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晏欧体

晏殊、欧阳修所共同构成的晏欧体,是北宋士大夫词人的初祖,晏、欧共同具有“以诗为词”、“诗人之词”的一面,从而保证了词体有别于诗的独特风格;欧阳修首次对柳永实现了接纳,接纳的原因主要在于欧阳修不同于晏殊的人生态度;晏、欧作为北宋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改造艳科之词而为士大夫词。以诗为词的尝试,深致的情感表达,构成了晏欧词体士大夫化的具体内涵。     

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

词真正起于中唐,刘禹锡和白居易是主要作者,所作以抒情为主,与中唐以来诗因功利化而成为"羔雁之具"显为不同。晚唐温庭筠和韦庄的词主要有代言和自抒的区别,《花间集》为歌唱而编选,基本是"伶工之词",到南唐词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文化转换来说,中唐词是进士文化中的"中隐"思想和享乐意识的体现。西蜀和南唐词是两种不同的宫廷文化的体现。而宋初词主要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以晏、欧为代表,继续并发扬冯延巳一派,表现出士大夫文化"忧生"的一面,一是柳永所代表的俚俗一派,与市井文化密切相关。     

论唐宋词的诗体借鉴历程--以温韦、张先、晏欧、少游、美成体为中心线索的探讨

词体作为诗体伟大河流的分支,在从诗体母河主流分支之后,一方面,不断地强化着自己作为分支的独立性,日益健全着别是一家的独特审美特质,另一方面,又从未间歇地从母河中汲取营养.词体的诗体借鉴历程,贯穿于整个唐五代北宋词的发展历程之中早期文人词借用诗的题材,飞卿体借鉴近体诗精神,但飞卿体多是对词体特质的建树,韦体则潜伏着词体回归诗体的因素;张先体、晏欧体等开始借鉴宋诗入词,主要是题材的士大夫化和宋诗的议论手法,少游体成功实现前两个阶段的整合,进一步将宋诗手法融入词本体,美成体更进一步以近体诗精神重新熔铸词体的艺术形式.一部唐宋词史,就是一部与诗体借鉴与分合的"以诗为词"史,只不过借鉴与分合的角度、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曲词民间起源论检讨——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现代词学研究中,词起源于民间说一直是主流的观点,但这一观点需要反思和检讨。从词的界定来说,词体的发生,就音乐原因来看是盛唐之后经过法曲变革主要源于六朝清乐的新曲子;就其文学建构因素来看,则是通过糅合乐府诗的杂言以成长短句、借鉴熔铸近体诗律而定型化的。考察魏晋六朝以来的本土清乐发展历程和近体诗的形成历程,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而魏晋以至盛唐之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宫廷贵族为文化中心而存在的。在盛唐开天时期的玄宗宫廷中,音乐制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即由传统的大曲歌舞演出到清雅的小型乐队轻音乐演出的转型、由隋代初唐盛行的喧闹胡乐到以清乐吴声法曲的转型、由传统的以乐舞为主要音乐表现到以声乐为主要音乐表现的转型。音乐消费创造了对歌词的需要,所以这一时期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曲词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李白的宫廷应制词创造便成为百代词曲之祖。词既不是起源于民间也不是燕乐的产物,词起源的民间论和燕乐说存在诸多矛盾,词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当中,是宫廷音乐消费对歌诗需要的产物。词的产生和形成,就发生时间来说,是盛唐的天宝初年;就发生的地点来说,是盛唐宫廷而非民间。回顾百年来曲词发生史的研究,对民间、平民之类概念的推崇...     

论李白王维在曲词写作上的分野——兼论盛唐诗歌为中国文学的第二次自觉

盛唐文学的自觉,是词体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盛唐诗坛对于诗歌中情爱题材的回避,为词体形式出现在情爱题材上提出了需要。盛唐对于初唐宫廷诗和宫廷应制方式的批判,客观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宫廷文学形式出现的要求。王维与李白虽然同为盛唐文学自觉的旗帜,但王维更为代表正统的士大夫集团,而李白天宝初年的宫廷供奉生活,则成为了李白写作宫廷应制词作的契机。     

道教音乐与唐五代词

论述道教音乐与宫廷、民间音乐交流后纳入词乐并由此产生艳情化倾向 ,从而为唐五代词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朝士·名士·游士:南宋中期诗人的三种面相

