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特与卡尔松环境审美模式的内在特质及其论争

审美模式在西方环境美学发展中被高度重视,特别是阿诺德·伯林特的“参与模式”与艾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模式”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关注。“参与模式”强调环境审美的身体化、审美感知与日常感知的交融以及家园感的营构,“科学认知模式”强调严肃审美、环境审美的伦理指向以及环境的结构功能性,两种模式的突出争议体现在介入与分离、一元化与二元化,两者的差异为环境美学提供了不同视角下的发展路径,从而推动了环境美学理论的多样性发展。     

环境美学与日常自然审美

卡尔松明确提出环境美学涉及的两个重要问题是“欣赏什么”和“怎么欣赏”。结合环境美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日常自然审美经验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人们在选择自然审美对象时不仅需要敏锐的身体感知,而且也受其情感、经验、知识等因素的影响。审美方式并不是单一的静观无功利模式———对象模式,而是混融性的审美模式,包括景观模式、参与式的自然欣赏模式等。明晰了“欣赏什么”和“怎么欣赏”的理论实质,我们会发现人类的日常自然审美行为既体现出人类获取美感的合理性,同时也蕴含着影响生态环境的某些危险性。我们应该吸收借鉴环境美学的相关理论,更应审慎地选择我们欣赏的对象和欣赏的方式。     

环境审美模式与审美经验的重构

审美经验是审美活动的核心和现当代中西方美学共同关注的焦点。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审美领域扩张与重建。审美经验理论的反思与重构成为新时代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首要领域和基本问题。当代西方环境审美模式以重塑知觉在审美中的核心地位为基础,通过知觉的首要性、优先性、普遍性、直接性、一体化和身体来源等特征的创新性阐释,实现对环境审美经验结构要素的重构和发生机制的重释。这不仅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以来审美经验解释的二元论结构,也为新时代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提供了实践范例。     

艺术经验的自然审美转向——从杜威到伯林特

杜威对“经验”的阐释,直接建构性地影响了伯林特的艺术美学和环境美学思想。杜威通过“一则经验”所恢复的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被伯林特用“审美场”加以明晰,“构成艺术的对象”与“经验发生的情境”相互结合到一个统一的经验序列中,传统的“艺术对象论”消弭,“参与美学”为当代艺术作注解。在艺术突破将人隔开的屏障,而与日常生活经验接轨的同时,也与其所处的环境相融合。在经验的节奏中,杜威将艺术扩展到了自然当中。在经验的交互中,伯林特使人通过身体参与到环境中去,艺术经验演化为环境体验。而在伯林特将环境视为涵盖艺术的范畴而建立环境美学时,自然却是其忽略的领域。从经验出发,重审自然美学的特殊性,则为延展环境的纵深度提供了新的方向。     

悠然之见与中国传统自然审美方式

作为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方式,悠然之见实现了环境审美中动观与静观的结合,有效地突破了西方环境审美模式中坚持动观的理论局限。悠然之见体现了环境审美过程中感官的全息性,实现了感知的联觉。更为重要的是,悠然之见以一种悠然的审美态度,实现了功利向审美的超融,从而补救了西方审美方式理论建构中对于审美无功利理论批驳的偏颇。     

公民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增多表明,既有的环境决策模式受到了公民参与的挑战。但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环境决策遇到障碍：一是公民无法及时获取环境决策的相关信息;二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渠道不畅通;三是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四是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有待提高。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政府环境决策有助于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有效性,甚至合法性。其路径有四：一是扩大环境信息公开;二是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协商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三是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意识;四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重归自然之径——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思想研究

以知觉首要性为出发点,以"环境""审美知觉""身体化""环境连续性"为关键词,综合评述伯林特环境美学思想,并结合当代生态批评的核心话题"人与自然"之关系,简要评析伯林特的环境美学思想之理论价值,指出以身体知觉为纽带的"环境连续体"和"身体化"的美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上试图矫正笛卡尔式的二元认知框架,更在实践中为我们重回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搭建了桥梁。     

走向真正的环境审美：化解景观审美经验中的边界和对立

为了使审美体验在环境公共行动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美学家必须化解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审美体验、审美判断以及决策中的一系列对立性要素,诸如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对立、非人类与人类的对立、个体与群体的对立、地方民众与专家的对立。真正的环境审美体验是积极的、参与性的、可交流的,而不是消极的、私人的、主体性的。通过这种体验,我们可以消除一些妨碍美学在公共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障碍。一些途径可以打破人与自然的界限,比如园艺、环境艺术以及相关的对于环境的审美估价方式,都能够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了鼓励对景观更加亲密、更加积极的审美参与,应当重视审美沟通的价值,即与更多的人讨论和分享我们的环境审美体验和审美价值。     

论环境美学中的“连续性”问题——从杜威美学到参与美学

"连续性"是环境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连续性"一词源于杜威美学,杜威以"经验"为核心概念,批判了传统的二元论哲学美学,试图建立一元论的哲学美学体系。在《艺术即经验》中,杜威从人与动物、有机体与自然的连续性出发,提出要恢复艺术与非艺术、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伯林特继承并发展了杜威的"连续性"理论,对环境一词进行了全新阐释。他进一步批判了杜威所反对的审美无利害及相关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自然鉴赏的参与模式,并将这种自然鉴赏模式应用到对艺术、日常生活景观的审美探讨中,发展出一种全面的参与美学理论。     

中国古代自然审美对于环境美学的启示

环境美学的核心问题是自然的审美问题.以阿诺德·伯林特和艾伦·卡尔松为代表的西方环境美学家虽然提出了诸多自然审美模式,但是并没有对自然审美所关心的欣赏什么以及如何欣赏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自然美在西方长期被忽略,与西方不同,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则有非常悠久的自然审美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自然审美经验.在中国古代,人们在对自然山水有了相当认识的基础上,赋予了它某种形而上的思想预设,使自然山水在人们的心理上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魅".因此,古人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渗透着玄远幽深的形而上意味,从而使自然山水的审美能够超越主客二分,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虽然历史的语境不同,但是中国古代丰富的自然审美经验极富启发性,值得我们关注.     

