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权的宪政意义

以法律监督权为中心的检察权与其它国家权力相互融通和制衡,在保障人权、制约公权、规范秩序、维护公益等宪政层面上发挥着独到的作用,是推动中国特色宪政发展的一支内生力量.     

法治悖论及其消解

法治的目的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又需要国家权力,这就形成了法治悖论.法治悖论的解决不能依靠国家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而必须依靠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用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来制衡国家权力.     

论宪政视域中现代行政权的多元控制

行政权是现代行政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核心.现代行政权的扩张和泛化呼唤强化对权力的全方位制约.宪政的本质在于制衡国家公共权力,宪政以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为逻辑起点,超越传统单一控权模式的局限,建构以权力制衡、权利制约、法律规制、程序控制和社会监控等多维一体的控制行政权的综合体系.     

社会制衡还是三权分立: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从罗伯特·达尔的社会制衡思想谈起

罗伯特.达尔是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和最主要代表。他从分析“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出发批评了“三权分立”理论,主要想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方式制约权力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社会制衡的思想。实际上,麦迪逊本人并不反对社会制衡,他通过对“党争”的分析恰恰说明,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于权力的制约要依赖于一种对抗性的权力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也包括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     

唐代监察权运行中蕴含的制衡理念

古代官僚制度发展到唐代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体系,即机构和机构内部之间的互相独立以及分权制衡。唐代御史台监察制度也是如此。其之所以成熟完备,是因为监察权力运行机制相对于行政乃至于君主的独立性。它将自身、行政甚至君主纳入了互相制衡的结构之中,以权力制约权力。在唐代监察与行政构成的分权制衡结构中,二者的权力界限较为分明,而君权却与之不同。一方面君权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同时君权又置自身与监察、行政的分立制衡结构之中。同时,唐代在监察机构内部也建立了独立和多层次多维度的制衡体系。这种分工明确、权力集中的独立有机监察体系尽管有其弊端,但其相对独立和多维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运行制度确在一定时期内维系了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文明的传承。官僚制度自身的发展逻辑,唐代较其他朝代为开明,机构之间和监察机构内部之间的制衡尝试出现在这一时期并非偶然。     

西方分权思想的演进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西方历史上分权思想的演进逻辑是从阶级分权、机构分权发展到职能分权。古希腊罗马的分权思想实质上都是以混合政体为基础的阶级分权,即通过各个阶级分享权力、相互制约以实现阶级利益的平衡。阶级分权在实践中容易引发阶级斗争和政治动荡。西方近代分权思想强调的是职能分权,即承担三种基本国家职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间相互分立、相互制衡、相互合作。职能分权使政治斗争间接化、程序化、技术化,国家权力更具抽象性和公共性,利益冲突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在法治的轨道内公正解决,从而为构建良好政体确立了稳定的权力结构基础。     

权力与制衡

权力制衡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分权与制衡是资本主义各国政治上共同的现象。权力制衡有利于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防止滥用权力;有利于社会民主和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进制和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行为;有利于推进依法制国,建设法制国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备权力制衡机制,首先要建立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其次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最后要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以技术制约权力: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现代国家人事制度是一套防止人事管理权力专断和滥用的制度,是一套以技术标准、技术程序和技术方法制衡权力的设置.以技术制约权力贯穿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实践,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特色,是理解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践的重要维度.进一步推进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坚定地沿着技术制约权力的方向前进.     

