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曾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营垒之一。从"旧派"代表人物刘永济与"新派"教师朱东润、叶圣陶、苏雪林等人的交往情形来看:所谓"新""旧"之争,确实存在意气纷争与人事纠葛的因素,但其实质还是源于学术观点与理路的分歧;"新""旧"之争确曾是客观存在的学术生态现实,但并不代表两派人物在学术上没有交流,在生活中"老死不相往来"。这两派人物在其学术生涯中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相互之间在学术观点与理路方面的竞争,以及由这种竞争所激发出来的潜能和创造欲,正是他们取得重要成就、形成各自特色的原因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从整体上促进了当时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武汉大学文学院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气质和深厚传统。     

人文地理学的跨学科互动:“文化景观”与“文学景观”

“文化景观”是人文地理学的关键词,发轫于“景观”,经历了“景观”向“文化景观”的嬗变,其总体涵义指彰显文化属性的实体景观。“文化景观”的指涉范围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成为跨学科联系的高频词汇,如与文学地理学所建立起的跨学科互动。这种互动总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为人文地理学关键词“文化景观”,与文学地理学关键词“文学景观”之间相联又相离的关系;其二为“文化景观”自身包含的人文地理学科方法论,与文学地理学学科研究方法论之间,形成了互视、借鉴的有机模式。跨学科互动的双向审视,既修补了文化景观研究中偏离本体研究的不足,也成为检验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话语权及现实功用的一次尝试。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综论

将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有其特定的概念规范和学术要求“湖南文学”有其时空不同的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外国文学”指近代形态下的中国以外其它国家的文学;将两者比较,应以深化对湖南文学及其规律的认识为目的。区域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着眼点表面看似矛盾,但从本土出发的比较文学研究有利于区域文学精神的把握。这一课题对于清理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总结认识湖南文学的演变规律,透视湖南精神,形成湖南比较文学研究特色都具有重要意义。课题可以从“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两个层面设计若干子课题。     

论双重“边缘”身份与王德威晚清文学书写

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晚清文学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这得力于王德威等海外学者的深入研究.海外学者的双重“边缘”身份带来了开阔的学术视野,王德威以“中国中心观”模式发掘中国现代性的自源性,创造性地提出了“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与国内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关系,树立起一种新的学术姿态.     

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文学史理论及方法研究、文学主题或母题演变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历史演进与人文话语之流变研究,各体文学演变研究、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研究等议题,多方面发掘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价值,取得了可喜成绩.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水平———全国第四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纪要简

2013年11月4日至6日,全国第四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既有对“区域文化与文学”相关理论问题的宏观探讨与学术反思,也有对不同层面的区域文学现象的个案研究与理论阐释。研讨会进一步彰显了重庆师范大学学科建设的特色和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小说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小说——读《文化视阈中的近古文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同时引发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的论争。其实,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如果在此论证的基础上,能够摒弃学科的界限,相互借鉴,进而引出新的视阈或视角、方法,对于学术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机遇。我认为,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什么学科,而是有没有为学术贡献新的方法或理论。所谓新,无外乎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新。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述要

2009年底于重庆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充分认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从多个角度和方面探讨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视角和范围,拓展了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大力推动了区域文化与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建构和发展。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及理论建构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绩来源于区域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批评的不断增长。区域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理念和写作模式的突破,也是对女性文学史批评的细化。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女性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化生态研究等多种批评融合视阈的产物。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在区域的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绘制“女性文学地图”,探寻女作家的“地理籍贯”,开掘女性文学的“地理基因”,阐释其具有“区域地标”意义的地理意象,探寻女性文学的地理叙事特点,发现女性文学区域性文化和审美差异,从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生态化格局。     

新移民文学的“经典”与“经典化”

移民文学是孕育文学经典的文化土壤,这从移民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双重人生经验、创作的自由度、双语思维与创作能力等方面得以体现。在追溯新移民文学30年的发展轨迹与恢弘实绩、国际性影响之后,从跨域性传播、时代精神与经典的评价等三方面可以确证新移民文学所蕴含的经典要素。新移民文学经典化面临一些困境,如厚古薄今、重"洋"轻"华"、解构多而建构少。新移民文学的研究现状也不容乐观:研究滞后,队伍薄弱,力量分散。新移民文学的经典化研究,要敢于挑战传统经典观念、走出困境,同代学者要勇做经典化研究的"发现者"与"拓荒人",要集结学术队伍,谋划研究策略、路径与方法。     

论“新新闻学”与“新闻文学”

:“新新闻学”是美国 60年代出现的重要新闻学流派 ,它突破了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 ,大量采用了遭到禁忌的文学手法 ,提供了新闻学和文学相结合的最大可能性。建立新的、边缘性的写作文体或“新闻文学”观念 ,对于促进我国当前新闻界的体裁创新意识、增加读者新鲜的阅读经验 ,有着重要的启发     

对“文学”作为学科能指的反思

以“文学”为学科能指的现代所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有相当稳定的界域。由此,形成了我们现代的文学史写作格局,但当所指相对稳定后,我们又会进一步发现“文学”作为能指的局限和误导。首先,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文学”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充满着矛盾与歧解;其次,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在“文学”书写的同一性下,掩盖着技艺论、明道论与摹仿论、审美论、特殊言述的语义差异;第三,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视觉文化的冲击使文字的文学文本从中心趋向边缘。“文学”作为建构学科的概念,失去了近百年被赋予的价值,已到了重新思考的地步。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相识”未必能“相知”——“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关系辨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当代理论界和批评界一直存在分歧。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与文学的双向影响以及文学自身的经验积淀和革新要求为“新历史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是其生长之根,它有中国本土小说发展流变的特色。而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文化诗学”,从它自身的理论建树以及在中国被引进、介绍的情况看,“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近代学术分科观念的变迁与“文学”学科的建立

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学术分科观念逐渐分化,西方学科观念开始成为知识界对学术进行分类的基本准则.近代以降中国知识分类体系中“文学”概念的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方近代意义的“文学”分科,较早出现在晚清开明士人对西方学术文化体系的介绍当中,黄遵宪、郑观应、康有为、宋恕、王韬等人均有相关论述.然而其时输入的西学以器物、技术及政制为主,“文学”并不受人重视;“文学”作为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支,首先出现在京师大学堂.《奏定学堂章程》尽管将“经学”与“文学”并立,但其七科分学的理念,反映出“文学”作为独立分科已基本形成;民国成立以后,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文学课程的设置、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等,“文学”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从林纾的“讹”谈起

在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的“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是,这些“讹”经过分析后,大概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类,都可归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派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文学翻译中叛逆性、创造性的观点,为“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视角。“创造性叛逆”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詹姆逊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解读

詹姆逊从其“第三世界文学”观出发,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政治性抗争,前者具有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他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本意被曲解,应该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看待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应该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超越女性形象-“女性文学”浅议

有关“女性文学”的研究,目前国内虽已初步形成一定的视野和格局,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站在客观、全面、本质的角度上分析研究“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研究应突破主体,突破文本,观照“女性主义”阅读反应。“女性文学”与女性典型形象密不可分,“女性文学”只有自觉地开掘两性公共话语资源,走向文学人类学的历史性研究,注意受众的接受情况、作品的效应状态,才可谈“女性文学”的指称意义、范式用语的理论意义以及“女性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实现“女性文学”人类学的价值取向,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