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第一个法学会

清朝末年,清政府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1902年勿勿宣布实行“新政,”下诏变法。由袁世凯推荐,清政府任命沈家本和驻美公使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次年又设立修订法律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应沈家本之请,创设法律学堂,以重金聘请日人冈田朝太郎、松冈正义博士来华,讲授法学通论。     

试析法学家与法律转型的关系--以沈家本个人角色与晚清法律变革为例

正如美国社会法学派法学家庞德(R.Pound)所指出:“没有法学家,便没有法。”①在法律的常态发展中,法学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到了法律转型的关键时期,法学家的作用则更为重要。20世纪初,沈家本主持的晚清法律改革以及由此而生的法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可以印证法学家在法律转型中的重大影响,及法学家的作为与社会文化文明度、政治环境容忍的关系。沈家本会通中西的文化态度和执著坚韧的性格特征,对晚清法律转型的模式和程度产生了影响;沈家本刚柔相济、曲当合时的改革方法使他虽遭礼教派反对,却仍得以主持修律十年之久,并使一系列新型法律得以通过;清廷的修律决策为沈家本等人提供了政策的保护和抗争的依据;沈家本的偏颇与不足在法律修订过程中亦有所体现。     

父子之伦尊卑之义——清末修律中的沈劳之争管窥

清末围绕新刑律的修订有一系列争论,张之洞之后,以传统明刑弼教原则对修订法律馆刑律草案进行反驳的代表为桐乡劳乃宣.在预备立宪阶段,清廷以上谕的形式为新刑律草案规定了礼教与宪政的双重约束.在此前提下,沈家本与劳乃宣实无可能以礼教派与否来分别.以劳乃宣措意的“亲属相殴”条为例,本文认为沈劳之争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刑律正文中是否严格按照服制明定等差.这是信奉旧律原则的劳乃宣真正关心的地方,也是沈家本不愿由为说辞加以辩解之处.     

论沈家本涵化西方法文化修律的开拓与局限

文章探讨了沈家本清末修律的爱国主义理想目标和求实精神,涵化西方法文化的价值选择;论证了沈家本以情理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法治主义为涵化西方法文化的联结点,熔铸人类法文化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精神,作为清末修律的理论武器。文章从清末修律保留皇室特权和封建伦理尊卑贵贱等级因素,指出沈家本未能汲收西方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和“个人本位”法律精神的局限。     

试论清末监狱近代化的法制前提

清末“新政”，也给刑罚的执行场所之一——监狱以改良的契机。在沈家本的主持下，监狱近代化的法制前提逐渐完备即自由刑的产生；犯罪人的析出；近代西方教育刑论代替封建的惩罚报应观念。而且，沈家本开近代狱政学研究之先风，会通中西，全面舍取，终成首部监狱法典。     

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

劳乃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国藩“礼学经世”的衣钵,倾心于礼学研究,以期实现所谓“中兴之梦”。他竭力维护“以礼入法”的传统,反对沈家本等人修订的以西方法律思想为主旨的《新刑律》,成为继张之洞之后礼教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教秩序和腐朽的清朝统治,具有保守性。     

清末中西竞争语境下的刑律修订

清末由沈家本所主持的修律活动是法律史学界持续探讨的一个话题 ,治近代法律史的学者几乎都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然法律或法制的变革是晚清“变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西竞争、西潮激荡而带来的这一时期思想、社会的急剧震动和变故 ,是研究清末法律变革问题时所应该参考的、不能与之割裂的大背景。本文将尝试从清季中西竞争这一语境着眼 ,主要以刑律的修订为例 ,探讨清末的那次“法变”。     

汉“谋反”、“大逆”、“大逆不道”辨析

关于汉代的“谋反”、“大逆”以及“大逆不道” ,学界从沈家本、杨鸿烈到当代的法律史学者 ,一直未有统一认识。运用史料对该问题进行专门的分析论证 ,概括其特征 ,辨析其性质 ,揭示其相互关系 ,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选评沈家本的《寄簃文存》卷八

前言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别号寄簃。清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光绪年间进士,历任刑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资政院副总裁等职。曾收集古代法律资料作了整理和考订。他奉命主持修订法律,建议废止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停止刑讯。修改《大清律     

