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口预报评价动态

在进一步界定人口预报概念的基础上,简要介绍了几种常用人口预测方法,重点介绍了近10年西方学者针对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预报所进行的评价研究动态,包括：单个预报方法评价、两个预报方法之间的比较评价、衡量预报误差大小的统计指标设计评价。人口预测是当前人口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通过对人口预报结果的评价,可以了解预报方法的优劣,并提出改进和修正方案。     

镇江市“十一五”人口和计划生育预测和规划

一、“十一五”人口预测“十一五”人口和计划生育发展规划是在相关的人口预测的基础上进行的。人口预测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用文献研究、专题访谈、实地调查和观察等研究手段。以2000年镇江市的“五普”数据为基础。对镇江市近年来的新婚妇女的生育意愿调查和以镇江市育龄妇女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为参照。并结合统计年鉴和其它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建立数学预测模型。进行相关的预测。通过预测的人口相关资料规划出“十一五”镇江市人口总量、人口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各类人口的分布等方面情况。     

两种人口预测模型的精确度比较——以人口年龄移算法和灰色预测模型为例

对灰色预测模型、人口年龄移算法在人口预测结果中的精确度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是:(1)灰色预测模型的预测精确度优于人口年龄移算法;(2)灰色预测模型残差在小范围内呈波动趋势,而人口年龄移算法残差表现为随预测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的趋势;(3)灰色预测模型比人口年龄移算法更适合较长时期的人口预测.     

哈尔滨市适度人口容量分析

采用多目标决策下的适度人口容量研究方法,从建设用地、可供水量、GDP总量和就业人口四个方面预测了哈尔滨市2010年的经济和自然资源适度人口容量,与本课题人口预测部分的结果相比,自然资源适度人口容量较宽裕,但经济适度人口容量极易突破。为保证未来居民的生活质量,必须采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等措施。     

低生育背景下中国人口惯性与人口增长峰值预测

计划生育国策实施至今已有30余年之久,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991年开始,我国人口增长就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现阶段人口数量的增长是由于人口惯性因素影响所导致.人口正增长处于缓慢前行的平稳时期,这样一个时期有利于客观并准确预测我国人口的峰值数量与达到峰值时的年份.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依据,辅以199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建立了人口惯性与人口预测两个模型.通过模型计算,假设在更替水平稳定不变的前提下,得到我国2010年人口惯性因子为1.05,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人口惯性增长达到峰值时的年份,通过数次运算,结果显示,2024年我国人口数将会达到峰值,为1 439 063 719人.     

小区域人口预测模型及其应用——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参考已有人口预测理论,针对大城市各个区县流动人口较多、人户分离、人口增长较快的特殊情况,构建了小区域人口预测模型,并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对2011—2020年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陕西省人口总量时间序列的ARIMA模型

人口研究、预测和控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对全国人口总量时间序列模型,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对陕西省人口总量时间序列模型尚未研究。通过研究陕西省人口总量时间序列(1949~2006年),应用B-J法建立了ARIMA模型。为人口预测和控制提供简单易行的统计方法。     

世界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展望与影响应对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负增长是超低生育率作用下人口再生产的特殊类型,是在无迁移人口条件下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人口总量和增速、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快速变迁的现象。华盛顿大学2020年人口预测数据首次勾勒出21世纪世界人口负增长的基本趋势,对比联合国2019年人口预测数据,发现世界人口负增长在21世纪开启的作用机制在于低生育率水平预期。进一步展望世界人口负增长趋势,不难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化、区域和国别人口发展不均衡、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差异化等特征与人口负增长伴随;通过减少劳动力资源、挤压技术进步空间、增加社会保障压力等方式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生,在后人口转变阶段与低生育率陷阱相叠加,以及通过总体和个体视角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在适应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亟待从缓解老龄社会问题、分类实施家庭计划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等视角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影响。     

中国人口转变的风险前瞻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预测,中国人口转变既带来了人口红利,也带来了人口负债和人口风险.研究集中讨论了伴随人口转变而来的人口发展风险问题,概括了人口转变的六大特点以及人口发展的九大风险.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一个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正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形成和发展中.1996年,中国成为人口转变意义上的风险社会,2016年后将演变为高风险社会.但和谐社会拒绝不安全的人口转变.成功的人口转变需要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和重建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城乡统开二胎"是值得尊重的"底线生育权",是规避人口发展风险的重要政策选择.     

