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都市化特征

诗歌意象的都市化特征是中国现代诗歌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区别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生成与演变特征: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日益都市化、工业化变迁,以及它所带来的人们内心世界的复杂化,是现代意象生成的土壤。20年代较少都市生活的意象诗,体现的是过渡期诗人与传统审美理想不易割舍的心理意绪;30年代意象的都市化蔚成风气,多体现为象征性内涵,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体验;40年代的诗歌以九叶派诗歌为代表,都市意象较彻底地告别了传统诗词的乡土意象与山水意象情结,体现了现代社会复杂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现代诗歌意象具有了智性深度,表现了现代诗歌意象的现代性深层发展。现代都市意象世界中,恶美的意象形态的突出表现及其审美意义。现代诗歌的都市化意象,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诗歌审美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蜕变。     

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嬗变论

文章探讨了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的嬗变特征。前期意象艺术重在对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化用,并以诗歌意象的繁复性与视觉性建构,表现出对“五四”后新诗潮的反思;后期意象倾向主要体现了对传统审美观念、传统文化的隐喻性检讨与重新审视,明显反映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     

穆旦诗歌的艺术特色

穆旦诗歌文本的晦涩标志着现代派含蓄追求发展的极致,他创造的意象不仅新颖而且自成体系,其诗在具有哲理性的同时又充满了强烈的抒情性.穆旦对诗歌形式的选择或他诗歌艺术形式的特色与他诗歌的内容密切相关.诗歌内容的思辩性是穆旦诗歌的晦涩难懂的根本原因;他诗中大量的意象是他灵魂的追逐、艰难与痛苦的显现;也正因为穆旦反复倾诉着自己无法排遣的痛苦,其诗才具有了强烈的抒情性.     

接受与转化:论韩国诗人郑芝溶对古典意象的处理

韩国诗人郑芝溶被誉为韩国现代诗歌之父,于1941年出版了其第二本诗集《白鹿潭》,学界以此为界称其之后的诗歌为后期诗.《白鹿潭》收录有25篇诗歌与8篇散文诗,若说前期诗集着重凸显"大海"之意象,而后期诗则倾向于"山"之意象;诗歌形式上,散文诗的比例增多,汉字和古词的运用亦占据较大比重.郑芝溶的自然诗本质上有别于韩国传统的自然诗,形式上虽保有儒家山水诗的特点,但是作为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诗人,郑芝溶的诗以对古典诗歌意象或接受、或扩延、或转化的方式不断适应现代诗内在的变革诉求,使古典意象在现代传承中成为创新的酵母.     

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的嬗变及其特征

20世纪20年代诗歌意象艺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与古代诗歌的意象传统纠结,从传统意象体系中突破,重新审视回应传统的过程.30年代诗歌意象艺术,体现了对中国古代诗歌意象艺术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意象艺术的自觉兼容,体现了意象本体建构更全面、更自觉的意识.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意象感性形态向智性形态的现代性变革、意象视域的日常性、都市化的关注、意象思维的现代性生成等方面,全面推进了意象艺术现代化的深层发展.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在化用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中形成了民族化的现代性特质.     

语象与意象:诗歌的符号学阐释途径

西方的“image”和“意象”概念并不对等,其内涵处于语象与意象之间.在语象中,语言的中介不可抛,而意象必须“得意忘言”.作为符号的意象与语象,与语言符号处于跨层关系之中,两者区分源自符号化对象的质的差别,语象形成于语言的再度符号化,分为实体语象和转义语象,意象则形成于事物或情境在语言作用下的符号化过程.这既是西方诗与中国古典诗在成诗方法与诗歌美学上的差异,也是中国现代诗与古典诗的重要分野标志.中国古典意象理论中就已蕴含语象与意象之别,因受限于传统语言观,未能发展出语象理论.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渭城”作为秦都故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入唐后又进入诗人的创作,成为一个意旨丰富的诗歌意象。由于盛唐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配乐演唱,并以《渭城曲》(《阳关曲》)之名广为传播,“渭城”作为诗歌“别离”意象的指称意义,亦因此而凸显。入宋以后,《渭城曲》(《阳关曲》)在社会上仍影响广泛,不但成为文人诗、词抒写别离情怀的标志性意象,此外,还成为一些画家绘画的素材。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确立了“渭城”意象的别离意旨,强化了情感表现力度,而画家特别是李公麟的《阳关图》画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别离主题的意趣。由于宋代文人的诗、词及画家的绘画创作,“渭城”作为文学作品的“别离”意象得以经典化。“渭城”在唐代原本是唐人长安西行的起点,西行之路经阳关而绵延至西域,又因诗人沿途吟咏,遂成为一条自长安西行的唐诗之路。因此,“渭城”也可谓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上的一个标志性别离意象。     

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创新性

英国玄学诗是学问诗,与传统诗歌相比,它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它不为求一统的韵律而囿于传统,口语化的语言使得非戏剧诗歌富于戏剧性,惊人的意象制造出一种新颖的和谐,世俗与神圣在爱情主题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古典诗歌意象的高度纯熟化从文化上钳制与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诗歌艺术层面也使注重意象营造的古典诗歌基本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感受性,并危及到诗歌本身的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早期白话诗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胡适通过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凸现了其在诗歌由旧到新发展史上的意义。     

