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发展观的演变及其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前后相继、与时俱进的历程,具体体现为：发展的重要性上从＂落后就要挨打＂到＂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的道路上从＂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根本任务上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的目标上从＂四个现代化＂到＂四位一体＂,发展的战略上从＂两步走＂到＂新三步走＂,发展的导向上从＂多快好省＂到＂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上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     

语言研究的“重归纳”与“倡演绎”述论

受传统朴学的影响,中国语言研究领域向来重视＂从材料出发＂的归纳方法,划定语料范围后的＂穷尽式＂研究成为倍受推崇的研究模式;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更新,以及语言研究由＂描写＂转向＂解释＂,引进新理论用于汉语研究的演绎方法越来越具有不容忽视的优势。语言研究方法由＂重归纳＂转向＂倡演绎＂,是语言科学发展的历史必然。     

构建中国“纵向民主”模式刍议

民主是一种舶来品。人们对民主的关注和讨论多是＂横向民主＂的建构,即西方的＂选举民主＂,民主的水平模式,而较少重视＂纵向民主＂,即民主的垂直模式。但从＂横向民主＂内在的弊端、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纵向民主＂存在的客观实在性等因素考察,＂纵向民主＂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我们可以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制度化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来构建中国的＂纵向民主＂模式。     

论冯友兰《新原人》的“自由”观

在《新原人》中,冯友兰用西方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深入地分析和阐发了＂觉解＂,将人生＂自由＂的实现,建立在理性的＂觉解＂基础之上。同时,冯友兰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因之提出的人生境界说,对人生＂自由＂的实现、＂自由＂的认知和＂自由＂的规范进行了新的诠释。冯友兰的＂自由＂,是道德认知之后,对道德的超越,是超越的道德。这种＂自由＂,是不受限制,是超越限制,是精神的＂自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嬗变的苏共因素及启示

苏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因循与超越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轨迹。经考察毛泽东半个多世纪对苏共的心路历程,就找到了整体性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提法嬗变的锁钥。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话＂,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段时间的弃而不用,再到＂后中国化＂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以及纪念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重新使用,苏共因素像一条金线贯穿始终。由此可以得到的启示有：对外学习要有一种平等心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多样的;坚持道路自信,跨过＂卡夫丁峡谷＂。     

“近亲繁殖”制约地方高校发展的思考

日趋严峻的高校师资＂近亲繁殖＂现象阻碍了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成为高校发展的桎梏。特别是地方高校,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教育思想落后、硬件设施不完善等限制,教师队伍＂近亲繁殖＂现象较为严重。要防止地方高校＂近亲繁殖＂,笔者认为政府应从政策上要＂扶＂,学校从人事制度上要＂防＂,从人才机制上促＂远＂,从招生就业体制上要＂改＂,从科研团队上鼓励＂杂＂,如此,方能促使地方高校的教师队伍＂远缘杂交＂,使大学回归学术本位。     

“简言达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作为＂《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微＂在古文家、今文家和史学家那里,具有＂微而显＂、＂志而晦＂;＂微言＂、＂微旨＂;＂约文＂、＂省文＂等多重意蕴。刘勰将其引进中国文论,从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三方面将其发展成为＂简言达旨＂,并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丰富深化了中国文论话语以少总多,以有限的形式表现无限丰富的内容的含蓄精神。     

我国独立学院发展趋势探析

独立学院发展已经进入了规范办学时期。教育部《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计划用5年的＂过渡＂期,引导独立学院向＂撤＂、＂并＂、＂转＂3个方向发展：＂撤＂,即被市场淘汰,自生自灭;＂并＂,即被收归到举办高校,成为其中一部分;＂转＂,即脱离举办高校真正独立为民办高校。然而,现有独立学院形式千姿百态,切忌单一思维与模式进行规范,应该根据省情、校情不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多元化发展：既可以演变成私立大学,又可以转换成公立大学,还可以发展成国有控股或民营资本控股的股份制大学。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胡适与近代图书馆事业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大师,他热心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化,大力倡导发展图书馆事业;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身体力行图书馆工作;积极探索图书科学管理理论,提出＂杂货店的收书法＂,大力推广＂四角号码法＂,积极投身目录学实践,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中国式民主”何以成立

