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现代特征——基于青海省扎毛村的调查

剖析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发展史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劳动社会观这个透视历史现象的“X光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发生重要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各种宗教的内容都深受现实劳动条件的制约。对扎毛村藏传佛教的辨证批判,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政教合一制式寺院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以最大可能集中占有剩余价值为内在逻辑的。然而,历史总是循着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规律舒展开来。扎毛村三座寺院作为经济组织在政教分离后的社会主义黄南热贡大地上完成否定之否定,重获新生,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发展新路。     

神圣、世俗与现代社会

本文主要追问全面去圣化的现代世俗社会神圣生活的可能性,考察何谓神圣?它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可能的基础是什么?神圣与世俗相对,超越世俗之上,却赋予世俗以现实性和意义,是世俗的现实基础和意义来源。面对现代困境,新正统神学提出了回复上帝主体性的方案,传统儒学则提出了回复天-人结构中的天命的主体性的方案。这是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神学的一致之处。     

文化圈边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兴与衰

塔尔寺和广惠寺分踞黄河支流湟水南北,其所处地域为青藏高原藏文化圈边缘文化带。二者先后建于明、清两朝,宗教地位略别,历史上的寺院经济发展各有侧重和优势。但在青海解放后、特别是宗教改革以来,二寺寺院经济走上迥异的发展道路,从中折射出藏传佛教在不同人文地理环境下相异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这可归结为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近代以前藏传佛教寺院的出版文化

藏传佛教寺院作为藏区出版文化的中心,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出版文化,本文结合中国出版文化的研究,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出版文化的特点、出版的主要形式以及印刷的装帧形式。     

试论藏传佛教对藏区出版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前的藏区出版,由于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寺院成了藏区出版文化的基地。该文从寺院的经济实力、文化教育基础和人才力量的准备方面分析了寺院所具有的藏区出版文化的条件,探索藏传佛教对藏区出版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青海明代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

青海明代藏传佛教寺院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本文根据统计数据,分析了青海藏传佛教寺院创建的时间特征、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     

明清时期河湟洮岷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

河湟洮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包括今青海省东北部和甘肃省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就其组织形态而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活佛转世的特殊法缘关系为核心,另一类则以世俗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即我们所谓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在后一类型的寺院中,宗教权力是由世俗家族来掌握的,并按其血缘关系世代相承。从明代开始,这种类型的寺院在河湟洮岷地区各藏族部落社会中普遍兴起。它们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宗教社团而存在,同时也构成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单元;不仅发挥着神职功能,而且直…     

世俗与神圣之间：以现代佛教的产生、特点及发展为例

现代佛教在近百年发展历程中入世倾向逐步加强。一方面与现代社会实现了允恰的调适,彰示了佛教的生命力及永恒价值;另一方面深入世俗化不可避免地对其宗教神圣特征有所消解。二者交错成为宗教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新困境,对治的路径在于从世俗与神圣的张力间寻找新的平衡。     

后弘初期卫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发展及特点

公元10世纪后半叶以来,卫藏地区许多旧寺院的修复和大量新寺院的兴建,是佛教在卫藏地区再度弘传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标志,为后弘期以来藏传佛教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文章通过梳理后弘初期卫藏十弟子的建寺弘法活动、藏传佛教各派形成过程中寺院的建设,勾勒了后弘初期卫藏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发展的大致轮廓,并简要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在地域分布、数量和规模、僧伽来源、相互关系、寺院功能等方面所具有的一些主要特点。     

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与《道德经》思想启迪

如何加强和创新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是关系当下藏传佛教主要信教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应当在正视藏传佛教作为信仰民族、特别是藏族文化核心元素及藏传佛教独特价值、特殊功用,准确判断和把握藏传佛教发展态势和寺院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阐释并科学借鉴蕴含在《道德经》的管理思想,借此实现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     

从神圣到世俗到国家意识的觉醒与勃兴——当代中国国家精神的艰难出场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神圣的时代,他通过灌输毛泽东思想,"再造新人",建立了一个地上的天国——人民公社;邓小平时代是世俗时代,其世俗性在于改革开放对毛泽东个人意志的解构以及个体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而对市民社会的回归;党的十八大之后是国家意识的再度觉醒时代,国家意识的觉醒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国家意识主导的理性时代。生活的此岸性和彼岸性是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在神圣世界,人们生存于理想中,而且理想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就是理想世界;而在世俗世界,人们却不得不生存于现实之中,生活在此岸中。神圣时代到世俗时代到国家意识的觉醒,其内在是正反合的逻辑。     

关于青海省开展“法律进寺院活动”的思考——以果洛州藏传佛教寺院为例

青海省开展的法律七进活动中,法律进宗教活动场所是重要内容之一。法律进藏传佛教寺院,对于增强僧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这项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何改进、提高、强化僧人遵纪守法意识是法治青海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浅谈天祝县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

天祝地处交通要道,是多民族聚居地,历史上藏传佛教一度非常兴盛。本文通过对天祝藏传佛教寺院形成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并对天祝藏传佛教寺院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神圣与世俗:后战国神圣性观念研究

在中国,神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神圣性.相反,倒是圣人和圣王具有真正的神圣性.中国思想史上的神圣性,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神圣性.政治神圣性是人们对一个政权或一种统治方式的政治信仰,它较之于统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而具有更大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圣人"话语本质上属于政治实践的产物,是对政治实践的自然表述,它强调的是一种实际的功业和具体的作为.     

神圣与世俗之间——三川地区土族“纳顿”当代变迁的民族学考察

纳顿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土族民众酬神和庆丰收的民俗活动。该活动本是一种神圣性占重要地位的民族文化表现形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正在由神圣性向世俗性游移。文章以民和县祁家纳顿为例来考察纳顿在当代的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认为这种变迁既可以使其保持特有的信仰内涵和文化连续性,又进一步凸显了现代性诉求。土族纳顿的当代变迁也折射出了地方社会将本土文化资源传承与发扬的自觉性受到了国家话语的深刻影响。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与村社的关系探析——以黄南州同仁县瓜什则寺及其周边村社为例

藏传佛教寺院与信教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寺院与所属拉德的村社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相互作用,互有需求、互为满足,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梳理和探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对青海藏区寺院及村社的科学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神圣社会的再生产——基于涂尔干对成年礼的阐述

涂尔干关于初民社会的研究不仅解释了宗教的社会起源,还提供了关于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最终说明。本文从社会的神圣性角度出发,透过成年礼的集体仪式理解涂尔干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看法。成年礼作为个体进入社会的一系列集体仪式,维系了社会的神圣化及其秩序的再生产。尽管如此,社会也将其任意性权力纳入到个体意识当中,并引燃群体的非理性,社会的再生产在培育个体成为社会成员的同时,也维系了社会权威的既定秩序。     

从寺院经济活动看中心寺院体制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以青海东那寺和四川鱼托寺为例

本文以藏传佛教的格绒供奉为切入点,从两个方面讨论中心寺院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其一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格绒供奉表”的形成,其二是寺院对中心寺院体制结构的模仿.说明虽然藏传佛教寺院的经济支柱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藏区传统的民众一寺院一活佛体制并未被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