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究竟几改币制

币制改革是王莽改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导致改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然关于王莽改革币制的次数问题,历来的著述所载颇有抵梧。或说“王莽凡改币制五次”,或说“王莽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或笼统地说“王莽还屡次改变币制”。王莽究竟几次改革币制?据《汉书》载: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至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西汉政府发行的货币均为五铢钱。     

论王莽改制中的“奴婢日私属”问题

<正> 一般认为王莽改制中奴婢“私属”是“王田制”的一个派生问题,一个附属问题.因而,只是讨论“王田制”时一笔带过,专题研究文章更不多见.至于对王莽及其改制全盘否定者,对此就更不屑一顾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望“私属”而生义:王莽改制是要把奴婢变为私有财产.笔者研读史、论,偶有臆想:如果将“私属”的概念、涵义弄清以后,这项措施在王莽改制中似乎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也好象更能反映王莽思想的一个侧面.     

王莽建新于公元九年

《辞海》中有关王莽代汉建新的条目,如《汉》、《西汉》、《新》、《王莽》诸条,皆说王莽于公元八年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 现行初中历史课本第一册也说:“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公元8年,外戚王莽乘机夺取西汉的政权,做了皇帝,改国号新。” 此外,有的大学历史系教材和普及读物,也持此看法。但是,这个年代在中西历换算上有误,极需订正。     

扬雄的逻辑辩说思想与数的演绎逻辑

一、扬雄及其《法言》、《太玄》 扬雄,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郫县)人;生于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元年),卒于公元18年(王莽天凤五年),是两汉著名古文经学家、辞赋家、语言学家。 据《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他家境清贫,“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但他“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泰然处之。在成帝时,他已年过四十,才由车骑将军王音推荐,任给事黄门郎;历成、哀、平三世未晋升官职。王莽称帝后,扬雄曾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因事被迫自杀,未死;后病终。     

王莽奏立《乐经》管窥

王莽主政后于平帝元始四年奏立《乐经》，而平帝之前的西汉朝廷所立儒家经学皆今文经学，平帝时所立《左传》、《毛诗》、逸《礼》、《周官》、《古文尚书》皆古文经学，《乐经》自然不会例外。古文经学被今文经学压制一个半世纪后获得突破性发展，既体现了王莽政治改革和文化改良的政教理念，也反映了王莽“制礼作乐”追迹周公的理想追求。从先秦儒家经学文献在西汉的遭遇中可以发现，王莽奏立的《乐经》文本既不是三代曲调曲谱，也不是阳成子张衡所作《乐经》，而是战国初年在魏国流传的《大司乐》。而孔子弟子子夏在魏西河教授儒学，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并在国内提倡儒教，故此文本应是子夏传授的孔子“乐教”文本。王莽利用《周礼》和《乐经》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重要课题，在今天仍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太玄》美学思想三题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前汉末年的哲学家、语言文字家和文学家,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卒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 扬雄其人“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非圣哲之书不好也”,且“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缴名当世”,通晓百家学术,“才通著书以百数”。“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 《太玄》的美学思想,学术界尚未见专文论述,偶有论扬雄美学思想的文章,而《太玄》     

王莽“王田”制的实质

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针对形成西汉末年社会危机的各种弊端,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一项就是制止土地兼并的“王田”制。“王田”制的实质是什么?史学界长期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王莽“企图通过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制止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或者说:“王莽企图用恢复井田制来解决土地问题”。其理由是:“王莽根据《周礼》记载的井团制度,实行‘王田’制”。诚然,王莽“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     

汉代乡亭部吏考略

“乡亭部吏”之称见于东汉王符《潜夫论·爱日篇》,篇中有“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多枉曲”之语。左雄在上顺帝疏中也提到“职斯禄薄”的“乡官部吏”。据此两条可知,在东汉中叶,和、安、顺诸帝期间,已有“部吏”官名,其所指乃乡、亭基层官吏。由此上推,东汉章帝时,也已有了“部吏”之称。时周(纟亏)为洛阳令,严厉裁抑贵戚,“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再往上推,王莽时田况上言:“盗贼始发,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此据《汉书·王莽传下》。《通鉴》王莽地皇二年作“部吏、伍人所能禽也”,无“非”字,与上文“其原甚微”义合,较确);又,西汉元帝时翼奉云“游徼、亭长外部克,皆属功曹”。     

王莽改制依经初考

王莽改制是西汉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它的研究,人们较多地是注意从西汉末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谈它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而从经学的角度来加以探讨,则不多见。王莽的改制,按其依据的理论,又常称为“(言乇)古改制”。其实,所谓王莽的“(言乇)古改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应是(言乇)古经以改制,就是说王莽企图照搬秦汉以前的古代经典来修改和代替西汉时期的政治制度。由于在王莽改制的同时,经学上出现了经今古文之争,所以,     