农村环境管理与农民参与

目前我国农村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威胁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生存。但现有的环境政策和环境制度建立在工业和城市污染防治的基础上的,对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和其特点重视不够。因此,我们必须让农民参与到环境管理来,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我国农村环境管理的有效途径。     

立体化环境监管模式的创建与运行

有效的监管是解决环境危机的良策,科学的监管模式是有效监管的前提。现行环境监管体制不顺、体系僵化、主体庞杂,应当建立一体两翼的环境监管体制模式和刚柔相济、内外结合的环境监管措施模式,即以行政区域监管为主体,以流域监管和局域监管为两翼的环境监管体制模式和集政府监管、协议监管、社会监管、自我监管的优长与互补,形成有机共生的环境监管措施模式。配合该模式的运行,应调整环境监管机构的设置,明确划分区域监管、流域监管、局域监管的职能权责;拓宽社会监管主体环境知情的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环境监管机制;通过协议监管、自我监管,激发企业环境责任意识和化解环境风险的自觉性,降低环境治理成本,提高监管效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影响中美公民参与环境组织行为因素之比较研究

通过对"2012世界价值观调查"和"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美两国公民参与民间环境组织数据的比较研究,展现了中美两国公众参与环境组织中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并解读了不同环境意识对中美两国公众环境组织参与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环境组织参与者大多为青年人,而美国则表现为全民参与;中国环境组织参与者的环境意识是建立在环境污染驱动之下的,而美国民众表现出了一种常态下的环境意识;较之美国民众,中国公民的环保组织参与行为有较高的政治倾向.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环境组织的发展方向处在一个模式选择的路口,一个方向是合作主义,一个是被动环境维权.     

环境审美:科学认知还是情感参与?——从两种环境审美观看中西哲学自然观的整合

当前西方环境美学中两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艾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和阿诺德.伯林特的“参与式美学”——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了中西传统哲学在自然观方面存在的一些内在差异,由此启示我们应该通过批判地汲取中西传统哲学中的有关合理因素,对它们展开有机的整合,以解决当代环境美学面临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文艺生态自然审美与环境美

自然审美与环境审美似乎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偏于建造人类自身内在精神--心灵家园,后者偏于建造人类外在生存家园.人与生态环境是互为创造与权利共存的关系,这成为审美的前提.生态环境具有"天然的和人为的" 两重化,即自然生态环境和人工自然生态环境.人工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为了自己生存繁衍和发展而创生出的,是人化的自然环境.文章据此而讨论了表征天地人生态合一性的宏观文艺视野,以及表征艺术个体生命体验活动生态关系的微观文艺视野与环境审美特点.     

从生态美学的“参与审美”看梭罗自然观对爱默生自然观的超越——以《瓦尔登湖》与《论自然》为文本依据

梭罗与爱默生均以"自然书写"为世人所熟知,但在长期共同的超验主义理论话语规制下,两者"自然"观的差异混泯不清,因而在生态美学研究日盛的当下,关于两者"自然书写"的生态价值的品量也显得模糊不清。其实,以生态美学的"参与审美"为切入视角,可以看到梭罗的"自然书写"超越于爱默生之处,梭罗的自然观与爱默生自然观念的巨大差异也彰显无遗。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超越与差异,对当下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的解决有着深刻启示。     

审美模式与环境美育——阿诺德·伯林特论作为审美过程的成功教育

审美模式是人类审美体验与鉴赏的经验模型和决定要素,不仅呈现人们的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蕴含审美发生的机理、特点与规律,还连接着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对于审美体验和审美教育的经验指导至关重要。伯林特承续怀特海和席勒的美育思想,将环境审美参与模式应用于教育过程和社会环境的审美描述,不仅阐释了审美过程与成功教育过程的相似性及其应用价值,还为新时代建构可以涵盖各种审美对象的环境美育基础理论提供了“审美模式”的理论基石和“审美场域”的语境立场。这不仅统整了艺术、教育和社会过程审美的理论基础,还为审美教育的经验指导与评价、教育与社会过程的审美阐释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审美与伦理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环境规制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环境规制是其表达环境利益的必备途径,特别是在制衡传统环境规制工具理性缺陷、规制俘虏风险以及重拾环境规制价值理性的进路中,公民参与对于建构政府回应性、开放性和公开透明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民主行政价值和多元治理意义.而在实践中,由于体制可参与性、公民理性参与能力和水平、政府网络治理水平以及公民参与意愿缺陷使之陷入了公民可参与性及公民参与性困境,极大地制约了这一途径的演进.完善公民参与制度中的激励机制设计,并基于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分布特性,舍弃泛公民社会及社群主义意义上的相对虚无,构建有限范围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真实参与路径成为了具有特定可操作性的公民参与机制选择     

环境审美的共识与冲突——从我国重大建设项目的美学激辩谈起

在社会转型、文化多元的语境中,一些重大建设项目激烈的话语碰撞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问题表明,人们在环境审美方面呈现出一定分歧,这在专家、官员、民众层面都有不同的表现。从产生冲突和分歧的原因来看,凝聚环境审美共识十分必要,其中文化自觉和规则意识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