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标不治本的“结构改革”构想——评加尔布雷思的“二元体系”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六十年代以来,以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1908年—)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和扩大,现已超过他们的先辈、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1857—1929年)为代表的早期制度学派。其原因在于,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愈加频繁,人们渴望改革;而新制度学派     

试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美国经济史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变迁而逐渐发展,并对美国经济史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30—6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对罗斯福新政产生了重要影响;60—70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对滞胀问题提出了有效解决方案;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对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施政方案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研究三种范式的比较分析

分别以马克思、诺斯和埃西姆格鲁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三种不同范式。埃西姆格鲁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派,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做出了综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努力,在理论体系和观点上表现出向马克思主义史学靠拢的迹象,在分析方法和视角上兼备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特长。从当前经济史研究中分析工具的发展趋势来看,通过计量分析的定量研究,和运用博弈论等工具的逻辑推理,在当前经济史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许正是我们进行经济史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新制度学派的现状及其理论的借鉴意义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谬尔达尔在本世纪70年代末期曾经预言:在今后10至15年内,经济学的研究将会发生转向制度学派方面的根本变化。转眼10多年过去了,新制度学派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是否起了实质性的变化?它的     

新进化学派和它的文化能量学

<正> 在美国,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的学说和民族学进化学派理论,曾被全面否定四、五十年。本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界有了一个较大转机,公开给摩尔根恢复名誉,承认他对民族学的贡献,并开始肯定进化理论。紧接着,一个新学派形成起来了,这就是“新进化学派”(The Neoevolutiongary School),它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学派和思潮,1978年召开的第十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会议,曾以《新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为题进行专题讨论,会议认为,“总的来说,新进化学派是唯物主义     

博厄斯及其学术思想

博厄斯是近代美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奠基人,被人们尊为现代人类学之父,现代人类学的建造者和设计者。而博厄斯学派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学派,它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盛行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之间,对现今的人类学界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介绍了博厄斯的生平,分析、论述了博厄斯学术思想的特点、长处和理论缺陷与方法论的不足。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视域及文学理论研究性质

美国学派是比较文学内部继法国学派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比较文学研究学派.在对比较文学的定位上,美国学派反对法国学派把比较文学局限于文学史的范围,将文学批评引入比较文学的研究,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在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上,美国学派不满足于法国学派把比较文学局限于“事实关联”的影响研究,倡导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的“平行研究”,并旗帜鲜明地把“文学性”确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美国学派的理论视域及文学理论研究性质,顺应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世界文学格局的发展方向和变化现实,其对比较文学的积极拓展和深远影响是值得肯定的.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企业理论述评

在对新古典企业理论修补过程中形成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企业理论,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的企业理论,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旨在介绍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几种主要企业理论,希望通过这些企业理论的介绍会对一些入门的学者有所帮助。     

企业理论研究的三种范式——新、老制度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比较

本文从方法论的本质层面将企业理论划分为三种范式,即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老制度学派企业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三种范式的企业理论在方法论上存在本质区别: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石;老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石;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则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作为根本方法。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新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老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以"制度人"作为研究出发点;而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则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研究出发点。新制度学派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把企业问题仅仅置于交换领域中;老制度学派采用进化论方法,把企业问题置于文化领域中;而马克思则运用系统发展的观点,在生产与交换的有机结合中研究企业问题。若使企业理论更加完备和科学,在方法论上必须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当然,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方法论也面临不断创新的任务。     

重新认识旧制度学派的理论价值

与新制度学派近年来在国内盛行一时的状况相比,人们对旧制度学派大都沿袭了传统的看法：它是一个庸俗的和无足轻重的学派①。这种看法又因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的著名评论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科斯认为,虽然旧制度学派“都是一些智商发达的人,但是他们是反理论的;同时他们缺乏一个理论将他们所收集的事实整合起来,他们并没有什么能够流传下去的东西。”②然而,如果对旧制度学派特别是其创始人的著作进行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看法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本文认为,虽然旧制度学派未能像新制度学派那样提供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论20世纪40—7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多元化——以弗里德里希、韦勒克和雷马克的分歧为中心

与国内单质化的“美国学派”学术史叙事不同,20世纪40—7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的真正特征是多元化,而弗里德里希、韦勒克和雷马克三者存在分歧的观念与实践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体现。弗里德里希作为教堂山会议的组织者和美国比较文学的推手,其务实建设的观念与实践体现了“法国学派的美国化”。韦勒克作为教堂山会议的参与者和学术史记忆的核心,体现了美国学界反对传统比较文学的面相,以及将文学视作整体来研究的理想主义信念。雷马克作为学术史记忆的创造者,因其存在问题的比较文学定义而被误认为是美国学派的代言人,但在此之外,雷马克还有更多值得重视的观念与实践,也使他成为这一时期多元化特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探析

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理论体系.本文对新制度主义的三个主要派别--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意义及其缺陷作了一般评析.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中国误读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进入中国,对我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影响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我国学界目前对伯明翰学派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少问题:对该学派文化观念的理解还比较片面;对该学派看待商业性大众文化的态度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对该学派的理解过于费斯克化;忽视了该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相通之处;过于强调该学派文化研究的政治学维度,而对其社会学维度重视不足.     

关于受托责任论和决策有用论的评价

关于财务会计目标,美国会计界在20世纪70、80年代形成了两个代表性的学派,它们是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时至今日,美国会计界仍以此作为构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本文针对两大学派所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深入分析,由此推导,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性都不甚适合作为会计目标,更不宜作为会计研究的逻辑起点。     

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人类学界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大辩论",辩论的双方是所谓的"实在主义学派"和"形式主义学派",他们对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适当方式与人的本性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这场学术争论并不局限于经济人类学范围,而是在美国社会科学圈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较为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了这一学术现象,并从学科和学说发展史的角度,对其作了分析与归纳.     

开拓新领域 迈向新境界——简评《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

<正>最近,由叶显恩主编的《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已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区域史研究的佳作,也是广东水运研究开拓性的篇章。该书的出版,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标志着广东史研究又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次,达到新的水平。 早在30年代,梁方仲先生就开始了对广东经济史的研究,他以翔实丰富的史料,精细入微的考证,创立了岭南经济史研究的新学派,他树起的学风,薪火不灭,代有传人,到了90年代的今天,这一优秀的治学传统已赋予了新的使命,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内容。广东区域史的研究     

行为与认知的统一—评介托尔曼的目的行为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托尔曼(E.C.Tolman,1886——1959),一生遭到了两派的攻击.行为主义者如赫尔、格思里等指责他叛逆了行为主义;认知学派攻击他不是正宗的格式塔完形,始终站在行为主义立场上。因此,在有的心理学史中,把他列入新行为主义学派,有的心理学史把他列入认知学派。所以,人们称托尔曼的观点是折衷主义——“新行为主义代表者,认知论的先驱”。     

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政治史研究,在视野和方法上对传统政治史形成了重要突破.其政治事件研究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事件主义倾向,注重从政治事件透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政治行为研究将关注点从精英人物转向社会民众,并吸收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政治制度研究可以从西方政治学的政治过程理论、新制度主义学派和政治社会学路径吸取养料:政治文化研究广泛借鉴了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和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新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种种弊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焕发了新的生机,但与此同时,也须对政治史的本色和边界保持一种理性自觉.     

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传播学

本世纪３０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陆续流亡美国,并从４０、５０年代开始．将美国大众社会作为自 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从而与美国的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研究）发生了直接关联。本文旨在探讨 这个学派的研究特点和方向,分析它与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国经验学派的分歧,考察就整体而言它对 美国的传播学乃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工业社会的冲击和影响。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