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寺院与乡村聚落共生关系——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蒙沽寺为个案

藏区的村落社区、家户与寺院间经长期共处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学界曾将寺院与乡村共生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实际上,一村一寺共生也是这种共生中的新类型。在这组关系中,家户及村落努力为寺院培养、补充新的人才,对寺院各种建设倾力支持;而寺院和僧侣则以自己特有的宗教能力满足村落的各种宗教需求和日常需求,回报村落。神圣与世俗两个群体间以互赠"礼物"、交换互动的方式形成了稳定而延续的整体。     

明清时期河湟洮岷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

河湟洮岷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包括今青海省东北部和甘肃省东南部,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出现了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就其组织形态而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活佛转世的特殊法缘关系为核心,另一类则以世俗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即我们所谓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在后一类型的寺院中,宗教权力是由世俗家族来掌握的,并按其血缘关系世代相承。从明代开始,这种类型的寺院在河湟洮岷地区各藏族部落社会中普遍兴起。它们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宗教社团而存在,同时也构成为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单元;不仅发挥着神职功能,而且直…     

论藏族习惯法的宗教哲学基础

习惯法在藏族社会秩序的构建和藏民行为规范的调整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藏族习惯法长期浸润于藏传佛教中并从中获得超越世俗的神圣性和符合世俗道德的合理性,藏传佛教的和谐观、平等观和自律观为藏族习惯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民众的世俗生活和终极追求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宗教是解读藏区秩序的关键,因此它必然成为藏族习惯法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族传统宗教的政治属性

宗教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包括苯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等。这种文化以信仰对象的神圣者为中心,即以信仰为本位,以宗教道德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神佛的观念解释世界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对神佛、菩萨、高僧的信仰崇拜是希望的寄托,以解脱成佛为最高理想,即追求精神的解脱。在藏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作为黏合剂和道德资源,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发挥了社会控制、稳定秩序、凝聚力量等重要的为政治服务的作用。     

略论藏传佛教后弘期 宗喀地区圣人圣迹向圣地的嬗变

藏传佛教后弘时期许多高僧在安多宗喀地区静修传法,并留下了诸多弘法圣迹。由于他们的宗教威望和护法活动,留有圣迹的地方逐渐成为信仰者供奉和祭拜的场所,在藏传佛教复兴的态势下,各教派相继形成,弘法高僧遗留圣迹的地方宗教功能和地位处于上升状态,逐渐形成了具备佛、法、僧三所依的寺院圣地。本文就藏传佛教后弘期安多宗喀地区诸多高僧游历传法典型的遗留圣迹、弘法修行处进行了梳理,并就遗留圣迹和修行处向宗教圣地的嬗变进行了论述,进而使学者从新的视角开展藏传佛教神圣空间的研究以为引玉之砖。     

北魏僧侣起义及其性质初探

北魏时期,佛教流播甚广,寺院之兴盛,僧侣之众多,“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世。”寺院不仅是宗教场所,而且直接占有土地和劳动力,成为封建经济组织。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批僧侣大地主,他们不仅对广大人民进行欺诈剥削,而且残酷地奴役下层僧侣,寺院内部同样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抗。终北魏一代,僧侣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对北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解放以来史学界对此问题却极少注目,专门的论述似尚未见,偶有提及,也是寥寥数言,十分简略,因此,笔者准备对此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以补阙漏,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南北朝时期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的比较研究

寺院地主经济的研究,是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三至六世纪尤其如此.一是由于它成为封建地主经济的重要成分,构成地主经济的另一翼;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以及城市工商业经济构成三种私有经济成分.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之间有着不少共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同样受着封建地主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寺院地主经济毕竟是整个地主经济中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成分,因而又有别于世俗地主经济.近年来,寺院地主经济的研究,日益为史学界所重视,一些学者把宗教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探索.然而,系统地将南北朝的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加以比较,进而揭示寺院地主经济的独特个性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曾在《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一文中,阐述了我们的看法.现再作此文,拟从寺院地主经济与世俗地主经济二者产生的社会条件、形成和发展的具体途径、以及各自在发展中所体现出的特点等方面,作一些比较分析.     

青海藏传佛教寺院概述

<正>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境内藏族、土族、蒙古族的部分汉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信教人数约一百多万,影响深远。全国解放前,全省有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650多座,加上规模较小的活动点等,不下千座。1958年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前,全省在册的藏传佛寺尚有618座。这些遍布藏族等地区的佛教寺院不仅是藏传佛教僧侣聚居、诵经修持、信徒顶礼摩拜、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是研习佛学和藏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学、天文、历算、工艺、绘画、雕塑、医学、舞蹈等多种学科的重要地方。寺院保存了浩如烟海般的文献典籍和琳琅满目的艺术珍品,其建筑本身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许多名刹被誉为艺术宝库。1988年以来,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笔者与本院周生文副院长、拉毛扎西同志、马学贤同志以及院外的李庆(多哇·更桑协热布)、赵清阳等同志通力合作,对全省1958年原有的和目前尚存     

信仰的传说——关于《神仙传》的“神圣”与“世俗”

在《神圣与世俗》中,伊利亚德认为,神圣作为宗教的本质,通过显圣物而到场,显圣物既是神圣,又是世俗的。神圣如何显现,体现了它与世俗之间关系的张弛。神话对神圣开端的显现,显示出了神圣与世俗最初的水乳交融。而《神仙传》作为道教史上第一部以信仰为奠基的神仙传记,在它那里,随着人性中神性的开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交织显得若即若离。世俗地位的上扬,极大地影响了神仙在《神仙传》中,神仙如何绽放出自身来达到对神圣的显现——人对生的追求以及伴随生而来的力的诉求上。神仙通过对生命长久的持守而召唤神圣的降临,更加浓墨了神圣的二重性。     

