会第三届年会

湖北省社会学第三届年会暨工业社会学研究会、民族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于1987年3月17日至20日在天门县陆羽宾馆举行,到会代表108人。年会以“社会学中国化”为主题,听取了刘绪贻、王康、张碧晖、李守经等同志的学术报告和学会、研究会的工作报告,并以各研究会为单位进行了分组讨论,各就其领域的研究方向、课题、近期目标和具体实施步骤作出了规划。与会同志认识到,要解决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必须在研究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的     

对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大陆社会学的重建自酝酿实施至今已２０年,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科学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历近１５年。与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区研究等一些成熟的分支学科或领域的发展有所不同,科学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前后受到了不同学科的推动、渗透以及挑战。直接从反映学界、学者的动向和成果最为迅捷的相关专业学术刊物入手,有所侧重、有所取舍地厘清科学社会学既往的历程,包括其内容特质,当有助于人们明确这一学科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尤其社会学家在其中的任务和作用。一、学科的基本情况中国社会学自１９７９…     

中国社会学社之历史探究

中国社会学社是旧中国社会学界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学术团体，成立于1930年初，至1948年停止活动。18年间，中国社会学社通过举办八届年会、出版《社会学刊》6卷20期等活动，团结广大社会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奋斗目标，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国社会学社几乎伴随和见证了旧中国社会学发展最为迅速的二十个年头的全过程，它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试论中国社会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成长

从十九世纪末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起，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回眸这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学艰难坎坷、荣辱沉浮的发展演变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答案中的困惑——对中国社会学后备军的调查研究

社会学在中国重建已近十年。十年的发展之路,充满了艰辛与困苦,也不乏喜悦与欣慰,更有思索与困惑。至于今后的发展方向与道路,亦是众说纷纭。然而,我们认为,无论怎样,中国社会学今后的发展还是主要取决于社会学的队伍本身,尤其是社会学的后备队伍。因为研究者是一门学科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也是从事该领域探索行为的主体。本着这一     

世纪寄语

本刊编辑部　　我们有幸沐浴21世纪的第一道阳光,有幸目睹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和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的万千气象。值此跨入新世纪之际,我们向本刊广大读者致以新世纪的美好祝福!并以有限的文字及眼光,尝试展望21世纪中国社会学的前景。一、社会学是时代精神的一种独特的自觉意识社会学诞生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在参与现代社会建构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命题原本是社会学的初衷。当孔德将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时,他不仅是表达了一种纯粹的学术意义,似乎也蕴含了其作为社会学创始人对这门学…     

科学的方法应予以科学的应用——与童星、刘松涛商榷

中国从 1979年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 ,以社会统计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学学者进行了不断的尝试 ,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从简单到复杂 ,使得中国社会学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但中国的社会学毕竟起步较晚 ,因此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上也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本文仅就童星、刘松涛二位学者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 0 0 0年第 4期上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测定》一文 (下称童文 )中在方法的应用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与童星、刘松涛二位学者进行商榷。一、…     

中美社会学的十年交流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学像中国社会学这样命运多舛,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剥夺了生存权利达28年之久。1978年,与中美建交同一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会(原名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宣告成立,社会学在中国终于取得了它应当具有的地位。     

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社会学学科建设40年

从1982年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社会学系复建起，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走过了整整40年的学科或专业建设之路。本文根据专业文献、《社会学年鉴》和亲历者的个人传记，辅以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以改革开放或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为背景，追溯了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两大时期和若干阶段；讨论了被喻为“五脏六腑”的学科建设基本框架，恪守学科建设宗旨的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实践，以及围绕专业化和中国化展开的两个基本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目标，从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学学科的建设成就。     

实质民主与形式自由——对蔡元培民初教育思想的一种知识社会学解读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梳理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及其社会学基础,继而对清末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几次重大教育改革进行了再探讨。研究表明,如果以传统教育精神的根本转型为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最终标志,这一转型是在民初蔡元培那里,而非清末改革者那里实现的。把蔡元培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精神的奠基人,这一观点一方面是对已有思想史研究长久以来只把清末教育改革、科举制度的废除或1919年视为中国现代教育之标志的一种补充;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了对民初蔡元培教育思想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     

中国大陆社会学重建以来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述评

本文是对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国内社会学者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研究的一个扫描式的评述。 作者在文中首先指出,中国社会学界在国外社会学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区别于国外社会学界同类研究的特点,即它以面向整个社会学界的介绍性工作为主,而不是以发展本土理论为取向的研究工作为主。这一特点构成了自197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国外社会学理论方面的工作的主线。 作者认为,自1979年至1994年,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79年到1987年,是以“普及性介绍”为主的“启蒙”阶段。第二阶段以1987年在大连召开的“国外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为起点,直至1990年。在这一阶段,独立的专门性国外社会学研究正式发端。第三阶段则从1990年至今,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较有深度的介绍和研究文章,标志着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之深入。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国内学术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状况作了一个全景式的评述,并对研究与介绍所取得的成就及现存的不足作了较为系统的评述。     

在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讨论会上的讲话

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我祝贺这次中国社会学研究国际讨论会的顺利召开,欢迎国内外的社会学家欢聚一堂,共同探讨和交流社会学界研究的成果。这有益于沟通学术思想,促进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和普及社会学知识,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是值得庆贺的。 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     

专业化建设的中断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转型

“专业化中断”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作者考察了两种观点,认为它们未能揭示中断过程的全貌。从微观与宏观结合上,作者运用系统分析展开了中断过程的最为重要的历史与人的选择,勾挑出了三个阶段性的结构因素:社会学范式转换、外来模式的影响、展开理论的探索,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学理论转型的讨论。对中断的历史分析,揭示了学术争鸣、中外社会学理论选择、对重大发展问题的正视,是中国社会学理论成长和建树的基础。作者强调,重述历史是一种理论行为,是对中国社会学思想发展的社会学再认识,这一反思使人看到了经验研究所看不到的历史,看到了经验分析的局限。反思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和理论建树。     

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向度及其限度——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验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维度,也包括了环境这一重要维度。本文通过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来重新理解中国经验;通过对中国经验的反思,检讨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缺陷与局限。中国经验与中国环境社会学存在着休戚相关、互相建构和重塑的关系,对二者互为映照的关系需要予以深入的批判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