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气候变化冷思考

气候变化事关每一个人,人们有权利听到“不同的声音”,以确保正确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气候是否在变暖？气候变冷说和气候不变论都是对气候变暖的质疑,科学界内部对气候变暖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气候稳定是否存在？人们试图实现的可能不是稳定的气候,而是人们所熟悉的气候。气候变化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相对于自然界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言,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微不足道,把可能的气候变暖归咎于人类活动是武断的。人类活动总是消极的吗？只有将自然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得出具有实质意义的结论。气候变暖一定是坏事吗？如果气候变化的收益远远超过损失,那么气候变化或许会是一件好事。是否一切负面问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很多事件与全球气候变化趋势没有必然联系,气候变化与农业、公共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没有直接关系。科学家、政治家和其他学者将各类负面事件归咎于气候变化,其原因很可能是为了实现气候寻租,谋取经济利益,争取国际发展权。神学家们特别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因为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危机使旧宗教与气候变化的新宗教结成了联盟,人们因排放温室气体而犯了“气候罪”,这是人类新的“原罪”。     

后京都时代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问题思辨——首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在德班气候变化会议召开前夕,举办此次学术会议意义重大。参加此次会议的大多学者都认为气候变化不是单纯的学科或单纯的科学认知问题,已演化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会上,学者们就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集中探讨了气候变化中伦理问题、经济社会管理对策的有效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或政策工具）选择与法律调控的相关内容等。他们认为,今后我们既需要从不同层面对气候伦理问题进行研究,也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具体政策选择、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法律制度的完善等方面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与实践

当前，全球性气候变化进入非常时期，全球气候治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充分把握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变化特点，创新性提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注入中国力量。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美丽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将打造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为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保障全球生态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中英气候伦理对话：从分歧走向共识——第四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2014年9月21日至23日,第四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暨中英气候伦理与政策研讨会在英国雷丁大学和牛津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五组主题展开：代际气候正义与代内气候正义,气候贫困与消费者选择,平等与发展,国际法律与国际制度,新问题与新技术方案。此次会议对中英学者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增进了解、求同存异、寻找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学者参与国际气候问题交流与合作的水平和能力。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伦理责任评估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中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伦理维度应对气候的变化》（EDCC）白皮书提出的八个伦理维度分析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承担的伦理责任,指出了中国特例下履行责任所面临的赔偿责任、开发新技术与新能源、国际国内参与、程序公平与正义等重大挑战,构建了中国政府、国内其他参与者及境外参与机构组成的多层次气候治理框架,提供了决策参考和建议。     

分力还是合力：气候治理“领导力多元化”的根源与应对

当前在气候治理领域,各国纷纷采取减缓措施加入低碳转型的行列。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更是提出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和议案,竞相成为气候治理进程的领导者。尽管各国看似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却难以形成合力,呈现出分散化的状态,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实际上,气候变化议题已成为各大国解决内外问题的抓手,在自利框架下提供公共产品以期获得更高收益。各大国追逐的领导力以自身利益偏好为基础,而非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气候治理机制对国际秩序具有塑造作用,主要参与方采取积极的气候治理措施以建构符合自身目标和利益的国际体系。各行为体的需求和目标具有异质性,气候治理各层次都呈现出领导力结构性差异,导致气候治理各主体的领导力难以“拼合”形成统一有效的权威性力量。     

新形势下俄罗斯气候治理政策的发展演进

作为全球化石能源存储大国、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和排放大国的角色地位不会发生改变。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设计以及俄罗斯的地理国情使得它拥有大量碳信用额度和强大的碳隔离能力,无论作为全球碳库还是碳源,俄罗斯都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产生重大影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内外政策部署,具有显著的适应而非预防、聚焦本国而非放眼全球的“实用主义气候政策”特征。俄罗斯气候政策受多方因素影响,包括能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利益、国际社会压力等。只有对此有所认识,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中的立场观点与应对行动。     

“承诺”何以“兑现”：全球气候资金落实机制的建构因应

全球气候资金的供给和使用是各国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础。供资国和用资国在资金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不断深化,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有意推动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基金的注资和运作,但资金承诺落实路线仍不明朗。气候资金各方博弈表现为供资国和用资国之间的互动叙事。从价值共识、规则约束和国家利益的逻辑来看,全球气候资金落实的困境主要源于利益博弈失衡所致互信缺失。中国是《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重要缔约方国家之一,应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并呼吁发达国家兑现供资承诺,履行供资义务。通过细化资金承诺不遵约情事程序,建立资金使用方效益评估机制,进而体现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责任本位和程序气候正义的价值诉求。     

