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脱”再认识——与张云、何星亮同志商榷

1985年,笔者曾就“瓯脱”一语陈述管见.一年后,张云同志发表了对“瓯脱”的考释专论.此后,何星亮同志又对“瓯脱”进行了再释.笔者以为,张、何二位文中的观点,尚有值得商榷之处,特撰此文以就正于张、何及学界.我们同张、何之间分歧的交点,是对“瓯脱”一词语义的理解不同.与比同时,也涉及到该词语源考释方面的一些问题.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展开讨论.     

对西藏历史上人口问题的一些认识——与尚风同志商榷

读了尚风同志的《西藏宗教与人口》一文(原载《西藏研究》85年1期),我感到有些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即如何看待西藏历史人口的减少,怎样评价宗教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如何正确理解“人口论”。关于历史上的西藏人口,目前一些文章中比较多的是引用牙含章先生《西藏喇嘛教浅说》一文中的推算:吐蕃时期西藏人口为一千万上下,到清朝雍正时代为二百多万,从唐朝到清朝,还不到一千年,人口就减少了八百万,减少了80%。我认为仅凭史料上     

也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与钱国旗同志商榷

本文对钱国旗同志《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一文中的主要观点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北魏前期和后期的民族融合具有不同的特点 ,后期的鲜汉“民族融合”过程中强制性“全面汉化”的特征很突出 ,属于强制性民族同化 ,而且该文章的主要内容与所得出的结论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故北魏后期的“民族融合”并非“良性” ;同时 ,这种“良性发展模式”在历史上也不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 ;历史上存在以汉化为基本特征的民族融合 ,但不以北魏后期的那种强制性“全面汉化”为特征     

中国文学高层与纯文学的永恒——与雷达同志商榷

品读雷达力作<纯文学的永恒在哪里>,将中国文学高层与纯文学永恒两个概念范畴联系起来,继续展开主题讨论.纯文学后遗症体现在概念模糊、话语霸权、丧失严谨性和真实性等方面.少一分"文人相轻"式地贬损与诋毁,多一分相互理解与尊重,是纯文学永恒的超越之路.希冀以一种后革命式的激进文学评论风格,唤醒中国现当代文学主体意识.     

赫哲文化非萨满教文化——与黄任远同志商榷

赫哲文化是我国东北赫哲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世代创造的一种传统文化;萨满教文化则是流传于世界许多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二者之间既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又有不同的特点和本质上的差别。 黄任远同志在(《伊玛堪与萨满教文化》一文中提出:“赫哲族原始的萨满教影响到赫哲人渔猎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渗透到赫哲人的传统习惯和道德观念,由此而产生了赫哲族渔猎文化,即萨满教文化”。的结论。这种独特的观点、新颖的结论实在令人难以苛同,特写拙文,同黄任远同志商榷。本人初涉赫哲族文化研究的领域,如有不当之处,恳请黄任远同志赐教。     

何须定要称“喇嘛教”?——与尚风同志商榷

尚风同志在《西藏研究》八六年第一期上撰文提出:“‘喇嘛教’一词已约定俗成,改称‘藏传佛教’或‘西藏佛教’大可不必。汉人称‘喇嘛教’乃十分尊崇之意,是非常好的名称”云云。我认为,这实际上避开了问题的实质。文中尚有拟于不伦之比较,牵强附会,令人难以接受。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多种模式——与张红专同志商榷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什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民族研究》1988年第6期发表了张红专同志的文章《民族地区的经济振兴在于发展乡镇企业》,认为突破口和关键在于发展乡镇企业。本文认为这是不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现把自己的不同想法陈述于后,就教于张红专同志并诸读者。     

也谈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与李维伦同志商榷

读过李维伦同志的《略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和商品性》一文(原载《西藏研究》1986年第一期),我认为有些问题是值得讨论的,关键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问题。首先,李文中将“计划性”提到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的高度是不能令人折服的。文中注明:“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小商品经济,没有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则是共产主义的产品计划经济。”众所周知,经济体制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掌握     

谈谈“伊玛堪”——与黄任远、尤志贤同志商榷

"伊玛堪"是赫哲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出来的说唱形式的口头民间文学,它从多方面反映了赫哲人民的生产、生活、文化素养等.笔者想就"伊玛堪"这一专用名词与黄任远、尤志贤同志商榷,如有不当,恳请赐教. 黄任远、尤志贤同志在《"伊玛堪"名称原始意义探析》中提出:"我们认为'伊玛堪'名称的语源最初来自赫哲先人对'伊玛哈'(鱼)的图腾崇拜,和'伊玛哈'的语音有密切的联系;而'伊玛堪'名称的本义是'伊玛卡乞'(动词,表示捕鱼者氏族的说唱)名     

Sog Po称谓证补——答杨铭同志之商榷

在《西藏研究》1987年第一期上,我发表过《藏文史料中的“蒙古”称谓辨析》(以下简称《辨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探讨的是藏籍中对“蒙古”的两种称谓(hor和Sog Po)问题,杨铭同志撰文(《古藏文文书Sog Po一词再探——兼与苏鲁格同志商榷》)提出异议,并提出了族源问题。本文试就此一并予以廓清。由于笔者才疏学浅,谬误之处亦在所难免,尚希同好不吝赐教。     