禅诗意象的特殊点

禅诗意象与普通诗歌意象有诸多不同的特殊点。本文论述了随着禅宗思想进程而产生的禅诗意象的变化 ;幽雅美等 18种艺术美的形态 ;意象取象的广泛性等五个特性 ,以及佛家诗意象与道家诗意象的异同。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由先秦至唐代：汉语叙事诗之成熟

中国汉语诗坛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性“史诗” ,但是诞生了“诗史”。从《诗经》到两汉乐府 ,到中晚唐诗篇 ,中国古代叙事诗发展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显现了夺目的光彩。唐代叙事诗 ,是中国汉语叙事诗成熟的标志 ;对它做重点研究 ,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诗界“抒情”和“叙事”之双峰 ,更深刻地理解艰难时事怎样造就一代诗豪 ,更准确地检测诗人的才力和魄力。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     

钱谦益入清后诗“诗其人”辩

钱谦益入清后的诗从清初以来便被指责为"作伪"、"自刻饰",甚而说是"表演"。由于论诗逻辑的武断简单,使钱谦益诗处于百口难辩的境地。分析话语者的时代和心理背景,考察钱诗所写的事与情,我们认为,钱谦益入清后的诗是真诚的,符合他"诗其人"的诗学理论。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大节隳颓的尴尬和反清志行,亡国之痛,沧桑之感是经历了鼎革之变后全社会共有的感情。在钱谦益评价上,我们不能以其曾经有过贰臣的经历而重蹈前人的覆辙。     

泰戈尔的自然观与自然诗

泰戈尔既遵从印度哲学传统 ,信奉“梵我一如”(Brahm仭ｔｍａｉｋｙａｍ) ,又相信现代科学。所以 ,他的自然观不但大大超乎前人 ,而且在同侪中也高人一筹。他摒弃了传统的“摩耶”论 (M仭ｙ仭) ,认为世界是真实的 ,大自然充满生机 ,充满神灵、爱意和人性。泰戈尔的自然诗 ,是其哲学自然观的诗化产物 ,数量宏丰且多姿多采 ,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哲学家和诗人在泰戈尔身上结合得十分完美一样 ,在他的自然诗中 ,诗歌和哲学也结合得水乳交融。泰戈尔自然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仁山智水之作 ,不仅仅是抒发个人情感或安抚自己灵魂的需要 ,而是用“真即喜”抵御摩耶论 ,启发民众 ,鼓舞斗志 ,为民族获取“真实中的自由”而歌唱     

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论诗诗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型组诗所展示的诗史风貌;二是以辨体意识对于诗史的选择与判断.论诗组诗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辨体意识.论诗组诗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指向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学立场.作者以之评价不同的诗人、诗作就会产生鲜明的情感反差,从而激发了论诗诗中的活性因素.论诗诗不是抽象的概括或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审美意象来呈现其诗歌美学观念的,而这种审美意象产生的契机则是感兴的生发.论诗诗中的名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批评,而升华为一种诗性哲学.     

世纪“新来者”的喜与忧——论90后诗人与诗歌

近几年来,90后诗人作为诗坛的世纪"新来者"已经登上新诗舞台,他们起点高,他们的作品富有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文学界对他们多投以宽容的眼光。与此同时,处于成长中的90后诗歌在反映生活面上较为狭窄,在处理民族传统和吸收西方经验上还有待改善,此外,创新的勇气不足和青春期的焦虑也无时不困扰着诗歌前进的步伐。     

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意”与“味”

张戒《岁寒堂诗话》这部著作中,存在着以“意”、“味”论诗的现象。“意”和“味”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有不同的含义和价值,特别是在《岁寒堂诗话》中,“意”着重于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味”着重于诗的审美情趣。在两者之间,张戒更强调“意”。     

英华乍起的诗体──初盛唐七律论略

七言律诗是由以杜审言、沈期等人为代表的一个文学家群体完成的。七言律诗在“盛唐诸公”的手里得到初步发展。他们的创作在艺术上表现为注重锤锻字句、构思和特定情境,使诗歌从古体诗的直陈其意、达情务尽转向近体诗的含蓄凝炼、思致工巧;还表现为由应酬向抒情转变,以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取代了典丽雍客的态貌。在题材领域,李颀的释梵类七律,既具备文学的意象美,又具备哲学的思辨性,尤其值得称道。     

中国当代诗歌五十年文化思考

本文从文化角度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十七年时期诗歌如潮似涌的歌功颂德,和文化的大一统规范密切相关;“文革”时期出现的“工农兵诗歌运动”、“领袖诗词”的风行和”天安门诗歌运动”,根本上是当时“文革文化”的反应与折射;新时期诗歌的由兴至衰,则表现出从文化的觉醒到文化迷惘的转变.由此,本文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兴衰原因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