理论界提出建设“中国式民主”的主张虽具有正当性,但这一民主模式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它能否回答并解决好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式民主是阶级的还是全民的;中国现有的制度模式如何有效落实“人民作主”的原则;这一模式如何得到国内人民与国际社会的认可;它如何回应谁拥有民主定义权的问题;它如何在实践检验中证明自己比西方或北欧民主优越。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式民主才能成立。     

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

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思想资源和共同的目标、缺少献身事业的冲动和热忱,声势和影响力都大不如前。这种“精神涣散”致使批评的操作日益“小圈子化”。要理解这一现象,视野就要超出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批评家个人道德操守上寻找原因的思维定势。印刷术的传播,激发了人类对思想阐释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兴趣,也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充满了自信。而文学批评的魅力和热情,就来源于对人类必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梦想。自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肇始于启蒙的有关“远大前程”的乌托邦想象的逐渐幻灭和消费社会的崛起,文学也经历着由“重”而“轻”的变化,这使得一向借助于启蒙话语和大叙事理论的光源而熠熠生辉的文学批评必然无法摆脱萧条的命运。没有对时代困局的深刻体会和洞察,“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倾向的讨论就会是一个永远难以谈清说透的伪问题。     

“脚手架”的坚强与脆弱——评刘翼平长篇报告文学《脚手架》

《脚手架》简明而清晰地展现了零陵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期二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史，目的是为了给奔小康的农民树立可资学习的典范。作者表现了“脚手架”人和“脚手架”精神的坚强．也暗含了“脚手架”市场的脆弱，给读者既提供了启迪，也引发了思考。     

社会转型与执政党组织建设的调适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身的转型同时要不断调适自己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执政党必须不断调适自身的组织基础、组织资源、组织制度及组织绩效,才能不断回应和解答现实提出各种挑战,努力形成合力,进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大学》中的“忠恕”思想浅探

忠恕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之一,核心含义为＂尽己而推己＂,其关键是一＂推＂字。《大学》中＂忠恕＂思想的表现形态有宏观和微观两种。从宏观上看,《大学》中的＂忠恕＂思想表现为＂修齐治平＂这样一个＂内圣外王＂之道;从微观来看,＂忠恕＂思想则表现为＂絜矩之道＂。两种形态均体现了儒家＂忠恕＂思想尽己而推的推衍实质。     

摩尔“善”的不可定义

千百年来，“善是什么”的问题一直缠绕着富于哲思的伦理学家们，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给出了关于“善”的定义，但是却没有一个定义能够全面准确的概括和表达出究竞什么是善。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也从探讨“善是什么”的问题出发，试图找到善的定义。但是在经过详细阐发与分析，并批判地指出自然主义学家们所犯的谬误后，得出“善是不可定义的”的结论，从而开辟了“元伦理学”的新局面。     

“井衍沃”中“井”探析

楚国农业生产方式是楚国农业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术界对其的认识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文章利用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对＂井衍沃＂中＂井＂的涵义进行考释,研究表明＂井衍沃＂中＂井＂与凿井灌溉没有必然关系,不是楚国农业生产方式——井灌的有力证据。     

再看“翻译的危机”与翻译批评

翻译界的现状揭示＂翻译的危机＂,文章剖析其中原因,并提出几种切实有效的方法。     

外内不相及与内外相冥

称郭象把庄子的“外内不相及”改造成“内外相冥”是对庄子思想的重大修正,是不成立的。外内指方外方内,方内是礼法的世界,方外是不由礼教束缚的大方世界。庄子批判礼法,方内与方外本来就无法统一,也没必要统一。郭象据以发挥的游外冥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而这本来就是庄子已有的思想框架。庄子与郭象都反对刻意伏于山林,都主张游外冥内,但所要与之冥合的“内”在庄子是民间,在郭象是庙堂,指的都不是礼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改造了庄子的游外冥内,但不能说他把“外内不相及”改造成了内外相冥．否则就是混同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外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