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边花苗考察记

贵州是苗族的大本营,我们只看《黔苗图说》82种苗族的记载,便可知其端倪。在82种苗族中,居于安顺、遵义和贵阳等府者,以花苗为最多。为甚么叫做花苗?花者,因他们习穿刺绣而间色的衣裳而得名;苗者,是他们称己族为moau音而来,这便是他们族称解释的根据。这种花苗禀驯良的天性。具忍苦的精神,善用弓弩而长于打     

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四月八”

农历四月初八,是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关于这个节日的来历,苗族民间有许多传说。其一,说是为了纪念苗族古代英雄“亚努”;其二,说是纪念苗族英雄“亚宜”;其三,说是为了纪念苗族起义领袖格波绿和     

略论苗族支系

苗族分布地域辽阔,内部支系繁多。为深入了解苗族的历史和现状,加强对不同地区、不同支系苗族的具体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苗族内部支系区分的有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探讨。 1 关于苗族内部的支系,明清的史志中多有记载。陆次云《峒溪纤志》载:“苗人盘瓠之种……尽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苗部所衣各别以色,散处山谷,聚而成寨”。黄元治《黔中杂记》云:“饮食起居,请苗亦相若,惟衣     

《苗族史》评介

伍新福、龙伯亚合著的《苗族史》一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是继国家民委五种丛书本《苗族简史》之后的又一部较为全面和系统研究苗族历史文化的通史体专著。它的出版是我国民族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我国739万苗族人民的一件大事。《苗族史》全书共49万多字,分五章,所述从远古至辛亥革命。每章都按民族源流、族称沿革、迁徙分布、中央王朝对苗区的统治政策、苗族地区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前民的反抗斗争和风俗习惯、文化诸方面加以阐述,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

通过调查三个湘西土家族、苗族杂居的集镇和村落族际通婚情况,从族群选择、地区选择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对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政策和公众态度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土家族苗族的族际通婚及其文化互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湘西和谐的族群关系.     

《蝴蝶歌》与苗族鼓社祭制度

《蝴蝶歌》是苗族古歌的重要篇章,但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一直没有对这部古歌进行过专门研究。本文认为,该歌对鼓社祭中各种执事人员、所需各种什物和一些民俗事像的来历等进行了具体阐述,它实质上是苗族鼓社祭的制度史。     

湘西苗族大学生人格特征的测验研究

本文用《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研究了湘西苗族大学生的人格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1 苗族大学生是一个具有鲜明人格特征的群体。 2 在苗族大学生内部 ,其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都具有不同的人格特点。 3 苗族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 ,苗族大学生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 ,以及苗族大学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形成苗族大学生人格特点的主要原因     

论楚王族的族属

文章从楚王族的居地、族称、语言、信仰习俗文化、楚王族之芈姓与熊和(今西)的内涵及其三者的关系等方面对楚王族的族属进行了论证。作者指出,楚王族既不是华夏、西羌,亦不是东夷,而是苗族先民、江汉土著荆蛮的首领。     

苗族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

通过采用史料分析与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的手段,对苗族文化作了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 探讨了苗族文化表面上相异性的原因,揭示了苗族文化内部一致性的实质,分析了苗族文化内部一致性与表面相异性的生境模塑机制。     

试论黔中苗族牛祭习俗的成因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点,也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之一。然而习俗并不是一成不变,它有其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受该族生存条件的限制。又受该族社会的制约,还与该族与友邻民族的交往有关,更是该族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直接产物。一句话,是一系列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黔中苗族的牛祭习俗是该民族的主要习俗之一,它毫不例外地也是上述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黔中苗族的牛祭习俗的变化和发展,有助于我们对于苗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指导当前民族地区     

“百苗”浅议

苗族历史久远,族源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苗族人口众多,居住地域相当广阔,在我国南方的两湖、两广、云、贵、川、海南等省都有聚居地;我国境外也有不少苗族同胞居住生息,因此苗族又是一个跨界民族。在苗族历史中,大幅度、远距离、长时期的迁徙,造成了苗民族各部之间相互隔绝,少于交往,又与各地其他兄弟民族交错杂居,结果形成了方言差别大,服饰类型多,生活习俗各有差异的多支系民族。解放后根据语言、服饰、生活习惯及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共同性,与本民族人民自愿的原则,将族名统一称为苗族。     

论现代瑶族与古越人之关系

现代瑶族和畲族是我国古代越人发展而来的两个民族,在神话传说、风俗习惯、族名来源、居住地域、历史文献等各个方面。都斑斑有迹可考。 苗族和瑶族在语言谱系上虽然同属一个语族,古代和现代也多半错居一地,但在汉族的文献上,“三苗”之名却与“百越”之称相对出现,说明有史以来他们就不属于一个族系。其次,苗族传说以伏羲和女娲为始祖,瑶族和畲族则以“槃瓠”为始祖(评后),二者在始祖传说上互不相涉。再次,苗族自己的历史传说中,只提到他们与九黎蚩尤的关系,后来还和楚国的先祖有过密切的关系,而古越人既与蚩尤异源。又不与楚人同流,故苗族同古越人及其后裔瑶族、畲族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关系。     

