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天主教传教士斥佛原因探析——以利玛窦为例

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面对佛教的竞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采取了批评佛教的传教策略。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明代末年发起对的理学清算浪潮,为传教士的斥佛提供了学术背景;二是佛教管理混乱,时有僧人行不法之事;三是天主教与佛教的教义相悖,无法调和。以上三点,为传教士抨击佛教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上的依据。     

北京寺院研究的扛鼎之作——读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

何孝荣先生的明代寺院研究,是以明代南京寺院为起点的。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结撰成《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一书,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在从事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不少关于明代北京寺院的资料。这使他深深地认识到:“明代的北京,佛教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近代天皇制的理论结构

近代天皇制的理论结构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王金林《明治宪法》、《皇室典范》、《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是构筑近代天皇制理论体系的重要文件。本文拟根据上述文件，对近代天皇制的特征及理论结构作一简略的剖析。一、从《明治宪法》看近代天皇制的多重特性曾经参...     

明代的论史风气

史论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种体裁。它由先前附缀于史书的论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门类,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而在明代,史论似乎突然间喷涌而出,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个独特的史学现象。本文拟从"明代史论"的提出、明人对史论的态度以及后人对明代史论的评价三个角度,通过切实丰富的史料,来增进对明代史论的认识。     

浅析明代香料的进口贸易

香料在人们心中与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它们的芳香代表了愉悦、美味和精致的生活。由于人们对其巨大的需求,历来为古今中外的商人所青睐,在世界贸易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考察明代香料的需求市场,重点分析明代进口贸易对香料的供应,详述香料进口贸易的几种方式,以及香料对明代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论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

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论者肯定海外贸易对沿海地区财政和人们生活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海外贸易管理政策。本文通过分析明代中后期开放海外贸易思想的主要观点及其本质,揭示了明代中后期海外贸易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导向。     

经纬交织中的明代唐诗学史——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述评

对于明代诗文的研究,一度存在边缘化和本位化两种趋势。边缘化是指近三百年来对明代文学主要的研究方向和成果都较集中在戏曲、小说等体裁上,它们的光芒笼罩了大部分的明代文学研究,而明代诗文研究则长期在清冷的边缘地带匍匐潜行。所谓本位化,即明代诗文的研究大多以第一视角的方     

明代海防军船考——以浙江为例

明代海防是中国古代海防的主要成熟阶段,除了沿海卫所的设立,备倭军船在明代海防体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历来研究明代海防、御倭备倭的著述较多,而对海防军船缺乏专门论述。本文拟对明代海防军船做一些初步分析,尤其对明代海防重点区域的浙江海防军船做一些归纳与考证。     

明代河西在西北边镇的地位

甘肃镇是明代西北四大军事重镇之一,是明朝北部防务的重要军事体系。明代河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政治、军事、外交的需要,决定了明代河西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明廷对河西给予异乎寻常的关注和煞费苦心地经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明代河西重要地位的确立,促进了河西功能的发挥,推动了河西的军政建设和经济发展,这正是明朝经营河西战略成功的必然结果。     

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

本文论述了明代官员考察制度化的过程及其内容。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官员考核制度成熟的标志。由于明代封建专制的社会历史条件,考察制度的推行受到各种权力的干扰,加之明代后期政风腐败以及考察制度本身的一些弊病,使罢黜不职官吏的制度反而成为滋长贪污腐败和党同伐异的工具,最后趋于瓦解。但明代官员考察制度本身的一些内容,于今日仍有很多可惜鉴之处。     

论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

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笔记中关于明代词人生平行状的记载,如明代重要词人马洪的生平资料,就主要见于徐伯龄《蟀精隽》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两部笔记。二是明代诗话、笔记中多载明代词人佚作。《全明词补编》尽力网罗,仍有遗漏,如《蟑精隽》所载刘泰《点绛唇》,《六砚斋笔记》所载张铁《念奴娇》均为佚词。三是从明代学术性笔记中采摭词史佚闻,亦可构成对词史或词学接受史的补充。     

