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研究的回顾

清代文人学者认为《阅微草堂笔记》有明显的劝惩教化功能，在对《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比较研究中，推崇《阅微草堂笔记》，这与纪昀当时的文化地位有关，但许多人对纪昀讥讽宋儒不满。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维护封建道德的笔记小说，这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影响有关。1979年孙犁的《关于纪昀的通信》一文引发了学者对《阅微草堂笔记》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们对《阅微草堂笔记》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层面：《阅微草堂笔记》与《聊斋志异》比较研究、伦理研究、纪昀对理学的批评研究等。随着文艺理论的发展，《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层面会不断拓展。     

评藤田桔贤教授的聊斋研究——“近五十年日本聊斋学研究”之四

藤田祐贤教授的聊斋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蒲松龄及其著述(主要是《聊斋志异》)的资料整理、甄别和研究,《聊斋志异》与民间文艺关系的研究,以及《聊斋志异》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并在以上领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20世纪以来的《好逑传》研究

20世纪以来,《好逑传》在叙事模式、思想主题、词汇语法、文学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小说叙事模式、文学传播中译者的翻译策略、译本比较等是研究重点.20世纪以来《好逑传》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为:首先,在译者和译本研究上,对除帕西和德庇时以外的其他译者及其版本研究过少;其次,在文学传播上,对西方受众对象的研究过于薄弱.未来可以从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比较、语言艺术价值、其他语种译本以及海外受众群体等方面进行研究.     

《聊斋志异》中的域外交流

《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章涉及到中国与异域的交流状况,是当时中国的海外政策在文学中的投影.这种交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朝贡为主体的对外政治关系:朝贡和私人贸易相结合的对外经贸交流:伴随着政治、经济交流而产生的中外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

为研究生活书店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的生产、传播所做的巨大贡献,从《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活书店以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深深地介入《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深层运作,不仅吸纳、团结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大批作家,而且接续承传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并制约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风貌。     

山东文化形象的三大建构模式及其现代传承与嬗变

地域文化的认同凭借地域文化形象这一媒介,文学想象和叙事是建构形象的重要方式.山东文化形象有庙堂与民间两种形态.民间山东文化形象有三大建构模式《水浒传》式的"好汉山东"模式,《金瓶梅》式的"世俗山东"模式,《聊斋志异》武的"灵异山东"模式.20世纪文学中的山东书写,正是循着这三大建构模式发展起来的.     

宗教精神、文学想像与学术品格－－评王本朝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为考察对象，厘定其文学思路，探讨其问题框架及其学术突破和研究方法，认为该著作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关系，从历史流变、精神遇合和话语方式等角度，把该论题推进到整体关照和综合研究、价值整合与规律探索的学术前沿，进而反思了“从文化考察文学”研究方法的示范意义。     

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借鉴意义

源于19世纪中叶的主题学产生不久便和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以来主题学应用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取得的丰硕的成果。主题学的引入,在研究角度、研究视域等方面对中国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意义。主题学对中国叙事文学在文献整理和文化分析等方面都产生了方法论层面的影响。     

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朱维之的《基督教与文学》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而美国学者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则是该课题的奠基之著。进入90年代,国内先后出版了《十字架下的徘徊》、《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旷野的呼声》和《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等四部重要专著,打破了这一课题研究中的长久寂寞。这些研究或将宏观视角和微观分析相结合,或从宗教文化角度观照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或以自己的研究填补现代文学史领域的某些空白,或进一步拓展该课题的广度与深度,形成了在文化传布和影响下的深入探索。但更为宏观和理论化的研究、文学本体的研究和与同类现象的国别比较研究等,仍是该课题所需要的。     

《水浒传》文学意义的海外阐释

海外对《水浒传》文学意义的阐释,主要体现在翻译、文学批评和再创作三个方面,其中不乏由中西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误读。《水浒传》在海外的翻译,原著中的道德性往往被淡化或消解了。海外汉学家对《水浒传》所作的阐释,更多的是从西方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前理解出发对小说文本进行解读。还有一些读者由于他们的期待视野超出了原著的视阈,从而进行仿写或再创作。海外对于《水浒传》的诠释都带有西方文化的烙印,由此形成的前视阈对西方人理解何所向具有规定性,从而生成了与中国人迥然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只要对小说文本中的人情物理解释得合情合理、能够自圆其说,应该说它们都是文学作品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中的存在方式。     