朝士张良臣、名士林宪和游士戴复古是前后相继的三代人,作为"富贵不可致""择术复自苦"的能诗者被定性为"诗人".南宋中期以后有些文人逐渐疏离政治,以诗歌为生活和社交重心;拥有诗集和诗名成为确认"诗人"身分的资本,诗集刊行使"诗人"和诗歌的空间得以推扩;同时,士大夫与"诗人"的文学观念和评价体系却渐成扦格.学"晚唐体"的风气是地方"诗人"影响到中央文坛最终又成为"诗人"之诗与士大夫之诗的分界.张良臣举进士到戴复古挟诗干谒、名动公卿,其间的半个世纪正是江湖诗人群体形成的早期阶段.从楼钥为这三位诗人的诗集所作序跋切入研究,能够解析南宋中期以后诗歌相关现象和观念的变化,对既有结论作出修正和补充.     

体格之变与北宋中前期词运之转关

北宋中前期是词体发展之一重要转折期,其时词的创作,就具体体格而言,多有丕变。首先,词的生成场域由晚唐五代时以宫廷、豪门为主发展为更为普泛的普通文人士大夫之间诗酒往来的酒场、歌场,而词的创作目的也由落魄文人为主人写歌供其娱乐,转而变为文人士大夫之间的自我娱乐与消遣,进而为自我性情的深情感兴与生动吟咏。其次,词的作者身份(即作者本人)与文本身份(即文本中的抒情主体)已经化而为一,从游离走向重合,即使在闺情词的创作上,词的隐含作者也多已不复存在,而示之以原本身份。再次,在抒情模式上,"情"与"文"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词作文本的生成更多地得自于某种情感的自然发展,即便是传统的闺怨体,也突破了"花间体""情生于文"的为文设情模式,转而变为"文生于情"的真情书写。     

试论北宋真宗朝白体诗歌创作——以翰林学士应制诗作与中层文士慕白为考查中心

宋初白体诗首兴,白体诗人范围甚广,有"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之说。时至真宗朝,随着白体名家李昉、李至、王禹偁等人的去世,新朝文士纷纷进入文坛,使得昆体代替白体渐次成为诗坛中心。但不少诗人尤其是真宗朝的翰林词臣们的应制唱和诗作,无论是内容体制上还是语言风格上仍然具有白体诗的特征,甚至不少"典型"昆体诗人也由白体"脱胎"而来。宋初诗风更替具有渐次性与复杂性,西昆体与白体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的联系。此外,中层文士把白体诗风推向民间,扩大了白体诗的题材范围。总之,白体诗作在真宗朝没有消失,转入更深的层次的融合之中,并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渊源之一。     

以诗为词:诗学内涵的历史演变及其相关论断评议

"以诗为词"本是陈师道对苏轼词的贬抑之辞,胡仔、王灼、王若虚虽为苏轼辩护,但也是力图说明苏轼并未"以诗为词"。由此可见,"以诗为词"在宋人心目中基本被认为是贬斥而非褒扬,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晚清。在现代论著中,"以诗为词"普遍被视为苏轼对于词史作出的贡献,同一批评术语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改变。宋人曾以"寓以诗人句法"来评价苏轼词,得到较多认同。总体而言,出于尊体观的考虑,"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在古代都招致了批评家程度不等的指责。     

欧阳修雅词刍议

欧阳修的雅词主要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西蜀、南唐词风,从内容上看,有表现士大夫生活情趣和描写闺阁情事两类。这些雅词共同呈现出诗化倾向,在词体中较早体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尚雅的趋向和乐观旷达的精神追求。同时,欧氏雅词于融合雅俗上也进行了尝试,在宋代雅俗之辨中具有导向作用。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唐五代诗体背景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

唐五代词体的形成与发展与诗体关系密切.初盛唐词几乎完全被动的接受诗的影响.中晚唐"以曲拍为句"的制词原则引起了词体对诗体的背离.五代时在西蜀和南唐两大词坛的共同努力下,词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文体范式、美学思想、创作宗旨和艺术风格,诗词离散力度加剧的同时词又逐步借鉴诗在音律和情韵上的成果来丰富自己.这种背离与接受的辨证统一奠定了后世诗词关系的基本格局.     