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人口变动及重大"转变"

利用人口预测方法估算中国"十四五"期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并总结了其中的四大重要"转变".人口规模变动呈现"四降三升"态势,人口总量保持增长,老年人口增速加快,年均死亡人口规模继续提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育龄期女性人口、年均出生人口继续下降;从人口结构变动来说,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双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由"底部"驱动转为"顶部"驱动主导,人口抚养比保持低位,但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正向适婚年龄段传导.人口结构出现的重大"转变"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婚育观念的交织、劳动力的"质""量"转变.为应对中国人口变动,提出必须从生育权利、养老保障、经济转型、社会体制等方面进行战略储备.     

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对“科教兴村”的启示

"科教兴村"计划的实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如何搞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国外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通过对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考察,归纳概括出其主要的动因,并进行综合的比较分析.     

"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三农"问题是我国的重中之重,解决"三农"的突破口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城市化"则是转移的最佳途径.我国建国以来一直采用城乡分隔的管理体制,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在城市化不同的发展模式选择上,有以大中城市发展为重心和以发展小城镇为重心两种主要观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不同.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城市化模式应该是既能发挥城市的集聚功能,又能很好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此,我国应该以发展大中城市为主,小城镇建设为辅助.在大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小城镇可以发展以为农服务的产业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三农”问题是我国的重中之重,解决“三农”的突破口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城市化”则是转移的最佳途径。我国建国以来一直采用城乡分隔的管理体制,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在城市化不同的发展模式选择上,有以大中城市发展为重心和以发展小城镇为重心两种主要观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不同。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城市化模式应该是既能发挥城市的集聚功能,又能很好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此,我国应该以发展大中城市为主,小城镇建设为辅助。在大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小城镇可以发展以为农服务的产业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我国建国以来一直采用城乡分隔的管理体制,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在城市化不同的发展模式选择上,有以大中城市发展为重心和以发展小城镇为重心两种主要观点。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不同。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城市化模式应该是既能发挥城市的集聚功能,又能很好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此,我国应该以发展大中城市为主,小城镇建设为辅助。在大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小城镇可以发展以为农业服务产业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浅议解决农业失业人口的途径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首要任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控制农业人口的数量,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及技能,引导农民转变传统观念,向非农产业及城镇化转移,是在搞好农业的同时,解决农业失业人口再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良好途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研究——以安徽省农村人口迁移为例

我国传统城镇化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失衡、“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追求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了乡村生产要素集结发展,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核心。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受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由外延向内涵提升,人口回流趋势明显。在就近迁移、就地改造两个方面,安徽省形成了大城市扩容、中小城市产城一体化、中心集镇建设三种主要模式。     

中小企业与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广大农民进厂、进城的脚步,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取得可喜成绩。但由于河南省农村人口基数大等原因,河南省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仍然没能有效解决。研究认为,中小企业是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是农民工就业主渠道。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力度,扶持和发展本地中小企业;鼓励广大返乡农民工创业;培育新的经济体。     

城镇化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梯度转移模式

文章从我国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出发,总结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传统的人口迁移模型给予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劳动力的梯度转移模式,最后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述评

目前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很多,国内外学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界定,归纳起来有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和城市就业概率标准、国际标准模型法、农业技术需要法等六种方法。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依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对人口转移的研究形成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等。国内外学者在应用这些发展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异地转移、多元复合转移等模式,评述这些不同观点,有利于从理论上丰富我国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中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

2003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市场上的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流动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初现端倪,虽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了农民工被迫返乡现象,但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回暖,随即又出现了民工短缺。显然,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状况已经跨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阶段性特征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劳动力市场将面临重大转型。深刻剖析和全面研究这一重大转型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机遇,有效保护和深度开发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以维护和提升我国产业及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且事关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