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到资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拜物教”概念的预演

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理论要义就在于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他的批判逻辑和思路经历了从《货币章》到《资本章》的深化,亦即从货币关系到资本关系,从交换关系到生产关系的转变。在《资本章》中,资本本身的矛盾在资本拜物教的层面展开了内在矛盾的分析。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思路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消费社会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启蒙”的“民间”力量——论鲁迅、周作人的“鬼文化”文学书写

透过鲁迅和周作人对"鬼文化"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学写作,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重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与"鬼"纠葛的复杂形态.可以发现,鲁迅始终坚持着民间信仰的"启蒙"价值,而周作人则在"启蒙"之余退守着"自己的园地",孜孜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追求.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文化流离、仪式变迁与农村“闪婚”现象的发展——基于赣南B村农村闪婚现象的考察

农村青年闪婚现象是农村婚恋研究领域新近关注的重点和焦点,本研究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农村闪婚现象的产生以及快速发展。在对婚姻礼仪与过程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婚姻原有的文化意涵逐渐远去,这也即是本文所称的文化流离。婚姻仪式的极大简化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无力的表现,更是现代性观念冲击农村青年婚姻观念的客观结果。农村传统文化的流离与解体是农村青年闪婚的内在原因,而农村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是通过传统文化的消解对农村婚姻产生影响。     

媒体的魔力与大众的需求——当前三种典型媒体“造星”现象的文化解读

各类媒体"造星"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争论.这些所谓的"明星"们的产生都离不开媒体的"炒作",而这些"炒作"的成功也正反映了其背后所依托的大众的文化心理,是媒体与大众的合谋让这些人变得星光灿烂.把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文化征候进行分析,能让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们大众的文化心理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从而做出积极的应对.     

当代艺术生产中民族身份“符号化”建构的文化反思——以“长征”艺术实践与郭凤怡现象为例

中国当代艺术生产中出现兼具艺术创作和艺术中介性质的新艺术实践。这一现象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身份在文化交流中被建构的特征有极大关系。以"长征计划"艺术项目和"长征空间"画廊交织在一起进行当代艺术创作和运作为例,民族身份建构过程凸显出三个理论焦点:首先,从当代艺术的文化视域见出从艺术创作到艺术生产理论讨论范围的转向;其次,通过把当下文化生活与中国革命史并置来建构当代艺术中的民族身份,这种对社会发展史进行反思的宏观视野为原本西方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史所缺乏;第三,民族身份建构过程中弱势文化身份的转化反映出文化交流的现实性和幻象性双重性质。对这三方面的反思结论是尽管这一交流过程以文化妥协为前提,但它带来平等交流的希望,具备文化对话价值。     

对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状况的思考——兼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范畴

从２０ 年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看, 由于“对象” 问题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研究, 导致“中层”理论的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分析思想, 概念框架、解释逻辑缺乏社会学特色, 理论的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我国社会学可以把“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学科的 “研究对象”。循着这个“对象”进行的研究,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机理, 也为构建我国社会学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内在逻辑,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科学化、本土化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国际化。     

昆仑山下的对话与深思——“2013年中国青海·格尔木昆仑文化国际论坛”会议综述

本文对2013年8月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举行的昆仑文化国际论坛研讨内容,从昆仑文化与区域发展研究、文献图像研究、山岳崇拜研究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分类、归纳和译介。     

网络时代的名人文化、“粉丝”消费与情感劳动——我国网红现象研究的三重议题

网红即网络红人,这一群体是由市场经济与互联网媒体共同催生的产物。网红的出现见证了我国名人文化的市场化和媒介化变迁,在线“圈粉”的逻辑一方面让新媒体变成了制造名人的数字化机器,另一方面也使得网红的“非法兴起”问题愈益突出。另外,作为新名人的网红还引发了“粉丝”消费的转向,“粉丝”不仅能透过网红去消费真实,更能在此过程中凭借对新媒体的运用而将自己塑造成网红。成为网红也意味着要付出相应的情感劳动,这种劳动将网红的情绪与身体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商品化处理,从而满足“粉丝”与资本的双重需求。不过,并非所有网红的情感劳动都会被资本收编和异化,比如我国正在崛起的主流网红,就构成了传播正能量的网络治理主体。现阶段,我们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导向,大力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发挥网红在促进网络社会治理精细化和专业化层面上的积极作用。     

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

“劳动”叙述是“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叙事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话语和价值现象,“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隐含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政治以及道德和审美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