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抗工属优抚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如何解决抗日军人、抗日工作人员家属的优抚及安置,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边区政府先后几次适时调整优待抗工属制度和政策,并且实施了经济减负、节日慰问与“双拥”、创办公共事业、生产代耕与帮扶及建立家务活动等卓有成效的优抚活动,从物质与精神层面全面调动抗工属的生产潜能。这些举措改善了抗工属的生活,促进了边区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进一步强化了抗战动员。     

知识分子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

陕甘宁边区工业基础薄弱,抗战时期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赢得抗战的胜利,边区政府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为此边区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知识分子政策,吸引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投身于边区的工业建设,他们为边区工业体系的建立、工业技术的革新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作出了贡献,同时为边区工业长期发展培养了后继人才。在他们的努力下边区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打破了敌人的封锁,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多重视角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生建设成效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生建设，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但却取得了重大成效，这从陕甘宁边区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包括医疗卫生、社会经济、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看出。因此，从多种视角看边区民生建设的成效，是对边区政府实施的改善和保障民生的...     

陕甘宁边区优属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和抗日工作人员家属的政策。其优属工作的具体措施主要有物质优待、劳动力补偿、帮助建立家务等。优属工作的有效开展改善了＂抗属＂和＂抗工属＂的生活,保证了兵源补给和军队战斗力,密切了军民关系,开创了战时拥军优属工作的新局面。     

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赈灾救灾

为了考察和梳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赈灾救灾情况,采用了文献资料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陕甘宁边区军民生产、生活受到极大影响.陕甘宁边区政府紧急划拨赈济粮款、妥善安置灾难民、防疫治病、兴修水利、开展节约和捐助运动、设立义仓、抢种、补种等措施,赈灾救灾成效显著.陕甘宁边区军民战胜灾荒依靠的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有效组织和领导;注意对群众的宣传、教育,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生产自救;边区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     

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党和边区政府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注重推行民主政治,为抗战而生产.边区政府注重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以教育推动少数民族价值文明的现代重构,大力开展民族统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对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最大程度地整合了边区各民族的抗战力量,推动各民族的现代化转型,在党的民族政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更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定型化的开始.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抗战动员,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与抗战民主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灾害及其救治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遭遇了连年的自然灾害。严重的自然灾害对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直接导致了边区灾民、流民的增多和边区经济的困难。边区党和政府从边区的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救治方针政策,以积极防灾,科学决策为长远目标,采取政府赈济和群众互助互济相结合,使边区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不仅保证了边区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而且加强了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和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心。在这里,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带领边区人民进行了经济文化建设,并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其中中小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改变了陕甘宁边区落后的文化面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都烈、军属优抚工作缘起、策略与实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序开展对烈、军属的优抚关系政权稳固,社会稳定和人民利益。成都市人民政府严格遵照中央指示,深入贯彻中央烈、军属优抚政策,积极推进烈、军属优抚工作。物质优待方面,向烈、军属发放优待粮和优待金,农村中实行代耕,城市中鼓励生产就业;精神优待方面,开展褒扬烈士活动和拥军优属活动;烈、军属的子女入学,住房和医疗等问题亦受到政府关注并得以及时解决。基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参与,烈、军属优抚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有效解决烈、军属生产生活问题的同时,支援了国家建设和抗美援朝运动,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     

论陕甘宁边区婚俗改革与妇女地位的转变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进入边区,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边区政府制定了一些新的法规,尤其是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自由、文明、平等的婚姻观念逐步为边区人民所接受,人们摈弃了旧式的封建婚姻习俗,建立了新的、平等的男女婚姻关系。陕甘宁边区的婚姻风俗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风俗的改变为新中国婚姻法的制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战时期四川的邮政通讯建设

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对这一地区的建设。因此,四川交通建设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其中邮政通讯建设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抗战胜利在即,四川邮政事业却面临重重危机。     

概论日本对辽宁农村的统治--伪满时期辽宁农村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日伪时期,东北农村地区既是反日武装非常活跃的地区,也是日本实行殖民统治的基础.为稳定日本在东北的统治,他们采取"标本兼治"的方针.同时,因战争不断扩大,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已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为此,日本进行了法西斯军事性的掠夺.这不仅给农民造成了灾难,也给东北抗日武装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日本的经济掠夺政策由关东军操纵,通过伪满傀儡政府来施行的.     

开明绅士参与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主要形式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开明绅士超越了自身的阶级局限,认同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积极响应抗日民主政府的号召,广泛参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成为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一大亮点。开明绅士主要通过参议会、政府、绅士参观团、绅士座谈会等形式参政议政,在军事、政法、财政、文教、经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提案,推动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安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安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政权制度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完善上,一是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二是在政权体制上推行参议会制,三是在政权机关人员组成上推行“三三制”;在民主法制建设上,首先是通过立法以规范和保障抗日民主的政治权利,其次是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制度建设,此外,在司法与行政执法活动中积极创新与发展;在民主思想的普及教育上,一方面充分运用多种形式与方法进行抗日民主的宣传教育,并组织民众进行各种广泛的政治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则以党政干部的民主作风与民主精神去影响和教育群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鲜明的开发性与创造性。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及其对党的发展的影响

党的作风就是党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环境以及党内所存在的不正之风使党的作风建设面临新的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撰写了大量的关于党风建设的文章,形成了我党所特有的党风建设理论,开展了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的整风运动、防腐反腐的廉政建设,提出了加强党风建设的原则,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属运动以及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党的作风建设使党在政治上变得成熟起来,对党的组织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党在自身建设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抗战期间中英政府交涉中印公路运输线考释（上）

抗战期间 ,中国政府出于物资援助需求 ,筹划了中印公路日玛线和印藏驮运线。然而 ,由于英国政府对之变化不定的政策以及对西藏噶厦的唆使 ,致使该计划失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首次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原始档案材料对此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 ,并分析了计划失败的原因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武汉抗战时期募捐

武汉抗战时期,国内各阶层民众国家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确立;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放松了对民众团体的控制,这些都为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武汉发动的几次募捐运动中,国家整合与社会组织整合两种方式同时进行、互为补充,既发挥了国家政治核心的动员能力,又充分利用了社会组织广泛联系民众的纽带作用。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条路径进行整合,从而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各种募捐运动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冬学运动初探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冬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教育广大农民的有效手段之一。建国初期,为了改变东北地区广大农民文化水平总体上不高的状况,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组织下,在广大农民的广泛参与下,东北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冬学运动。冬学运动提高了东北地区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促进了生产和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树立了社会主义新风尚。     

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探微

本文主要从社会学视角来探讨农民工在市民化中的一些问题。市民化问题是中国城市化中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在其前进中却和其它新生事物一样遇到了种种的困难,有来自自身的,也有来自其它人为的、制度上的制约。在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本身从农村社会化向城市社会化的转移中社会化缺失、城市人和政府的有限的理性行为等都不利于农民工的市民化。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农民工自身的社会化努力,改变城市人与政府看法、行为等将是解决这个集多种矛盾于一体的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