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遭遇社会分化的乡村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建构了一个大众民主型乡村治理模式——村民自治。这一理想的制度建构是以当初农村社会成员尚未分化的均质性社会为基础的。2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化,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多元分层和分派现象。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导致乡村治理环境的重大改变,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新变量,进而对乡村治理结构产生深刻影响。遭遇社会成员分层、分派的乡村治理,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从而实现了乡村政治形式的创新。     

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湖南益阳15个乡镇的调查与思考

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主导者,其主导法治之难不仅在于立法的缺陷与执法的尴尬,更在于要在一个有着浓厚伦理文化传统的特定地域植入现代法治化治理机制,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乡村治理传统。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基层法治生态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基层政府行政的法律权威面临多重挑战;基层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冲突长期存在;基层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转型。     

“双轨政治”重构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激活基层行政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农村基层行政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后果.通过激活农村基层行政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建构“双轨政治”的理想模型,总结当前农村基层行政的特征,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丰富经验,提出依法行政的体制改革仍需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自治资源,支持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和团队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民主恳谈"的规范与完善

作为当今改革发展时代乡村基层民主的创新形式,"民主恳谈"顺应了乡村公民社会兴起和乡村治理民主化的需要,是我国乡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一种适时、顺势、科学、有效的实践创新.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性和行政性的双重悖论研究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是专业性和行政性两种模式并存,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各自都存在悖论,这种农村社会工作的双重悖论表现在二者都无法有效地改善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实现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专业性农村社会工作的悖论体现在其自身拥有专业的优势,表现在专业的理念、价值和使命等,可以独立于行政体制,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是面对基层"不合法"的治理结构时往往无能为力;行政性农村社会工作本质上属于国家的制度安排,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大量体制内资源的支持,在短期内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不能改善乡村的治理结构。这两种工作模式将会在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领域长期并存,如何协调与基层政治的关系是当前专业性农村社会工作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东北地区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若干构想

东北地区乡村治理模式转型是科学发展观和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东北乡村治理问题的根本举措。解决东北乡村治理问题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根本上进行乡村治理模式转型,建立合作型乡村治理模式,改变乡村治理的体制性障碍。首先应完善村民自治,实行"乡政自治",然后应抓住有利时机,实行"乡村自治"。     

以多元治理主体为视角的乡村治理研究创新——《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及其行为关系研究》述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乡村作为基层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历来都是国家政治活动展演与嬗变的重要场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蓬勃发展,"治理"理念逐渐被我国学者所接受,"乡村治理"成为继"村民自治"之后又一重要的分析概念,极大地丰富并拓     

中国乡治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乡镇是我国纵向权力结构的最基础部分,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构建乡村治理的新格局,不仅牵涉乡村基层社区的体制安排,尤其与中央和地方关系相关联。乡域自治理想样本能否真正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间宪政性的地方自治分权改革。我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应遵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全面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村民自治;第二步,充实完善村民自治,逐步实行乡镇社区自治;第三步,巩固提高乡镇社区自治,最终实行乡镇地方自治。     

历史唯物论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是在农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关节点。从历史唯物论的视角看,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共性难题:一是新农村建设中主客体错位与主体缺失;二是新农村建设发展动力不足;三是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制约。原因有:第一,作为农村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致使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合法利益的制度缺失。第二,对农村发展规律把握不准,致使决策层所制定的某些政策缺乏操作性。第三,党中央新农村建设任务与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没有实现有机结合,致使农民在行动上不主动,使建设主体缺位。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借鉴外国经验,使之与我国及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机结合并付诸实践。对农村领导干部和农民的教育,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上层建筑的文化条件和主体动力。推进农村上层建筑的政治建设实现制度创新,以制度安排推动新农村建设。     

农村税费改革实施的制度障碍和政策选择

农村税费改革降低了农民负担 ,规范了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 ,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制度化建设。但改革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也反映出现行农村制度安排与改革要求存在冲突。本质上 ,税费改革并不是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我们必须超越减负看税改。税费改革为我们彻底解决农村问题找到了突破口 ,应该抓住税改良机 ,以完善税费改革为中心 ,进一步深化农村现行各种制度的改革 ,通过对农村社会的制度建设推动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 ,从而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 ,确立以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国家、集体、农民三方的新型分配关系。     

中国农村市民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社会传统上是乡土社会,但是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它已经展现出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本文结合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运用市民社会理论从社会自治、政府职能和法治秩序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农村市民社会发育、发展的道路。     

庙会文化在构建和谐乡村中的意义与作用——基于“张山寨‘七七’庙会”(国家非遗项目)的田野调查

乡村庙会与地方文化融合的再度复兴,体现了民间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村落社会急剧变迁的今天,庙会依然对乡村民众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它直接影响着民众的情感取向、审美判断和思维方式。庙会强化了村落社会的自我认同,维持了村落社会秩序。庙会所展示的民间文化则体现了乡村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情感底色。只有深入现实去感受、理解庙会,才能真正懂得庙会,引导、改造和利用庙会,构建乡村和谐社会。     

试论提高农村居民生存质量的途径

中国 6 4 %以上的人口在农村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目前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账面上看是 3:1,实际差距可能已达到 6 :1。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同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等等是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源。这种不公正的体制已严重妨碍了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 ,妨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这是束缚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改变现行城乡二元结构状态是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 ,促使城乡共同富裕 ,实现全面小康的最有效的途径。     

新形势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的实践探索

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通过对新形势下新农村思想工作面临的新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探讨新形势下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之路，促进农村工作全面发展。     

完善民族地方自治立法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保障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还不尽完善,制约着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需要切实转变观念,提高立法效率,重视立法技术,充实有关内容,加强民族经济立法,重视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和借鉴。健全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有利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和谐的民族大家庭建设,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英文)

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它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社会分层和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中国的户口还起不起作用,以及起着怎样的作用？通过对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具有城乡户口差别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存的特点,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程度与个人社会流动机会获得有正相芙关系。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鉴于户籍制度的强粘附性生成了社会差别,改革这一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     

我国农村腐败现象的发生机理及其规避机制探究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农村地区,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屡禁不止,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失控态势。这既是人性自私动机驱使的结果,也存在文化方面的原因,同时制度和法制的漏洞也为基层腐化留下了极大的空间。要有效地整治农村基层腐败,需要建立健全预防和惩处腐败体系,把对人性和社会风气的正确引导与民主制度建设、完善监管体系、加大惩处力度等有机结合起来,多管齐下,从而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     

加深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认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积蓄后劲的紧迫要求,也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作出的必然选择。要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遵循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的同时,还必须遵循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规律。具体为: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规律;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大起大落的规律;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规律;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把握引进、消化、吸收和提高创新能力的规律;梯度推移、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律;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的的规律。这些规律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较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内容更全面,更广泛,更加注重结构的变革和"质"的提高,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因此,实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系统工程,必须抓住重点,从七个方面"转轨变型"、总体推进: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从高耗型向节约型转变;从线性型向循环型转变;从守业型向创新型转变;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