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视野下“公共利益”概念之辨析

在当前中国社会,公共利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被误传误用最多的概念之一。欲消除乱象,就需要从法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和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关于公共利益,有不存在说和存在说两种对立的主张。在存在说中,又有私人利益总和说、国家利益说、社会利益说、目的价值说等多种学说。鉴于公共利益表现形态的千变万化,与其去界定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如归纳出公共利益的若干特质更加重要。     

祛魅公共利益:基于“价值——工具”法律利益分类范式

何谓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在法律利益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边界如何?是一个极具现实重要性,又兼具理论争议性的法学命题与法律适用问题,中外皆然,历久弥新。在传统主流法理学的利益分类理论中,公共利益常常与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及国家利益并列而用。该利益分类理论模式及其制度成果,直接导致公共利益被人为地戴上了一幅普洛透斯(Proteus)面具,使得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应用者困入了具有迷幻色彩的公共利益"罗生门"。在批判继承传统法律利益分类学说的基础上,尝试借助"价值—工具"两层次法律利益分类范式,透过概念辨析和假设检验等方法,对公共利益及其在法律利益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边界进行再解读。作者认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价值形态的利益存在;个体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等则属于工具形态的利益存在。价值形态利益和工具形态利益之间互相映射,但二者不可化约等列。最后,借助部门法语境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变种形态,验证了"价值—工具"法律利益分类范式,并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利益体系中公共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以期为打开长久困扰人们的公共利益"罗生门",提供一把可能的方法论钥匙。     

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

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不过,其于晚明着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化倾向.在明代统治者利用"乡村教化"来实施对基层社会之软性控制的过程中,社学也被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其相对特殊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特殊性格,也使社学成为明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晚明社学的官学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出了国家社会软性控制的强化与社会政治氛围的相对开放;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相对失衡.     

宗族在村治中的地位--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随着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有意识退出,原先民间社会的宗族势力得以复兴,在村民自治中呈现村干部、宗族精英与经济精英鼎立角逐的格局.本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却显示了不同的结论: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则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     

论《合同法》中的公共利益——以合同无效事由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第52条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合同无效事由,存在诸多问题。从政治哲学角度看,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及其表达方式历经嬗变;在合同法中,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对同质概念;作为公共利益的渊源,《宪法》与《合同法》的规制既体现出统一性,也表示出差异性。随着社会发展,公共利益对意思自治的限制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其衰落或者死亡,反而,以公共利益作为民事行为的效力边界,会使得合同法的私法地位更为巩固。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乡村建设、社会质量与政府角色北大核心CSSCI

现代性的不断渗入,传统乡村社会趋于解构之迹象,然其新的村社结构尚未健全,乡村社会建设面临现代性的反掣困境。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演变轨迹映射出"社会性"的主体功能,彰显出了追寻乡村社会质量的时代特征。社会质量理论意在诠释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动力,凸显"社会性"的主题。而以社会质量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建设无疑会助推传统乡村建设模式的解构,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正确处理好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主体关系,以期提升乡村社会的整体性福祉。在此过程中,亦不可忽视基层政府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有限"角色之作用。将提升乡民社会福祉为导向的社会质量嵌入到乡村社会建设,益于建构出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乡村社会,显现建设"美丽乡村"之可能。     

理解转型中国乡村社会的新视角——读懂《后乡土中国》

理解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把握乡村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乡村社会研究或农村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6。由此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概括为"乡土社会",即"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也就是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或不同于"法理社会"的"礼俗社会"[1]9。乡土中国一直是理解和分析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和视角,而且也成为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范式之一。     

林权改革政策的乡村“变通”

自2009年开始,G省全面推行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场农村制度变迁,但部分地区是通过制度变通的形式得以执行的,即实行集体经营"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临时搁置矛盾纠纷;而原有林权运作中的关系产权、国家的政策网络,以及乡村街头官僚的互动作用,是引发变通的主要原因;它们执行结构的构成及其长期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村政策运行中"国家在社会中"的形态。     

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及其本土化分析进路——作为方法的社会越轨群体研究

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类型,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越轨群体,有其复杂的根源。它只有放入情境化的地方性知识中,方能被准确地理解。由此视之,并不存在纯粹抽象强、弱的"国家"与"社会",可供套用来分析经验事实。同理,"本土化"研究进路也不宜抽象地被谈论,而应在"经验优先导向""具体问题导向""在地化理解导向"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在此意义上,社会越轨群体研究可作为一种转型期乡村治理本土化分析的方法。     

