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乡族自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乡族自治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表现为家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     

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

家族文学研究将触角深入到"家—族—宗"宗法社会的基本构成中,力图介入中古以来文学创作基层写作的具体过程,通过家族性文学经验,揭示中国文学创作的族聚性、互动性、基层性特点。近年来学者们在家族文学相关研究中所关注的历史建构、依存关系、类型特点、生产方式、现场情境、成果样本等问题,体现出这一研究方向的核心知识和发展趋向。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地方性知识理论等可为研究提供一定的认知视角,但家族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本土化和民族性的特点,故应以朴学的态度,重视文献价值,在此基础上兼容多元方法,以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     

唐代北方家族姻娅网络与古文运动的发展

唐代古文家大都出身于北方文学家族,这些家族以婚姻为纽带连结为一个规模更大的姻娅族群,古文运动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这些家族家学思想的社会化扩散。同时,古文家之间姻娅网络的缔结过程,也是古文运动聚集力量、整合思想、激发创作和扩大影响的过程。这一网络的横向延展与纵向传续对巩固古文阵营,传播古文思想,推动古文运动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宗喀巴大师家世新探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宗喀巴大师的家世放在吐蕃、宋、元、明时期湟水流域各部族的聚合、衍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同时依据有限的藏汉文史料和一些口碑资料,对有关宗喀巴大师家世的"华锐玛姓家族说"和"宗喀十三族之祁家族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认为根据历史大线索,宗喀巴大师的祖上为"宗喀十三族之祁家族"的可能性最大。同时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元代以后,其家族已归入了"宗喀十三族"或纳入了"宗喀十三族"活动的地域,明代以后又进一步纳入到"塔尔寺五族"的范围内了。     

近代江南乡村的族产分配与家庭伦理

近代江南的功能性宗族组织和族田义庄并不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发达。地方志中的大量资料表明,江南地区的宗族组织近代以来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族产的不甚明确的权属关系,是与“差序格局”的家族伦理密切相关的。家族伦理既是一种道德观念,又是一种多元的族群关系网络,族产与家产在族人财产观念上的相对化,也是族群关系结构中“公”、“私”相对化的具体表现。族只是家的扩大,只要族群关系的基本结构不改变,族产的性质就脱不出家族共财制之窠臼。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个入华西域胡人家族的汉化轨迹——唐《戎进墓志》《戎谅墓志》续解

本文在笔者发表的前文基础上,以新出土之唐戎进子《戎谅墓志》为主,对戎氏家族汉化之轨迹作进一步的探索。从《戎谅墓志》改其族籍贯"上源西域人"为"恒州灵寿人"为切入点,分析志文所记戎谅如何研习传统汉族典籍,并实践汉族儒家忠孝思想;有淡泊仕途,高尚不仕之志趣。志文再也未提及他及其父辈崇信佛教事,俨然为一汉族士大夫。这一切内容生动具体地勾画出原为西域胡人戎氏一族的汉化轨迹。     

儒家“亲亲”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族长研究——以清代民事习惯为视角

族长既是在儒家"亲亲"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管理家族事务的家长,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捍卫者、执行者以及传承者。清代民间形成的关于家族和族长的民事习惯反映出家族族长之于国家管理、民间治理的重要作用。族长是一个家族的家长,是国家和民间均认可的家族代表者和管理者,享有处理家族事务的最高权力。但是,族长在产生方式和职责上又与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宗子有所不同,除了以家族"最尊长"者自然担任外,通常由族众公推选举"贤能"之人担当。族长的职责主要是处理家族日常及重大事务,充当家族事件的见证者、纠纷的裁决者以及家族利益的保护者,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了维护乡里和睦、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功能。     

永靖孔氏家族的历史与现状

孔子家族作为"天下第一家",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分散在各地。其中岭南派一支自广东迁移至甘肃,并在永靖县"半个川"繁衍生息。时至今日,永靖县生活着汉、回、土等民族的孔氏子孙,其中,太极镇聚居着大量的汉族孔氏,新寺乡则集中分布着一定数量的回族孔氏。新寺乡的回族群体。无论是在家族血缘记忆、家族文化传承方面,抑或是家族内部的互动交流方面,都呈现出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完美结合。这说明,在孔子家族后裔中,家族血缘记忆往往是可以超越民族和宗教而存在的。     

独孤及与独孤家族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研究

隋唐时期,国家的重新统一使得南北朝以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和对抗逐步演变为文化认同和融合,这表明北魏孝文帝的民族文化融合政策彻底巩固下来。作为北魏"勋臣八姓"之后裔,唐代政治家和文学家独孤及的文化认同行为表现为对独孤家族的家谱建构和血缘追溯、表现为对中原儒学思想的讨论和接受。独孤及特异的"嗜琴"行为艺术和文学制作以及独孤家族其他成员对汉文化各有所取的文化现象表明,以独孤家族为代表的北朝世族入唐以后的文化认同和融合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强化。     

东北地区家族制度变迁及其对家族成员关系的影响

我国东北地区的家族制度虽然历史短暂,但却具有独特的移民文化特点。本文在对东北地区家族制度的变迁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东北地区家族制度的特质,并由此观察这种变迁对家族成员间的关系的影响,指出我们可以利用其积极的影响作用来促进东北社会的建设与改造。     

耶律楚材家族与白居易诗歌在辽金的传播

耶律楚材家族中,耶律倍有着强烈的追慕白居易的倾向,耶律楚材诗歌表现出学习白居易雅士情怀的愿望,耶律铸积极追寻白居易的生活态度,他们在诗歌艺术上也有与白诗相似的特征.白居易对这一家族产生了多层次影响.耶律家族的独特地位和他们对白居易的仰慕成为白诗在北方传播的重要源泉,而白居易在辽金的地位又对耶律家族慕白倾向产生一定影响.     

