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制度靠得住些

在这次关于消极腐败问题的问卷调查中,在被问到"您认为当前解决消极腐败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时,有40.1%的官员和31.9%的民众选择了"法制建设"。通过法制建设来解决消极腐败问题,成为官民的高度共识。在笔者看来,这个"高度共识"的形成,既契合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方针贯彻落实的新形势的要求,也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路径选择的认识和判断更趋理性和建设性。抛弃"运动式"的反腐方法,改变对通过教育和个人修养的方法进行反腐的依赖,转而更多地认同和选择"制度反腐"的路径,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这次调查问卷中,61.10%官员和47.2%民众都认为"全面推行阳光政务,实现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是"下一步解决消极腐败问题的突破口",官员和民众对这个问题认识的高度一致,足见官民对于政务公开的由衷期待。现代社会的政务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公开信息不是恩赐,而是法定义务;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理念问题,是建立法治政府、廉洁政府的需要。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政府有客观、公正、及时地公开其掌握的公共信息的责任和义务。除了必要的保密限制,应该破除部门和少数个人对信息资源的垄断。     

浅析当前三公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正>近几年来,一些地方"三公经费"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很多地方,"三公经费"就是一笔糊涂账。就是这笔糊涂账成就了许多人的美意,个人消费公款报销,私人朋友公款接待,私家车辆公款维修,几乎一切个人开支均有公家买单。所以,每每谈起三公经费,不少党员干部感到束手无策,视之为老大难,因此,监管"三公"消费,既是民众的强烈诉求,也是反腐倡廉的核心议题。下面就三公经费的含义,谈一谈对当前我国三公消费现状的理解及建议。一、"三公"消费的含义及当前我国"三公消费"的现状     

强化干部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心理认同

<正>从实践来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是我国当前反腐败措施的"短板",一方面是社会公众的呼声高涨,另一方面却是官员的反对和质疑。一项对阿勒泰地区和新疆其他一些地区官员进行的随机调查显示,反对者占70%,无所谓者占20%,坚决支持者仅占10%。     

“偷”储备粮的贪官们

近年来,我国粮食领域官员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时有发生。他们常常不择手段,监守自盗,严重侵害了民众利益,也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清廉粮官侵吞千万公款13万平方米的库区,宽敞干净的道路,成片的茂密树林,38栋库房整齐划一。一切显得井井有条,充满     

关于依法办事能力的“小题大作”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官民双方在有关官员能力的评价和判断方面,认知大相径庭,唯有在"官员最需要提高哪方面的能力"这一问题上,官民双方认知高度一致,有62.2%的官员和66.3%的民众认为官员最需要提高的能力是依法办事的能力。在笔者看来,这一结果颇有深意,它至少说明了"一喜     

问题

"问题官员"频频复出凸显"问责制"困境去年5月,因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组织公款旅游而受到处分的原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调任威海市工商局任职。     

官商不分是干群冲突之源

“贪污腐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侵吞国有／集体资产”、“以不正当手段赚钱”等等固然是官民对立的一个原因,但比起这些“消极腐败”来说,更容易激发官民直接对立与冲突的,是官商不分导致官员、权力机构对群众健康、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直接侵害,这些侵害往往具有直接的进攻性。     

中国企业领导者怎样才能赢得员工信任

一、问题的提出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严重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弥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集中凸显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层面上。政治层面:尽管民众对高层政府保有较高信任,但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公信力降低却是不争的事实,"表哥"、"房姐"、"天价烟局长"、"红豆局长"等事件使得民众对官员的信任降到了谷底。社会层面:     

“官托”链条的成因分析及破解

"官托"是在官员选拔中,在看不见的权力阴影下,将公权力领导和职位渴求者紧密相连的"牵头人",他们身在公务体系之外,不具有公权职位,却在官员晋升过程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运作力。在现实中,这些"官托"不仅影响了官员选拔的进程和最终结果,也形成了腐败的新体系流程,加剧了民众对政务部门的负面评价,削弱了民众对新晋官员的认同感。     

古代政坛中“好人领导”负效应现象解读

古代政坛中的"好人领导"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中庸圆滑,首鼠两端;热衷形式,冥顽不化;观察时机,见风使舵;消极避世,自称独醒;劝学自进,以问制人。"好人领导"负效应产生的原因有:缺乏担当意识,责任意识淡薄;能力平庸,资质过浅;只顾眼前利益,得过且过;行政部门臃肿,职能交叉严重。从古代政治思想来解读"好人领导"可以发现:对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误解严重抑制官员的进取精神,法家对社会的高压控制思想导致官员消极避世,道家"绝对虚无""无为而治"的主张让官员得过且过,兵家的行动思维让官员焦虑和急躁。     