(冖乂)不等于■及——与刘凤翥同志商榷

《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载有刘凤翥同志所撰之《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的解读》(以下简称《解读》)一文。《解读》对我的释文提出了异议,也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就此,我也写些拙见,以与刘凤翥同志商榷。讨论的焦点是:怎样解释《道宗哀册》册盖篆文之首四语。     

有关金牌制的几个问题——兼与左书谔解秀芬同志商榷

《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刊载左书谔、解秀芬同志《金牌制考略》一文,左文打算从“记载互异”,“众说纷纭”的史料中,对明初金牌制推行的时间、内容、性质等问题寻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无疑这在学术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左文读后给我们不少启发,然而在其探讨的主要问题上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结论,相反令人有疑窦四起“治丝愈梦”的感觉,兹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笔者的看法,以就正于左书谔、解秀芬以及学术界的同志。     

论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关系──兼与李家秀同志商榷

论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关系──兼与李家秀同志商榷郝时远民族平等是人类社会民族过程的主题。古往今来，在我们这个民族林立的大千世界里，为实现民族平等的理念追求和实践奋斗始终没有停止。其原因是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一直存在着阶级压迫所由造成的民族压迫，也就是民...     

古藏文文书Sog po一词再探——兼与苏鲁格同志商榷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45条载:“及至马年(公元694年)……噶尔·达古为Sog[po]所擒”。此处Sog一词,美籍华人学者李方桂于1957年撰文,比定为“粟特”。之后,美籍华人学者张琨、匈牙利藏学家乌瑞、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等,     

这样的壮族“歌圩”应提倡吗?——与赵来同志商榷

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七月号)发表的《壮族“歌圩”》一文,引起了读者的注意。现将两篇不同意见的来稿刊载如下。我们认为,对壮族“歌圩”的看法,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问题,而不同意见的讨论,则是澄清思想,提高执行民族政策自觉性的重要方法。我们欢迎读者就壮族“歌圩”和其他少数民族类似活动的问题,继续发表意见,进行深入的讨论。     

元初未设过罗罗斯土官宣慰使吗?——与杜玉亭同志商榷

关于元代罗罗斯土官的建置与评价,是彝族历史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最近杜玉亭同志发表文章,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现就元初有没有设过罗罗斯土官宣慰使等问题,与杜同志商榷,并就教于杜玉亭同志。首先,杜文的一个主要的论点,是认为过去那些主张元初在罗罗斯地区曾经设立过土官     

契丹族葬俗中的面具、网络与萨满教的关系——兼与马洪路同志商榷

辽代契丹人墓葬中出土的面具和网络,作为一套完整的葬具,是考古界比较一致的认识,也是被文献和考古资料所证实了的。当然,即使在辽代晚期的墓葬中,也有出网络而不出面具,或者出面具而不出网络的情况,说明这一制度虽已形成,然而还不够严格。有的同志就此已做过较多的论述。①马洪路同志于《考古》1983年第3期上发表的《契丹族葬俗中     

基诺族是游耕民族而非游居民族——与周新文、陶联明同志商榷

在人类学、民族学的文献中，刀耕火种也称游耕、山田烧垦、初耕农业、园艺式农业、降雨农业等。游耕是刀耕火种的一种指称，它强调的只是耕地变动性较大这一特征，而与游居无必然联系。周新文、陶联明同志既然承认基诺族过去从事的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活动，那么就无法否认基诺族是从事游耕农业的事实。因此，基诺族是游耕民族的说法并没有错。但是，游耕并非游居，把基诺族视为游居民族则不妥，应该说解放前的基诺族是游耕民族而不是游居民族。     

铭刻在世界屋脊上的历史功勋——邓小平同志与西藏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西藏,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曾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在贯彻执行中央这一决策中,邓小平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同志一起,由他亲自主持制订了解放西藏公约十条等重大政策,指挥了十八军和平进军西藏;以后又在指导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等方面,以他巨大的智慧和对我党民族工作创造性的见地对西藏工作作了关键性的指导.本文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邓小平同志对西藏工作、西藏自治区、西藏人民的关怀.这篇文章是我们认识西藏,学习中国共产党解决西藏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好教材.本文已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二十八年间》(三编)一书中,本刊征得该书编者和该出版社的同意,在本期刊出此文,以飨读者。     

从部族的定义看夏、商、周三族的性质——与王雷同志商榷

王雷同志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上的《民族定义与汉民族的形成》一文,除对民族的定义和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进行了论证外,还专门论述了什么是部族,对部族的定义也作了论证,并认为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共同体”都是“部族”。对于部族的定义以及夏、商、周三族的性质,我们尚有些不同看法,特提出来与王雪同志商榷,并就教于学术界同好。 (一) 部族问题,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老问题了。王雷同志虽然正确地肯定了部族是人们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