明代的舞蹈

明代是我国乐舞艺术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本文试就明代的舞蹈艺术(主要论述汉民族)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初步探讨。一、明代的戏曲舞蹈和民间舞蹈我国的戏曲是迄今舞台表演艺术中,综合性最强、容量最大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在数百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广采博收,汇干泉于一流,集万木成茂林,形成了唱、做、念、舞、打兼备的独具魅力的表现手法。典雅的宫廷舞蹈和多姿多采的民间舞蹈,为戏曲的发展和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舞蹈溶汇于戏曲表演中,以舞姿刻画人物性格,展现故事情节,在戏曲表演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明代盛行的传奇戏曲表演中保存了丰富的传统舞蹈艺术。明末张岱所著《陶庵梦忆》中曾记载了当时某些剧目中精采的舞蹈片断。如,“西施歌舞,对舞者五人,长袖缓带,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这大概是对明人梁辰鱼传奇著作《浣纱记》中西施舞蹈时一个场面的描绘。明书生王魁背弃敫桂英的故事编成的《负心王魁》、《海神庙王     

明代庶吉士制度探析

明代庶吉士制度探析董倩庶吉士制度是明代首创的，以科举制为基础，新科进士须继续求学三年，尔后再授官任职的一种培养高级官吏的制度，对明代的政治史、行政制度影响很大。《明史·选举志》载：“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     

鸡足山佛教与浙江佛教

云南鸡足山佛教与浙江佛教的联系 ,主要反映在学习的阶段 ,属于请进来的情况。明代万历年间 ,佛教复兴 ,浙江成为中国佛教复兴的重镇 ,许多鸡足山的僧人纷纷到江浙一带参学 ,他们在浙江亲近禅门大老 ,大机大用 ,受益终身 ,并把浙江的禅风引入云南。浙江天目系和天童系的佛教对云南的禅宗发展和禅风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活动到当代仍未停止。浙江佛教对云南佛教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明代告示传播机制与舆论功能

明代官方告示的生成过程、传播路径和制度规定已趋完善。一方面,明代告示经由皇帝、中央部院、地方政府以至乡村、城镇、边关的相互传递,实现了传达政令、宣扬规范、示警戒谕、纯化风气之目的,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管控;另一方面,明代民众对于官方告示遵从、抗拒、批判、赞誉等舆论反响,充分彰显了民意民愿对权力意志、官方舆论的调适和干预能力,而官方对于民众反响的诸般回应,则进一步催生了明代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众复杂多变、多元互动之关系。     

明代科举搜检制度考论

明代科举搜检制度主要用于防范“怀挟”作弊,是在继承前代特别是元制的基础上,根据明代具体情况而设置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乡、会试搜检官及军士的简拔、搜检方式及对作弊者的惩治等;该制对维护科举的公平、公正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制度滞后和执法不严等弊端.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的丰硕成果——评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

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是卫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赋予世袭武官优厚的待遇，有利于卫所军队的军政建设，同时也埋下诱发卫所内部矛盾的祸根，对明代卫所制度的兴衰乃至整个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明代军事制度乃至明王朝兴衰的认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然而迄今为止，只有很少的学者涉足这个领域，研究成果极为有限，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很不够，留下诸多的学术空白。梁志胜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学术专著《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的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     

明代杭州私人刻书机构的新考察

对于明代杭州刻书,学界认为明代杭州虽不失为全国刻书重地之一,但丧失了全国的领导地位。笔者统计明代杭州府的私人刻书机构至少在229家以上,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繁盛不能低估。这里既有前朝刻书的积极影响,又有纸张等刻书材料充足、刻书成本低廉等优越的刻书条件,特别是浙江省识字人口多,科举考试人口众,进士人数居各省之首,为书商刊刻科考用书提供了消费市场,杭州的科考用书更是远销华北各地,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使民间社会有余力消费书籍商品,江浙两省藏书家多,都助长了杭州书籍商品的大量生产,使得杭州成为明代书籍商品的生产中心,在全国书籍流通市场上占首要地位。因此,对明代杭州私人刻书的地位需要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