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品流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关于商品流通现代化水平的评价,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可以应用的指标体系和标准。文章在选择中国商品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德尔菲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给出了各个指标现代化水平的具体数值,建立了一个可以应用的商品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发达城市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研究立足于新时期发达城市现代化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按照把握三个关系、注重两个体现的设计原则,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中国发达城市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为引导发达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方向,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内涵和实践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导下,构建了由人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45个三级指标组成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定量测度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综合实现程度稳中有升,但还存在许多卡点瓶颈,从指标分析中归纳出的典型事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证据。建议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机制、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实现机制和监测评价机制,着力提升现代化整体水平,着力增进人民福祉,着力增强指标体系引导功能。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文章对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时应遵循的原则、建立指标体系的方法、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基本结构进行梳理阐明,构建了省级疾控中心现代化指标体系,并就指标体系做了简要说明.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文章依据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和客观标准 ,参照国内外有代表性的农业现代化指标设置 ,在实事求是、系统性、阶段性、可比性、实践性、可操作性、权威性、透明性、完整性、无重复性的原则指导下 ,运用层次分析法 ,建立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流通产业安全的概念争论、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当前西方主流学界很少关注产业安全,中国国内学术界对此讨论较多,但针对流通产业安全的争论较大,因此在经验度量之前必须详细阐明其中概念逻辑。中国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宏观背景已经发生变化,整体上看资金瓶颈已转向流动性过剩;流通业安全往往是指一种潜在威胁,而非实际状态;外资商业在中国国内地理布局呈典型的非均衡性。为了在经验评价中反映中国流通产业安全的这些理论逻辑,可基于比较性原则、准确性原则和可持续(动态监控)原则设计一套指标体系,并对相应的指标数据进行结构调整和趋势调整,最终得出中国流通产业安全度的测算方法。     

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为及时了解全国各地区建设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实际状况,总结发现各地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特点,促进各地区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持续推进,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全国统一的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本课题即为适应这一需要而开展.本文在理清了农业现代化基本内涵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紧扣其本质要求,构建了一套由6大类18个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并根据这18个指标的当前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目标值.最后结合江苏建设农业现代化工程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     

加快流通创新促进流通现代化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应加快流通创新,促进流通现代化.本报告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十五"期间中国流通创新理论与政策研究>,作者尝试开辟全新的考察思路,着重从宏观层面集中讨论流通创新过程中的一系列事关全局的核心问题,并对如何加快流通创新,促进流通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思路.     

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模糊综合评价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省域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进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不同水平的地区分布呈现出偏态分布而非正态分布,按发展阶段排列呈金字塔型,全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整体水平不高;区位因素与经济综合实力较大程度地影响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水平;部分传统农业生产大省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较低,农业经济效益有较大提升空间。基于此,对相关省份加快发展农产品流通现代化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处于发展阶段的福建等5省应着力提高整体流通现代化水平,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疆等12省(区),应找准突破口,加强农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与市场体系建设,而处于农产品流通节点的四川省应将将农产品流通业作为优先发展的行业。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逻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概念要点,进而把握其核心要义、构成要素与评价要求,探求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路径。本文旨在立足国内外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严格遵循“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国际通用与各地适用、动态分析与静态剖析、技术可行与数据可比、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六个相统一的构建原则,提炼设计出一套科学系统、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强化评价衡量标准、优化评价监测机制、转化评价结果运用,才能稳中有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教育在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某些方面起着一定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虽然与宗教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法文化的衔接,顺应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也与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大学法律教育构筑起了一个新式法律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法律教育系统和法制变革中的创造力.     

中国餐饮业的现代化

21世纪将是中国传统餐饮业向现代餐饮业过渡的一个时代。本文从什么是餐饮业现代化、中国餐饮业现化化建设面临的环境以及中国餐饮业如何实现现代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餐饮业的现代化建设问题。     

我国高等学校分配制度改革刍议

高校在经历多年分配制度改革实践之后,业已建立起了具有高校特点、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薪酬制度。新的分配制度,较好地坚持了科学的分配的原则,体现了工资分配的保障、激励、调节作用,注意处理各利益主体的均衡。目前,在收入差距已经拉开、高校分配多元化态势已经呈现的同时,潜在问题也在表面化。进一步完善分配办法、解决现存问题,关键是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对高校进行科学分类、研究新的增资机制、营造良好改革氛围。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本文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要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给出全面周详、令人满意的解释 ,而是运用社会现代化理论和政府与政党理论 ,结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主要历史作用作宏观的分析 ,试图在研究的方法、思路和视角等方面给人以启发。本文的结论是 ,中国共产党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新政治格局 ,通过对现代化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推进方式的探索与选择 ,开启、主导和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问题的几点认识

本文跳出把共同富裕问题仅仅看作分配制度问题的狭窄思路 ,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对共同富裕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认为共同富裕应当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能够凝聚人心的一个基本战略 ,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当自始至终十分重视这一战略 ,通过制度安排 ,切实保障这一战略的有效实施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人本性宗旨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论述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指出社会发展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人们在认识到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的同时，也要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看到历史发展中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以人为本的问题。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创新

农业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由亿万农民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完成的.政府通过优化农民的行为环境,把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和汇聚到农业现代化建设上来,其关键是提供一套有效率的土地制度.切实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是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核心.不失时机地推进土地制度创新,把市场机制引入农民与集体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机制,才能真正实现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法律现代化应有精神品格探析

中国现代法应有品格是“人文关怀”精神,它是我们在扬弃传统与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体现,这种“人文关怀”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具体要求是以人性为本、以自由为本、以权利为本。中国现代法的精神“人文关怀”不是一成不变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人文关怀”和“和谐共生”并存。     

分销通路创新及设施现代化研究

近几年,我国分销通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在回顾我国分销通路形式演化和分析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未来5年我国分销通路行式创新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路:在通路长度、宽度、广度、系统、方式及设施等方面进行调整与创新.     

市民社会与中日的近代化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第一,在历史时段上,日本在元禄时代(18世纪前后)市民社会力量就已经成长起来,而中国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20世纪前后)才产生了市民社会的萌芽。第二,在社会力量上,日本的武士阶层是市民社会的特殊力量,而中国的士绅阶层,却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的顽固势力。第三,在社会经济上,日本的新兴商人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和反抗幕藩统治的生力军,而中国的商人最终不是作为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出现于社会,而只是地主、官僚阶级的附庸而已。中日两国市民社会的不同状况和发展差距,决定了近代化过程中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