国际气候谈判的困境与展望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和团体共同应对,国际气候谈判应运而生。谈判充满矛盾、挑战和博弈,尽管形成了减排温室气体的共识,但仍有＂搭便车＂现象,谈判一度陷入＂囚徒困境＂,存在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冲突。国际气候谈判受到气候、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应当寻求国际合作,民主协商谈判,尊重国家主权,借鉴天下理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东盟国家的气候治理合作：现状与问题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区域气候治理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途径。东盟十国具有相似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合作往来日益密切。东盟国家积极投入,共同参与气候治理合作,建立了合理有效的气候治理机制,开展的气候治理项目不仅局限于东盟内部,更包含了国际间的合作与协助。东盟气候治理合作开展以来,主要有实施力度有限、成效不明显、气候治理技术方面的研究不足等问题。和平合作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道路,和则双赢,争则双损。     

低碳转型的背景与途径——从哥本哈根会议说起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当今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科学认知的深化和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的升温,低碳转型被提上国际和国内议事日程。然而,哥本哈根会议给我们的启示是：世界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不仅关乎保护全球气候,更涉及国家发展权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只能通过发展来应对气候变化,不可能也不应该约束发展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经济要低碳,低碳也必须经济可行。因而,低碳途径的选择需要循序渐进,稳步发展。     

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困境与归责路径探究

跨国公司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数量大幅增长。跨国公司复杂的组织结构和特殊的国际法地位,使得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独具特点。虽然在针对跨国公司的气候变化诉讼中,以人权作为诉讼权利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人权法对健康环境权解释的局限性、诉讼可受理性争议、国际人权义务规范的不完善,以及跨国公司责任范围认定难、域外管辖权冲突、气候损害因果关系复杂等因素,导致以跨国公司为被告的气候变化诉讼面临诸多困境。完善针对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实体法规则,有助于明确跨国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推动法院追究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积极性以及气候损害因果关系证明规则的创新,有助于完善追溯跨国公司气候责任的司法路径。     

国际气候合作何以可能——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与天下理论的建构

气候变化正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紧迫问题,但人类寻求国际气候合作的进程却如履薄冰。当下国际气候合作之所以出现困境,源自于民族国家关注视域局限于特定的民族或国家利益,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相冲突;民族国家倾向于采取冲突或战争而不是合作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充分保足国际气候合作的成功性。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以人类利益作为价值关怀,秉持“和为贵”的理念,因而成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天下理论通过对传统“天下”观念进行“创造型转化”,超越现有的民族国家理论,构建出规约国际气候合作的天下理论框架：以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为前提、以人类普遍利益作为思考尺度以及寻求“和为贵”的政治思维方式。     

气候正义诉求下的气候伦理原则

气候变化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和灾难,它要求人类对此作出伦理回应。回答不了气候正义的问题,国际范围内的合作就难以展开。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起一种表达了气候正义诉求的气候伦理,为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提供价值的引导。在商谈应对气候变化时,我们需要将不伤害原则、公平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作为气候伦理原则应用其中,同时就气候正义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并将这种原则贯彻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计划中,才有望在国际层面展开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产生的不利影响。     

实现全球绿色气候的路线图——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问题是国际气候制度领域一个崭新的重要议题,它直接决定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切实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能力和程度。用法律手段保障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我国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的必然选择。我国应当以全球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法律保障的国际法依据为基础,结合我国相关能力建设的基本国情及其法律保障的现状,尽快构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     

我国气候可行性论证的作用与实践

气候可行性论证是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具体行动和措施,是在预设的安全系数下为工程项目算好经济帐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气候可行性论证已经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未来,我国应加强气候可行性论证活动的规范性,逐步提高业务能力及技术水平,建立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工程气象探测体系,采用先进的气象专业技术。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发展应注重专业化和规范化,依靠需求引导发展,同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全球气候多边治理困境及对策分析

"治理主体的虚拟性与权力的缺失"、公共物品的非排他属性、"工业化国家"与"后工业化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一进程的不同阶段"基于对不同偏好而形成的独立效用函数和利益认知所表现出的政策取向、无政府状态下体系结构的逆向奖惩机制共同构成了当今全球气候多边治理陷入困境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公正原则的探讨有助于厘清各方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通过对联系性补偿与动态性补偿原则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具体责任的分配与共同行动的展开,进而厘清当前全球气候多边治理政治博弈中的中国责任与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