从《香奁》到《花间》--晚唐五代词体文学发展演变的艺术轨迹

相传为韩所作的《香奁集》 ,确属一部声情并茂的“声诗”选集 ;它的传世 ,为后人全面考察词体文学经历“声诗”阶段并逐渐演变为成熟的长短句的复杂过程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文本依据。本文通过对《香奁》诗和《云谣》《花间》词的综合考察 ,描述了晚唐五代合乐曲词的演进轨迹以及声诗对提高长短句的艺术品位产生的内在影响。《香奁》和《花间》的比较研究 ,不仅勾勒出唐五代声诗的体裁种类 ,更揭示了以《香奁》诗为代表的声诗作品 ,最终要被更加协律的长短句所代替 ,这也是晚唐五代倚声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     

《花间集》的文化阐释

《花间集》作为唐五代词的代表,不仅展现了我国早期词史上文人词创作的体貌风格,而且带有深刻而复杂的时代文化印记。它是以俗艳为特征的世俗性文化和以享乐为目的的内倾性文化交汇下的产物。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它具有音乐、地域、宫廷、女性等诸多世俗文化特性,在外在体貌与内在精神上均表现出与儒家传统文化的对立统一,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突破和叛逆,又受到传统文化的渗透和投射。     

论唐代“诗客曲子词”的体式特征及其对词体演进的贡献

在词体滥觞的中晚唐时期,词所倚之"声"是俗乐"曲子"[1](P117)。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必得与"曲子"相辅相成,且深受曲体结构的约束。最初的"诗客"作"曲子",并非要将歌词当作一种单独的文体从曲子里剥离出来,相反却力求兼顾,以使文乐谐美。唐代文人既注重"倚声"谐唱以制词,又出于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迈出了词体"律化"的第一步。"诗客曲子词"的出现,从文学和音乐两个方面提升了曲子辞的艺术成就,使文与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论宋初体

宋初体是由刘熙载首先提出的与瘦硬体相区别的一个词体概念,它主要指宋初时由词人群体写作集团所构成的词体范畴。从其词人构成来说,宋初体词人属于松散的士大夫词人集团,却有着近似的时代特征,一是承传着早期文人词的某些特点,书写士大夫的怀抱;二是效仿花间,词写艳科,从而具有了花间和早期文人词的双重品格。宋初体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群体觉醒前夕的词体状态,为晏欧体等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另外,就应体特征而言,花间体主要是为宫廷贵族的应制应歌,宋初体呈现应制应歌向应社的转型,瘦硬体则实现应社之特征。宋初体与瘦硬体无论在词人的创作动机、词体特征、词史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种种差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年晚于瘦硬体代表人物张先的宋祁被归入宋初体词人阵营。     

白石、梦窗词的异同与晚宋词风的嬗变

出自民间的词经由唐五代两宋的发展,在文人士大夫的一再推动下,至晚宋已确立骚雅精工的普遍倾向。姜白石和吴梦窗作为南宋后期双峰对峙的词坛大家,他们的创作在三个方面表现了晚宋词风的这一嬗变其一,提倡雅正的词学观念和精思的创作方式,代表了晚宋词人求雅求工、精思而作的普遍倾向和发展趋势;其二,在他们的笔下,“词主情”之情,从普泛化抒情转变为自传性抒情,词中充分表现男性自我情爱心理,体现了晚宋词坛注重抒写主观心态、内心情绪的重大转变;其三,作为词之“小类”的咏物词,出现了由感物言志到托物喻志、寄寓家国之感的转折,促成了晚宋咏物词的成熟。而梦窗词对白石词的继承和创新,更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词风嬗变的最后完成。     

也论《花间集序》的主旨——兼与贺中复、彭国忠先生商榷

欧阳炯《花间集序》不反宫体 ,更不反艳情 ,也没有提出“清”、“清绝”的审美标准。《花间集序》的主旨是提倡“雅词” ,崇雅黜俗。针对民间曲子词质木无文之俗 ,欧阳炯提出了“诗客曲子词”的概念 ,以文雅的诗客曲子词取代鄙俗的民间曲子词 ,以供文人宴集娱乐之用。     

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

况周颐对唐宋词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对唐宋词史有许多十分精彩的见解。其唐五代词观主要为,比较了晚唐诗与词的特点,指出二者共同之处是"丽而不流",其原因乃"风会所趋"。其两宋词观主要为,北宋词的主导风格为清空婉丽,自然天成,词境甚高;南宋词的风格特点是意境沉着、寄托遥深,思想价值最高。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对唐五代词特点的阐述是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偏颇的矫正;第二,况周颐对南宋词人的一些认识受王鹏运、朱祖谋的影响又有发明创见,不乏独特之见也有深文周纳之病;第三,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是其重、拙、大理论的重要体现,由此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其重、拙、大理论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