《聊斋志异》借鉴《太平广记》三题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多方借鉴,词语、句式乃至有关情境常从古代典籍文献如《四书》、《五经》、《左传》、《楚辞》、《战国策》乃至历代正史、笔记小说中汲取营养,转益多师,为我所用,这正是《聊斋志异》有别于历代文言小说的显著艺术特征。《太平广记》是宋人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内容丰富,受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写作方法的蒲松龄的青睐势所必然。《聊斋志异》有关本事与《太平广记》的渊源关系,前人多有论述,这里不再加探讨;词语借鉴、情境借鉴以及注释校勘与《太平广记》的关系则是讨论的重点。     

古文笔法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以《左传》为例

有着深厚古文功底的蒲松龄对作为先秦古文代表作之一的《左传》涉猎颇深,因此,其《聊斋志异》中许多古文笔法即导源于《左传》。首先,以古文笔法从事小说创作,使《聊斋志异》中某些情节对《左传》多所借鉴和模仿。其次,蒲松龄还从《左传》中汲取了许多古文笔法以资其小说创作,如他以隐晦曲折的"春秋笔法"寄寓满腔"孤愤"、表情达意;他对"层叠"、虚实相生的古文笔法也多所借鉴。     

高堂华屋外的野百合——蒲松龄辞赋的独特意蕴

蒲松龄辞赋从赋的高堂华屋走向世俗民间。蒲松龄以其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叙写民间的艰辛和苦难,表现出对底层深入骨髓的体认和关怀,并将役使鬼神、抒发孤愤的聊斋笔法与香草美人以寓忠贞的屈骚传统完美结合,在香花幽草的灵异世界里雕刻出人间社会的微缩景观。其语言收放自如、雅俗共赏,生动热闹的俗世场景在相对凝固的赋体中自由跳动,由此表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古典小说中的物化现象研究

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物化现象源远流长。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一直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同时期的物化小说有着各自的特点。研究古典小说中的物化现象并探究其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作品的艺术价值。     

《聊斋志异》民间性溯源

《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 ,却有着浓郁的民间情趣 ,有着浓厚的民间基础。这种民间性源于作品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传奇题材写法的吸收和改造、作品的民间来源、蒲松龄本人的思想和性格特点等方面。     

从书场献艺到报纸连载——张智兰、庄耀亭、尹箴明的“评讲《聊斋》”

评书《聊斋》历来由说书艺人在书场演出，从1909到1932年，张智兰、庄耀亭、尹箴明等报人以评书形式、用北京方言演述《聊斋》故事，23年的时间内，在北京的报纸上连载了300多段，是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聊斋》白话传播活动，也是《聊斋》传播形式的一次转变。     

快意恩仇：《聊斋志异》果报故事的审美情感及特征

《聊斋志异》一书快意恩仇。蒲松龄借因果报应之说而转换了其实际内容，其因果报应篇章的审美情感和特征主要表现为：报应内容的社会化和道德化，行为主体的动机化和情感化，小说叙述的艺术化和个性化。其主调是与《聊斋》文奇义正、寄托遥深的整体精神相契合的。     

《聊斋志异》的造境艺术

蒲松龄是杰出的写意小说家,他融合了我国传统的文言小说与诗歌的艺术精神,建构了用传奇写“意”以创造与诗画意境同构但又具有小说特质的意境的艺术模式,《聊斋志异》中的写意小说超越了前代小说“局部性”地创造意境的水平,通篇“整体性”地创造了意境,将我国古代的写意小说推向了顶峰。     

《聊斋志异》中的海南：历史记忆与象征叙事

《聊斋志异》中有两篇作品与海南有关：《巧娘》中的海南作为蛮荒之地,是男权社会中女性边缘化社会地位的象征;《粉蝶》中的海南是仙人贬谪之所。《聊斋志异》对海南的描绘主要源自历史记忆,与现实中的海南有一定差距。蒲松龄将笔触伸向陌生的海南,不是出于搜奇猎异。海南在蒲松龄笔下,具有重要的象征叙事功能。蒲松龄自觉地运用象征叙事进行写作,从而超越了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成为卓越的短篇小说大师。     

试论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在创作该小说集的过程中,除了吸取传统的诗词歌赋、史传文学、文言小说的营养等因素外,借鉴和吸收通俗文学尤其是宋元话本小说的营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试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艺术形式三个方面论述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以此说明蒲松龄是一个兼容并蓄、广收博取的伟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