古今字类型例释

古今字,是从文字产生的时间进行分类。如:(1)厷肱《汉书·王莽传中》:“日德元厷右,司徒典致文瑞。”颜师古注:“厷,古肱字.”《易·丰》:“折其右肱。”——《说文·又部》:“厷,臂上也。从又,从古文(?)。肱,厷或从肉。”厷、肱,均读gōng,古弘切。均指胳膊由肘到肩的部分。音义全同。厷,见于古鈢。肱,     

“初始”年号始用时间辨析

关于“初始”年号开始使用的具体日期,史学界有四种不同的意见。通过辨证,“初始”年号开始使用于王莽居摄三年(公元8年)十一月廿一日,九天后,就被新莽“始建国”年号所代替。     

《校猎赋》就是《羽猎赋》吗？——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

只要尊重《汉书.扬雄传》所载事实并仔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扬雄传》正文中的《校猎赋》并不是赞语所提及的《羽猎赋》,扬雄的推荐者确实为王音,正文与赞语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以赞语中的王音、王莽和《羽猎赋》为线索,可以推知扬雄初为郎在鸿嘉元年到永始元年(前20—前16)之间;时年“四十余”,实为“三十余”之形讹。     

《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     

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几点体会

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如果从进入大学历史系念书算起,已经三十多年了.但实际上,除去“文革”十年,真正坐下来从事学习和研究,也只有十七八年的时间.1980年以后,我陆续出版了《梁启超传》、《王莽传》、《刘邦评传》(与安作璋先生合著)、《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中国历史上的反动人物》等著作和论文50余篇,150万字左右.自然,这点成绩,无论就数量和质量来看,都是微不足道的.作为     

王莽末年的河西盐价蠡测

本文以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简册为依据,结合文献与其他汉简的有关记载,对王莽末年河西地区的盐价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王莽末年,河西地区的盐价以每石200钱的可能性最大。     

《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政协四川省绵阳市委员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联合发起的“《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第六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1990年9月10日至14日在四川绵阳(汉代三国时期的涪县)举行。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130余名学者出席会议,共提交论文130篇。近几年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本体研究”(文学的研究)硕果累累,“应用研究”(文化的研究)初见成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本届讨论会鲜明地提出“《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命题,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对《三国     

试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与姚伯茂同志商榷

唯物辩证法究竟育几条规律?这个原来有争议的问题,前不久又在哲学论坛上重新提到人们面前来。有的同志认为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见1979年4月19日《光明日报》)有些同志认为“有三个”,“不可以对立统一规律来代替其他规律。”(见1979年5月3日《光明日报》)还有的同志说“从唯物辩证法的本性来看,把它的规律限定为一个或三个都是不对的。”“既然客观事物的普遍的本质的关系有许许多多,那么辩证法的规律也应当许许多多。”(见1979年6月28日《光明日报》)姚伯茂同志在同年6月     

陆游词作系年

[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应作于淳熙二年陆游[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一词,上海辞书出版社《唐宋词鉴赏辞典》认为“当作于淳熙三年秋陆游病后休官时”,笔者看法不同,以为提前一年,当更确切。首先,该词标题《呈范至能待制》不能忽视。范成大于“淳熙元年(1174)十月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见周必大《省斋文稿》卷二十二《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淳熙二月(1175)“正月二十八日自广易蜀,五月二     

李建成“庸劣”辨

唐代第一个储君李建成历来受尽唾骂。《旧唐书》称“建成、先吉,实为二凶”,“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旧唐书》卷64《赞曰·史臣曰》);司马光将他斥为“庸劣”(《资治通鉴》卷191)。范文澜同志说:“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是个纨裤无赖子。”(《中国通史》第3册,115页)更有说李建成是“荒淫无耻,残害民命”(董克昌《论房杜》,《北方论丛》1982年第6期)的。古今学者都异口同声完全否定李建成,而史实并非如此,建成确有冤枉之处。     

左氏“日南至”辩惑

《春秋》、《左传》都有些朔日的记载。《春秋》所记的只限于“日有食之”;《左传》则在日食之外,多了两则“日南至”(即冬至),一则是“僖公五年(公元前六五五年)正月辛亥朔”,另一则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二年)二月己丑朔”。用现代科学知识加以推算,凡是“日有食之”的干支日名,基本上都正确;而两个“日南至”的合朔和冬至的日名,都是错误的。这就有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