喇叭人述略

“喇叭人”是明代初期屯兵贵州西南部的军事移民和当地土著民族长期融合产生的族群。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喇叭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本文对喇叭人的形成以及其族称“喇叭苗”的来历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喇叭人在居住、宗教信仰、服饰、语言、婚丧习俗、节日和禁忌等方面的文化特征。     

当代云南文山苗族通婚圈变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在历史时期,云南文山苗族一直有着自己特定的通婚圈,主要表现在通婚对象与通婚地域这两个方面。在通婚对象上,文山苗族一直坚持族群内婚优先的原则。在通婚地域方面,则通常限定在附近村寨。当代,文山苗族通婚圈在原有基础上逐渐扩大。族内婚仍是个体择偶的优选项,但族际婚从开始的不被接受到现在已大量出现。通婚圈的地域限制逐渐被打破,发展出跨省、市乃至于跨国、跨洲的远距离婚姻。族际婚与跨地域远距离婚的大量增加,使得不同民族群体的生理性融合成为可能,并成为其他文化融合的基础,进一步促进了文山苗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从心理上强化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之一。     

屈原不是少数民族

<正> 一九八一年《吉首大学学报》(文科版)第一期发表了龙海清、龙文玉二同志的《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同年《贵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第二期发表了蓝瑜、肖先治二同志的《屈原族别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一文。两篇论文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考证屈原的族别属于苗族或苗、黎族。《初探》首先考证屈原老家秭归是苗区;其次从血统上,认为屈原“本属苗姓”,是苗族血统成员;最后,作者从语言、文化、风俗、民族心理特征等方面论证屈原具有     

苗族理词在刑事诉讼案件中的运用

苗族在传统的诉讼文化中，探索了一套独特的诉讼习惯法规范，并通过理词来解决苗族内部的刑事诉讼案件，理词是苗族习惯法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理词作为理师调处苗族婚姻纠纷的重要手段，为维持和谐的民间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成为苗族社会秩序中真实的法律样式。本文通过对解放前苗族内部发生的强奸、故意杀人、偷盗等案件的分析，探索苗族...     

再论苗族的迁徙

苗族历史悠久，迁徙频繁，吞吐量大，视野宽阔。涿鹿战败，九黎部落中的部分苗族先民融合成毕夏族，大部分南下“左洞庭，右彭蠡”，建立“三苗国”，这是苗族的第一次大迁徒。尧舜禹不断对三苗国用兵，最后三苗国破，“窜三苗于三危”，“放兜于崇山”，这是苗族的第二次大迁徙。千多年后，强大的楚国形成，苗族是楚国的重要成员，而楚国被秦国灭后，苗族或融合于华夏，或四散他乡，这是苗族的第三次大迁徙。公元１７、１８世纪，“雍乾”、“乾嘉”、“威同”三次大起义失败，封建王朝残酷镇压，苗族人民又从湘、黔走云南，从云南走东南亚，这是苗族的第四次大迁徙。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东南亚的地区霸权主义的战争和排苗运动，迫使苗族人民远渡重洋，分布于美国、澳大利亚和圭亚那、法国等国家，这是苗族的第五次大迁徙。苗族的不断迁徙流动，使自己的一部份融合于他族，也使其他民族成员融于自己，形成了苗族人民的宽广性格和丰富文彩。     

当代多民族社区族群关系模式探析——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基于对湘西多个土家族、苗族、汉族多民族聚居区、多元文化区的田野调查,来总结和归纳我国多民族社区族群文化互动与族际关系模式及其走向.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的文化互动与族群关系表现为"和谐与共生"、"竞争与冲突"并存的多维族际关系模式.同时,基于汉文化和汉族在两族文化互动和族群关系中的独特作用,对湘西族群关系从"团体多元主义"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走向作了展望.     

从红苗风俗看其族源

古代聚居在黔东北万山、铜仁、松桃与川东南秀山、酉阳,以及湘西广大地区的苗族,自隋以后逐渐形成在服饰上的崇尚红色的特点,并把这种特点保持到清朝末期。于是,这部分苗族便得了“红苗”的他称。红苗不仅都使用苗族东部方言,而且风俗习惯也相同。关于它的来源,目前有西来说、土著说、北来说等三类。在这里,笔者试图从红苗的风俗来探讨它的族源。1 有一个红苗广泛流传的故事叫“官母犬父”,有的学者把它称为“神母犬父”,苗语是叫“乃拐玛苟”。这个故事的前半部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载的盘瓠故事,可以说同出一辙。官母犬父故事在红苗中家喻户晓,     

重庆蒙古族来源及其社会文化

蒙古族是重庆市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重庆蒙古族为蒙元时期蒙古族之后裔,族源甚至还可能追溯到奇渥温家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成为今日之蒙古族.作为外迁移民,随着社会生活、生产环境的改变,重庆蒙古族数百年来与汉族、土家族、苗族等其他民族长期交错杂居,形成了多民族混居、多文化交融的民族格局.在长期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蒙古族与汉族、土家族、苗族等其他民族不断实现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与借取,形成了有别于北方草原特色的南方山地农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