世俗与神圣之间：以现代佛教的产生、特点及发展为例

现代佛教在近百年发展历程中入世倾向逐步加强。一方面与现代社会实现了允恰的调适,彰示了佛教的生命力及永恒价值;另一方面深入世俗化不可避免地对其宗教神圣特征有所消解。二者交错成为宗教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新困境,对治的路径在于从世俗与神圣的张力间寻找新的平衡。     

重建启蒙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

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主张宗教与世俗之间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相互学习、互为补充,他真正的用意在于通过交往行为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以弥补理性在自我反思意识上的缺失,从而达到修正和重建启蒙理性的目的.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对缓和当代国际范围内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和矛盾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以世俗理由为前提的模式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对信仰的优越感,其现实意义也势必受到具体国家和社会状况的限制.     

重建启蒙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

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主张宗教与世俗之间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相互学习、互为补充,他真正的用意在于通过交往行为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以弥补理性在自我反思意识上的缺失,从而达到修正和重建启蒙理性的目的.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对缓和当代国际范围内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和矛盾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以世俗理由为前提的模式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对信仰的优越感,其现实意义也势必受到具体国家和社会状况的限制.     

从寺院经济活动看中心寺院体制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以青海东那寺和四川鱼托寺为例

本文以藏传佛教的格绒供奉为切入点,从两个方面讨论中心寺院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其一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格绒供奉表”的形成,其二是寺院对中心寺院体制结构的模仿.说明虽然藏传佛教寺院的经济支柱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藏区传统的民众一寺院一活佛体制并未被动摇.     

《哲蚌宗教源流》与果芒扎仓的学经内容

随着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论文已发表不少,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队整体上看,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大多注重对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宏观研究,而缺少比较细微详尽的微观研究,比如对某个特定寺院或者说某个特定的扎仓的学经制度的研究,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更全面地了解一些著名寺院某个特定扎仓的学经的情况。正是由于缺少这种基础研究,几乎使我们不可能对一些寺院的学经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为此,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微观研究。本文将以《哲蚌宗教源流》为主要对象,着重研究拉萨哲蚌寺果芒扎仓的学经情况,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1974年,德国汉堡出版了著名藏族学者格西洛卓写的《哲蚌宗教源流》(),该书是以哲蚌寺之佛教发展史为题,用藏文完成的一部长达452页的巨著。由于作者本身就属于学识渊博的藏族高僧,再加之又是以作者自身的实际经验     

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与《道德经》思想启迪

如何加强和创新藏传佛教寺院管理,是关系当下藏传佛教主要信教地区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应当在正视藏传佛教作为信仰民族、特别是藏族文化核心元素及藏传佛教独特价值、特殊功用,准确判断和把握藏传佛教发展态势和寺院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阐释并科学借鉴蕴含在《道德经》的管理思想,借此实现藏传佛教寺院管理创新。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与历代中央政权扶持,西藏地方政权及贵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相适应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西藏独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清代民国时期,佛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城市空间布局上,还是在城市居民的思想精神上,都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烙印。     

神圣与世俗: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中的宗教社会空间

房山石经唐刻《大般若经》刊镌过程中幽州社会各阶层皆有参与,构建了有别于实体宗教神圣空间的"社会空间"。此社会空间以宗教的神圣性为依托,在内部群体构成、活动辐射范围以及群众聚集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特征。在此宗教社会空间中,各个信仰群体以家庭、地域、社邑等方式结合,通过各异的参佛理念,或表达个人祈愿,或隐含政治诉求,或流露血缘特征。将刊镌佛经这一佛教活动融入多元化的具有世俗特征的信仰理念,展露了宗教空间中神圣与世俗的矛盾与依存。     

文化圈边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兴与衰

塔尔寺和广惠寺分踞黄河支流湟水南北,其所处地域为青藏高原藏文化圈边缘文化带。二者先后建于明、清两朝,宗教地位略别,历史上的寺院经济发展各有侧重和优势。但在青海解放后、特别是宗教改革以来,二寺寺院经济走上迥异的发展道路,从中折射出藏传佛教在不同人文地理环境下相异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这可归结为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现代特征——基于青海省扎毛村的调查

剖析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发展史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劳动社会观这个透视历史现象的“X光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发生重要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各种宗教的内容都深受现实劳动条件的制约。对扎毛村藏传佛教的辨证批判，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政教合一制式寺院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以最大可能集中占有剩余价值为内在逻辑的。然而，历史总是循着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规律舒展开来。扎毛村三座寺院作为经济组织在政教分离后的社会主义黄南热贡大地上完成否定之否定，重获新生，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发展新路。     

西方中世纪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影响下的声乐现象解析

作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萌芽期,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声乐艺术在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的作用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宗教文化中的声乐现象以服务宗教仪式为宗旨,以格里高利圣咏为中心,围绕对圣咏的修饰和扩展,逐步体现着作品体裁、表演形式以及歌唱技术的全面复杂化趋势。而世俗文化中的声乐现象在充分展示世俗文化特征的同时,又无法避免地接受强大宗教文化的浸染。二者在对立与并存中共同推动着Bel Canto声乐艺术的系统化构建,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主体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