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义利关系及其当代审视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义利关系是备受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主张在<国语>、<左传>已现端倪.在漫长的处理义利关系的实践和思考中,形成了义之至上、利之优先及义利相和三种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模式.任何一种模式都程度不同的为现代人处理义利关系提供了相关智慧.     

义利之辩与社会进步和稳定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一场义利之辩,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到宋明时代,乃至目前伦理界重新对义利之辩的反思。可见,如何认识“义”与“利”?是提倡“义”,还是“利”,或者是“义利并重”,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从中国古代义利之辩的历史背景,中西方伦理之本质差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国家与地区的伦理道德在变化等分析中,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定条件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须提倡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义”与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利”并重。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现,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个方面：“先富与共富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邓小平所创设的义利并重与义利辩证统一的义利学说,从宏观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活动和道德建设的发展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周秦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其现代启示

周文化的精神内核是道义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之中。秦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具体蕴含在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之中。以周文化为先驱的儒学道义论在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但儒学独尊不等于独存,异质同构、儒法互补、义利兼顾才是历史事实;自觉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之对立,坚持“义利兼顾、综合创新”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义利观取向。     

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务件下，“义利”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正确对待和处理义利关系，必须坚持“义利统一”的原则，以社会主义义利观为指导。坚持“义利统一”原则，既要把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目标，自觉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又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只有坚持“义利统一”的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国家、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义而可以利":王夫之对程朱义利观的发挥

王夫之对于义利关系的探讨,大致围绕着程朱所言“仁义未尝不利”而展开。他依据《易传》“利者义之和”、“利物足以和义”,把利于天下百姓看作仁者之事,包含了对利的较多肯定。在此基础上,他发挥程朱的思想,提出“思利害而不悖乎理也,即仁义也”,进而认为“义而可以利”、“义者,利之合”,强调义与利的相互联系,并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王夫之晚年所撰《四书训义》以朱熹“四书”学为本,吸取朱熹注《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思想,既从一般意义上讲义利相合,又针对特殊的政教衰乱之世讲义利对立,并认为此时的谋利之人即是小人,君子应当“喻于义而不迷于功利”,因而反对“计利之心”,要求去除“一己之私利”。王夫之对董仲舒所言“正其谊不谋其利”,虽有质疑,但更多的是肯定,甚至称之为“圣功之始基”,认为董仲舒言义而不言利,并非拒斥利,将义利对立起来,而是要反对现实中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惟利是求,这与朱熹对董仲舒所言的解读与推崇是较为一致的。王夫之继承和发挥程朱义利观而形成的既重义又不轻利、且不反对主动求利的义利观,是对儒家义利观的新发展。     

浅析中国古代权利概念的缺失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关于它的讨论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中国古代文化中“义利之辨”中的“利”并非是指我们现在所讲的权利;中国古代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导致权利主体的缺失;和谐的价值追求阻碍了权利观念的萌发;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扼杀了权利观念。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法”并治论

本文论证了中国古代“德法”并治方略的产生、形成和基本内容,思考了“德法”并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认为“德法”并治的消极实质是人治,与现代的法治相对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应该清除传统法律文化即“德法”并治的消极影响,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念及其历史启示

义利关系问题是思想界的古老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深深影响着现代社会,孔子集前人义利学说之大成,把义利关系提高到伦理道德学的高度,树起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旗帜。孔子强调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并不排斥和否定利,只是十分注重求利的手段和途径。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所继承和发挥,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义利思想造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但由于后儒的偏颇理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从“义利之辨”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义”与“利”的关系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顾”三大派别。“重义轻利”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重利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各有弊端，只有“义利兼顾”才是解决义利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良好道德的关键所在。     

和谐与发展：经济法的终极理念——从价值和理念的概念辨析谈起

价值和理念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理念是价值上位阶的概念,理念高于价值。经济法的理念即经济法诞生之初便具有的,贯穿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整个过程,体现经济法基本立场和终极追求的经济法所特有的精神特质。经济法从诞生之初便体现了和谐与发展的理念,根据价值和理念的关系,可以从传统阐述中抽象出现代理念,而且经济法的后现代性要求其具有和谐与发展的理念。树立和谐与发展的经济法理念对经济立法有指导意义,符合现阶段党和国家的治国思想,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     

从可持续发展看先秦道家“天人合一”历史美学意蕴和现实意义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涵自然、人、社会相统一的物质运动过程 ,是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社会等诸方面的有机统一体。先秦道家“天人合一”观以天人一体的整体观念和和谐准则 ,坚持“道法自然” ,倡导“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 ,以适度、“知止”的哲学、美学思想意识 ,个体人的修身、养性、自省、自律 ,为我们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给予了启迪     

墨子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

墨子对人性的看法与市场经济相契合 ,即人性是自私自利的。“贵义”是崇尚正义正利 ,含公平性 ;兼爱是“相爱相利” ,含互惠性 ,完全符合WTO所坚持的自由贸易精神及公平互惠原则。而且“贵义”、“兼爱”可作为企业经营的最高目标以及企业伦理的规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边区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从发展中求生存、在和谐中求发展,妥善协调解决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高度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出现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景象,形成了“和谐边区”的雏形。这一尝试,其意义不在于这种“雏形”有多么完善和自觉,而在于它为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天人合一”与生态文明

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正逐渐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精神良药。“天人合一”生态自然观,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视角,蕴含了与现代生态文明相吻合的自然观。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为典型表征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诠释和剖析,阐述了“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的现代价值,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管子》的“王道”经济观

蕴含《管子》“王道”经济观的主要内容是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管子》“王道”经济观所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是“行义”、“顺于理义”。     

“超越”与“超绝”——方东美论中西天人之际

方东美是在中西交汇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哲学研究的。他以形而上学为中心,直探中西哲学文化的核心。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在于"圆融和谐"的智慧,即他所谓的"广大和谐之道";西方哲学则是一种以"矛盾对立"为特征的"二分法"思想,它始终不能脱离"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和格局。相对而言,中国哲学精神在根本上具有优越性,它适足以构成对西方哲学的挑战,也是解救其理论困难的唯一解药。方东美的比较哲学研究,已经深入到中西思想文化的核心,但他夸大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优越性,其理论难免"东方中心论"的局限。     

生态正义论

生态正义实质上是人对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生命以及整个自然界所持的价值观念、价值规范、评价准则的反思和构想 ,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现实起因是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生态正义的基本原则是维护人和自然的和谐以及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必须转变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实现代内平等和代际正义     

“普遍和谐”思想与国际关系

“普遍和谐”思想的内涵是“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将其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倡导“普遍和谐”思想对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推动世界各国“共存共赢”,共建和谐世界,创造中国伟大复兴的平台,将有理念上的积极意义。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规范

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观忽视了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这导致了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危机。这些偏失的哲学根源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缺乏全面的、客观的认识。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伦理观念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的、科学的认识之上的,它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大自然,认为自然界该享有伦理权利。可持续的发展观要坚持的伦理规范有:坚持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正其谊而谋其利”的功利主义;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坚持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而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厉行“节约消费”消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