中国近代法制思想史的开篇——谈洪仁玕的法制思想

在中国近代法制思想发展史上,谁揭开了第一页?杨鸿烈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中说首推沈家本,迄后有不少学人也都以此为定论。其实这个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沈家本是晚清的大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奉上谕”研究欧美法律。他的所谓法律“新思想”,与洪仁玕相比,在时间上就晚了近半个世纪;若就内容的深度、广度而言,两者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罪名”抑或“具体犯罪行为”之析——对刑法第17条第2款有权解释的几点看法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能力与其年龄密切相关。立法上始终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和“从宽处罚”的原则,对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作出了及其严格的限制规定。但如何确定犯罪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触犯的罪名等,在理论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美国刑法中精神病鉴别规则的研究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某些精神病人对白已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认识或无法控制,这种精神障碍导致无法时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也就成了刑事辩护的重要事由。文章对美国精神病辩护理由中的鉴别规则：即姆纳坦规则、不能控制规则、德赫姆规则及模范刑法典规则进行探讨;希冀我国刑法吸纳其合理的经验,完善和健全我国精神规则。     

论刑事被害人知情权之保障

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之一的被害人,其知情权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以利于其更好地参与诉讼,实现其合法权益。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知情权的保护却存在诸多漏洞,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议完善被害人知情权保障制度,使被害人行使其正当权利。     

妨害司法罪与共犯

有关伪证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由于被告人本人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不能成为证人,因此,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同样,有关窝藏、包庇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也认为,犯罪人本人不能成为该罚的犯罪主体。但是,犯罪人本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或要求帮助窝藏、包庇时,作为教唆犯能否成为处罚的对象,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则有激烈的争论。另外,由于大陆法系部分国家的刑法有近亲属藏匿、包庇犯罪人不构成窝藏、包庇罪的特别规定,因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论邓小平对刑法学的贡献

邓小平对刑法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邓小平关于单位犯罪的论述及其对我们的指导意义;二、邓小平关于共同犯罪人种类的认识及其对我们的指导意义;三、邓小平关于打击犯罪分子的论述及其对我们的指导意义;四、邓小平关于死刑问题的论述及其对我们的指导意义.     

关于我国刑法立功概念的综述及评析

目前我国刑法有关立功概念的观点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漏洞,急需进行完善。立功的概念是建立在对立功与立功制度的关系、立功本质等问题的正确认识上。学界对"立功的本质"的提法多样,有"立功的本质属性"、"立功制度的本质"、"立功的本质特征"等表述方式,只有"立功的本质"的提法才是可取的,立功的本质是有益于国家和社会,能增进社会福利的行为。鉴此,作为量刑情节的立功是指犯罪分子犯罪后判决或裁定生效前作出的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并达到突出程度的行为。     

浅谈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与构想

随着近年来刑事被害人学研究的兴起,各国日益重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心由保护被告人权利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加强了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与权利享有不相称的尴尬局面,因而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霍布斯刑法思想评介

霍布斯是资产阶级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刑法思想十分丰富。他认为,犯罪的概念为以言行犯法律之所禁或不为法律之命令;一切犯罪源于无知、谬误和激情;罪与非罪应以法律为依据;刑罚可分为人罚和神罚,人罚包括体刑、财产刑、名誉刑、监禁、放逐等;刑罚权的依据在于人民的放弃而非授予。     

美国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探析

自少年法院创设伊始,美国少年司法长期秉承保密性原则而对未成年人前科记录予以封存,以避免给未成年人带来污名化后果。然而,随着各州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呈松动趋势,部分原先严格保密并限制公布于众的前科记录,除了可向执法及司法部门开放外,亦可在一定条件下向被害人、学校及媒体开放。与此同时,依移送法律而从少年法院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的未成年人,其先前少年法院记录亦可作为后者加重刑罚的考量因素之一。     

唐寅与弘治己未春闱案的文学史影响

弘治己未春闱案由风闻而起,以莫须有了结,又引起了日后的流言四起。在对该案的种种记载与议论中,唐寅成了关注的焦点,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并使这一事件染上了传奇色彩。案件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激发了唐寅的"中年转变",使他开辟了人生与艺术创作的新天地;同时又在明中叶诗文革新的关节点上,因唐寅而导致了吴中诗坛复古集团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