从“硬管理”到“软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乡村治安问题研究

治安工作的实施状况是判断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成熟程度的重要依据,治安治理的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与社会在互动情境中的相互赋能与增权,是乡村治安系统得以持续和有序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帕森斯的AGIL功能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意识形态”的乡村治安系统分析框架,探析在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发生变化进程中乡村治安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与内在逻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安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本文将乡村治安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国家统合社会”“国家社会互嵌”“国家社会共强”三种模式,提出在乡域社会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着力实现乡村治安从“硬管理”到“软治理”的转变,推动实现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合作、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乡村善治:内涵、演进及特征——对乡村善治逻辑的中国特色刍议

走乡村善治之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善治体现的是以治成善或善之治,是基于人的好生活而对治理秩序的美好愿景及其实践活动,因而它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与价值基础.随着国家意识的确立进而有了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乡村善治实现了乡土善治到国家善政,再到现代社会的善治过渡,并在国家及现代化意义上不断获得新的诠释、演进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国家及现代化、公共利益及其多主体参与等方面的善治特征.国家现代化由此成为乡村善治的逻辑起点.     

“山东满族人”：族群分类的国家话语与草根叙述

在当代中国社会,由国家正式认定的民族成分,代表了在族群分类上的国家话语.然而,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关于族群符号分配的国家话语和乡村社会关于族群身份识别的地方性知识之问,可能存在某种张力.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设立满族自治单位等原因,在乡村满族社区出现一种现象,相当规模的汉族人口将民族成分正式变更为满族.为此,乡村草根社会针对混淆的族群身份创造出独特的文化策略,用以区分当地人视野中不同类别的“满族”.本文以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为例,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文化机制.     

“国家与社会“框架在乡村政治研究中的适用性——综述和评价

在乡村政治研究中,"国家与社会"这个提法,更适合作为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学术常识来看待,而不能用它来指称具有特定内涵的研究框架.但是,作为这个框架的理论支柱之一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其意义并不能因此被否定,在新的语用形态下,它能给乡村政治研究指引出新的方向.     

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论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推进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实践看,土改初期由于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控制着,造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通过具有桥梁作用的土改工作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实现直接互动,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成功构建,确保了新政权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以确立,最后重塑了乡村基层政权,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     

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知识性、规范性和价值性,三者共同形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不可逆地蔓延开来的消费主义,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形态,并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与乡村公共文化危机。老年人社会处境的退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通过外部资源输入与内部组织运作的结合,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实现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的适度整合和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化,展现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消费、高福利"模式。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社区主义,不仅为农村老年人供给文化公共品,而且有望实现农村文化公共品的集体化制造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可持续生产。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特征与问题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同时在乡村社会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由于传统与现代因素的交织作用,社会关系在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存在着对抗与矛盾,任何一种取向的社会关系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由此来透视目前乡村社会关系的现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信任、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秩序所存在的问题。因此,必须在正确对待特殊主义社会关系的同时,有效地发展出一种普遍主义取向的社会关系,以实现乡村社会关系的和谐,从而重建乡村的信任关系、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秩序,进而推动当前新乡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向超大规模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基层治理模式转换--百年乡村政治史背景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目前中国仍处于超大规模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之中,为此,农村基层治理必须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提取足够的农业剩余,二是维持乡村秩序。但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20世纪前半期,在提取农业剩余方面的教训是大批赢利型经纪的产生直接危害了国家的提取能力,并危害了国家维持乡村秩序的能力。建国后采取人民公社体制,使得国家得以方便、高效地提取农业剩余,但长期地大量抽取农业剩余,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村秩序难以维继。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基层治理模式的转换提出了要求和条件。当首先完善基层民主,在县、乡两级加强农民群众和农村精英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监督,将使超大规模社会中的良性基层控制得以实现。     

市场化进程中的国家与乡村：实践与反思

乡村社区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从乡村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成为乡村复兴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力量的深入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乡村社区的相对衰落。对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乡村社会来说,虽然市场的激励作用不应被忽视,但国家肯定是防止大规模市场化过度侵蚀乡村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的兴起,尽管乡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元力量共同作用的格局,但国家仍然在乡村资源汲取中保持着独特优势。国家的两种形象不但使国家在整个改革进程中从乡村获取了大量资源,而且为化解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留下了空间。因此,国家亟待反思自身在干预乡村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注意干预的向度、内容与限度,并能够从乡村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调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论公共行政人员的具体德性

德性是社会的人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即人的道德存在,它是社会的人得以确立的根据之一。公共行政人员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应当具备最为基本且最能符合公共行政时代主旨的德性,具体包括公共利益至上、慎用权力、责任本位、反思平衡和行政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