两汉右扶风马氏家族述略

两汉时期是豪族产生并形成的时期,右扶风马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马氏家族以军功兴族,后来又以外戚身份走向鼎盛,最后又转变为军功、经学合一的家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文武兼擅、富于才干、积极进取、天下己任、严于律已、慎于立身的主要风貌,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安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马氏家族的兴盛与衰败皆与两汉的政治、军事、法律与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清代四川雅安水东乡家族研究

过去我们大多研究清代四川移民家族的发展状况,忽略了清代四川本地家族的发展状况。四川雅安县水东乡存有明代以来的本地人群,这些老姓人群及其家族与佛教寺庵关系密切。清中期以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开疆拓土以及水东乡入学士子的增多,水东乡老姓家族逐渐从佛教信仰中部分地分离出来,朝着儒家设计的路线靠拢,树立宗支碑,改造寺庵为祠堂乃至修建祠堂。     

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

家族是明清东南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组织 ,这是由东南地区特定的自然、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家族组织既可以是血缘的 ,又可以是超血缘的 ,家族组织既覆盖了大部分汉族区域 ,也促成了少数民族的同化。尽管东南地区家族组织呈现出与江南家族组织诸多不同的特征 ,但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却不逊于江南 ,乃至形成“东南邹鲁”。家族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 ,使东南地区经济呈现出明显的知识经济色彩     

呈现与审视:“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中的创伤叙事

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渐趋成为热点。家族书写通过家族历史所展现的个体记忆与历史创伤亦成为阐释不同族群或某一集体记忆的方式。家族书写并非单纯的历史书写或历史建构,而是家族叙事、历史再现、个体心灵之间的交互印证。家族书写将族群创伤视为人类命运中的苦难经历,在悲悯情怀之中以个人、家族的历史体验审视"大历史"或正统历史的遗忘,寻求超越历史创伤的途径,形成超越历史本身的文学张力,提供辩证思考台湾文化发展的空间。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嬗变

建国后的30年间,村落家族文化几经冲击而有所变异,但其血缘秩序的本根并未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促使村落家族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群体性质的血缘关系日趋松懈,家庭规模呈逐渐缩小之势,辈分等级秩序逐步被平等性、法制性所替代;族居方式的地缘关系大为削弱,族员的流动性、杂居性与聚居性交相并存;新的业缘关系逐步生成,村落家族结构日趋消解.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村落家族文化的基质总体上呈逐渐削弱、消解的过程,但具体到某些地域和某种基质的变化程度则存有较大差异.村落家族文化的走向并非是对其一概排斥,而是革故鼎新.     

春秋以前东北地区华夏族人口考索--汉族先世北上东徙

早在春秋之前,汉族先世华夏族人口就陆续来到东北地区,主要有古商族、古燕族和山东半岛的齐人等.他们与这里少数民族之先世,还有华夏土著孤竹人并肩开发这一地区.共同谱写东北地区光辉的历史篇章.     

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与崇德吕氏文学、文化家族的衰变

浙江崇德吕留良家族是明清之际江南闻名的文化、文学之家。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文学家,早年参加抗清运动,晚年以遗民自居,拒绝与清廷合作。他以表彰朱子之学和评选时文而受到人们的高度推崇,被奉为东海夫子,这是吕氏家族的荣耀。雍正六年九月发生的曾静反清案,牵累已故45年的吕留良并构成文字狱大案,吕氏族众遭遇惨祸,死者戮尸枭示,生者或斩或流。流放到东北的吕氏族裔由于被剥夺了读书仕进、求取功名的资格,只得通过行医、经商等途径维持生计,这是吕氏文学、文化家族的大不幸。不过,吕氏家族是书香门第,不乏博学多才之士,他们与其他流人文士一道传播先进文化,为改变东北地区文化落后面貌、推动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之分析简论

陈寅恪关于家族本位思想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之核心.作用的观点,包括四个方面:一、在强调中国文化的家族本位特征时,在个体的小"家"与作为整体的"家族"之间,陈寅恪更重视"家族",认为后者对维系民族文化传统起到更关键的作用;二、家族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不仅因为其独特的维系文化传统、保存传统文化的作用,更是由于其特殊的情感纽带,使中国文人可以从中获取可靠的精神资源和人生动力.为此,陈寅恪才特别强调出身,重视渊源;三、家族本位思想,由于既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又是构成社会制度框架的基础,因此不但适合古代中国的社会制度,在现代中国也未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如何对其实行改造利用,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四、陈寅悟关于家族文化思想之形成不仅与其家族历史有重要关系,而且与其父陈三立的思想有继承发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