网络时代的“官员形象”

无论是去年的林嘉祥案还是近日的贵州习水案,无不在现实生活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成为网络上广大网友热烈讨论的话题和强烈批评的对象。这些现象不仅暴露出当前官员队伍中少数人的个人素质存在严重问题,也凸显网络时代“官员形象”的重要．因为在彰显民意的时代．官员形象直接影响到民众对官员的认同度和支持率。那么,当前官员的整体形象如何？官员形象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宋朝约束官员的老规矩

<正>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史书上称之为旧制、故事或典故等。有些老规矩,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规范了官员的行为,约束了权力的泛滥,宋朝就有这样的老规矩。老规矩之一:"官员不入酒肆"在宋朝,尽管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公款还是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是纪律处分。据《归田录》     

官员“作秀”的动机及正确价值取向

官员"秀"是官员和政府展示自我、宣传政策的一种新方式,"秀"是个中性词,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判断其性质,重要的是要看官员"秀"的动机以及造成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官场是一个严肃的场合,容不得半点活泼,加之中国人传统上喜欢含蓄的表达方式,所以对"秀"多少抱有排斥的心理.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民众又期待政府官员采用更加灵活、形式多样的沟通交流方式.因此,官员"秀"不只是个人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官员"秀"的出现折射出官员个体对传统形象的思变,折射出民众对执政方式的思变.简单地对官员"秀"加以肯定或否定,都未免过于草率.对于官员"秀"问题,需要我们认清其本质,深入剖析其原因,分析其利弊,并加以正确的引导.     

官员离任,想说再见不容易

行动时刻:低调保险提拔的消息一出,各种祝贺不光停留在口头上。在行动上,有时少不了贺宴的邀约。同时,对于即将离任的官员来说,会拜访老领导,联系同级、下属感情,有些带病提拔者更少不了与利益链条上的人达成更紧密的利益同盟。"这个时候,要巩固各种关系。"一名退休干部认为,过去领导干部离任前,尤其是升职前,工作范围内和私人圈子里,相互交叉宴请的情况比较多见,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款请吃控制得严格,以至近年来不少地方明文规定,离任不准吃喝宴请。不过,"公款不让私人请客嘛。"个别人     

2013年第三季度官员形象危机报告

贪腐问题曝光频次大幅度增加,"八项规定"出台后消极腐败行为被曝光力度加大,多名官员因经济问题失踪外逃、引发公众对"官跑跑"现象再度关注……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在延续2013年二季度官员形象危机报告的基础上,将官员高危形象的5个风险项、15个风险要素汇总成三季度的风     

消极腐败问题之问卷报告

积极面对和处理消极腐败现象,是新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并把消极腐败作为党在新时期需要面对和克服的四大危险之一。那么,当前消极腐败问题与过去相比情况如何?广大干部群众对于开展反腐败工作信心又是怎样?解决消极腐败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什么是下一步解决消极腐败问题的突破口?为此,本刊对一些官员和百姓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问卷结果做出分析和评述。     

从“被撑伞”副县长道歉看政治生态 舆情生态 社会心态新常态

正9月11日,河南获嘉县发生群体性事件,副县长吴振福到现场与民众对话解决问题,当时正在下雨,旁边的警察为其撑起雨伞。不久,现场照片流传至互联网,且被冠以《河南县官与民众对话,警察持枪撑伞护卫》的标题,随即引来一片质疑。对此,该副县长及时作出回应并道歉。在此之前,诸如此类"被打伞"、"怕湿鞋"等舆情事件已屡有发生,而这一次在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的又一起"被打伞"事件引发的舆情事件,再次表明,当前的政治生态、舆情生态和社会心态正在进入一种让官员动辄得咎的新常态,各级领导干部要适应和做好聚光灯下被监督的准备。     

官员““懒政”的机制原因及治理思路

正当前,我国的官员"懒政"现象较为突出,并成为一个极为重要和十分紧迫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既要把基本情况搞清楚,又要将根本症结分析透彻。为此,本文首先从当前官员"懒政"的行政生态背景分析入手,然后以机制设计理论为视角,对当前官员"懒政"的原因进行深度剖析,最后提出治理官员"懒政"的可行路径。一、官员"懒政"的行政生态背景1.中央从严治官强化了官员行为的制度约束。自党的十八大以     

从问责官员复出困局审视官员问责的制度重构

近年来出现的问责官员"迅速复出"、"神秘复出"和"无痛复出"等现象,反映出当前的官员问责实践存在复出设计缺陷和功能定位误区,同时也折射出当前领导体制中的权责失衡和干部管理体制中的终身制残余等难题,因此需要从上述视角对官员问责的方向、对象、路径、程序等进行系统审视,从而推动其转型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