从狭义制权到广义制权——西方国家权力制约的历史述评

国家各部门如立法、行政、司法等之间的权力相互制约可称为狭义的权力制约 ,其实质是国家权力的自我约束。自二战以来 ,由于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权力日益膨胀 ,权力制约机制发生了新的变化 ,形成了主要依靠公民社会如普选、利益集团参与、新闻舆论监督等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 ,即从狭义制权发展到广义制权。广义制权是权力制约的现代形态和高级形态 ,它反映当代西方民主的新水平 ,对改变国家权力的“至上性”具有积极意义     

人情伦理对权力异化的作用机理及治理之策

西方权力运行制约策略主要是以西方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围绕"权力"中心建构制衡体制机制,而对权力运行中的权力主体、文化生态等方面关注不够.建构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需要关注中国的社会关系、权力运行、行动逻辑、文化传统等因素,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视野中,运用人情、社会资本与权力异化三个变量对权力腐败发生研机析理,寻找阻断权力寻租的人情、人性、人伦因素,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中国方案"提供参考借鉴.     

冲突与制衡:秦汉民间力量与乡里政权的关系

秦汉时期乡里社会始终存在着强宗豪族、游侠、民间结社、宗教组织等民间势力,不断侵蚀和消解乡里政权权力,与国家政权处于相互冲突与制衡的争斗中,导致国家权力并不能完全控制乡里社会,反而促使乡里社会处于民间权力的掌控与自治状态.     

反腐败的权力制约机制研究

反腐败中的权力制约机制应在国家机关权力的内控机制上,依法规范国家公职人员的职权;在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相互制约机制上,科学配置和监督权力;在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关系上,以人权保障机制制约国家权力.     

论孟德斯鸠与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

孟德斯鸠和列宁都主张对权力进行制衡 ,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危害 ,但他们的权力制衡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理论主要是针对法国封建专制统治 ,从维护公民的“政治自由”的角度提出来的。他主张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列宁是从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根本目的出发 ,特别是在他晚年针对苏俄政治体制中出现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现状进行了深入思考 ,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他主张通过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途径 ,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来制约党政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孟德斯鸠和列宁权力制衡理论的不同之处 ,可以从权力制衡的目的、制约机制、权力制衡的主体等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比较。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加强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治权力来源于人们的权利,然而权力却常常凌驾于社会之上,权力若失去了制约和监督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分权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对遏制权力滥用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并由此推动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如果从权力产生的本源来看,权利对权力的约束更重要更合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的产生和运行遵循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的原则,不搞分权制衡,因此发展人民民主,以权利来制约权力,就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行政权力关系论

行政权力在我国权力(权利)体系中处于特定的位置,它与政治领导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公民权利分别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相互制约和相互制衡的关系。为了使各种权力(权利)体系在其运行过程中更好地履行各自的职能,调整权力(权利)系统内部各种权力(权利)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权力制约与反腐败

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结合的罪恶产物。当代中国正在探索构建权力制衡机制的途径 ,目的是建立法治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结构 ,从源头上根治权力腐败。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实现对权力的全方位制约 ,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权力制约的基本因素探析

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的权力制约因素是执政党政权机关以及具体行使权力的个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国家机构都要在最高权力机关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分工负责地完成最高权力机关所交给的任务。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因素有自身的特点 ,它们同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制约因素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制约因素之间相互牵制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利益。     

社会如何制约权力--多元主义民主的解析及其困境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学者托克维尔、罗伯特·达尔等提出和发展了权力的社会制衡理论。他们认为,有效地制约国家(政府)的权力,必须有一个脱离于政治国家的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利益各异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和集团,权力被高度分化,国家(政府)不再是惟一的权力中心,共享权力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也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的制定,从而达到制约国家(政府)权力,避免权力失控的目的。然而,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却不可避免地陷进了理论初衷与客观现实矛盾的泥潭。     

试论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权力与权利 ,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是警察法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权力是指在政治、管理等多方面起控制、支配作用的强制性力量 ,权利是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一种资格 ,权力与权利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 ;警察权力是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威性行为 ,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 ,包括许多若干具体权力 ,行使警察权力必须做到合法、准确、及时、适度 ;公民权利是国家宪法和法律确定、赋予并加以保护、支持和鼓励的各种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一种安全、自由和物质好处的权能和利益。公民权利的保护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 ,公民应享有充分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