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国家祭祀中的方士

方士在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西汉国家祭祀的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中后期,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经历了两起三落,这时的方士属于祭祀中的旧势力,是不利于儒家祭祀礼仪发展的。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建立"元始仪",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祭祀格局,从此方士彻底退出了国家祭祀的历史舞台。但其思想仍影响后世,刘秀在建立东汉之时就利用了方术中的谶纬之术,更甚于在临死之前使得谶纬之术法定化。     

秦汉时期方术、方士与政治文化之关系

秦汉时期的方术作为原始宗教的一种重要形式对社会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方术、巫术为基础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得到统治者推崇,在历次的政治斗争中,方术或成为统治者愚弄朝野的工具,或成为野心家问鼎皇权的借口.由于方术具有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政治作用,所以一批又一批的方士应运而生,他们又利用方术混世谋生,提高社会地位,跻身上流社会.秦汉时期的方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尤其对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汉代方士信仰的民间性质辨析

道教的诞生,与汉代方士信仰有着直接联系。在汉代,方士是最活跃的宗教信仰传播者,但是,关于其信仰的民间性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晰的描述。从主流社会的排斥、传播的民间色彩看,方士信仰具有民间性质。因其民间性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信仰发生对抗的信仰;因有民间传播组织的存在,方士获得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实体。对抗性的存在,使方士信仰获得了宗教品质的升华,促进了新的宗教产生;同时,也为我们的辨析提供了理论意义,即汉代民间宗教发展的形态和道教产生的必然性,并因此可提出这样的设想:在方士大规模出现的秦汉之际就有了道教的雏形。     

唐朝皇帝与蜀道

蜀道不仅是唐朝统一强大和治国安邦的基地，而且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交通线之一。几乎历代唐朝皇帝都极为重视蜀道，唐玄宗、德宗、僖宗三次经蜀道出奔，并且都安然返京。唐朝皇帝关注蜀道，不仅确保了国家安全，而且促进了西部经济文化的繁荣。     

秦汉魏晋神仙思想的继承与嬗变——兼谈小南一郎“新神仙思想”说存在的问题

仙人以长生不死为主要特征,信仰者相信通过修炼服药可以达到长生不死的目标。早期传说中的仙人都变形飞升,东汉以后很多仙人则居住名山或优游人间,葛洪称之为地仙。地仙不仅长生不死,还享受各种世间快乐。我国神仙思想从来不强调学仙者的身份,所以既没有基于英雄崇拜的＂古代神仙思想＂,也没有基于祖灵崇拜的＂新神仙思想＂。小南一郎新旧神仙思想的提法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误解之上,应予以批评和纠正。     

论曹操的神仙思想及其游仙诗

前之论者提及曹操游仙诗,多讽其为宴饮欢会之作,思想消极颓靡。既没有看到其对秦汉游仙文学的超越,也忽略了他对魏晋盛极一时的游仙诗的开启之功,有失客观公允。今之学者论及曹操游仙诗,又往往忽略其自身思想的复杂多元,也较少将曹操对待神仙的态度与对待方士、方术的态度进行区别甄辨。本文试从曹操的神仙思想着手,重新解读其游仙诗。     

明代皇帝视学初探

皇帝视学是指皇帝到最高学府进行的视察活动。明代皇帝视学仪包括皇帝到孔庙行释奠礼、幸彝伦堂、讲官讲经、皇帝宣谕、幸学隆施等内容。从明代历位皇帝的视学记录及其视学内容中可以看出明代皇帝视学目的是为了崇儒重道和加强对国子监的控制及经学教育。     

秦汉方士演化的一个缩影——论秦博士卢敖的多重形象

卢敖是秦汉燕齐方士的典型代表。博士卢敖对秦始皇的政治、军事及文化举措都提出过有重大影响的建议。汉以后,卢敖的形象发生了质的改变:先是被《淮南子》变身成了一个逍遥轩举的寓言人物,后世文学家又把卢敖仙化,将他描述成兼具方士、隐士、仙人特征的仙游之士。民间传说中,卢敖四方求道,最终飞升成仙。今河南卢氏、山东诸城、湖南邵陵等地,民间依然流传着卢敖成仙的故事,保留着他的仙迹。卢敖形象的动态演化正是秦汉方士文化与时演进的一个缩影。     

皇帝与状元

亲杨廷和,成化十四年进士,先于其父一届,时年十九岁。杨慎是杨家人仕的第三代,正德六年二十四岁时参加会试,殿试第一成为本科状元。     

西夏皇帝尊号考略

西夏自1038年正式立国后,先后共出现过十位皇帝,他们笃信佛教,佛事活动频繁而兴盛。皇帝或皇太后的尊号时常出现在西夏佛经题记当中,在缺乏纪年的情况下,弄清楚每个皇帝的尊号有助于我们大致判断佛经施写、刻印的时间。根据已公布的西夏佛经文献,我们知道了其中四位皇帝的尊号,且每位皇帝还不止一个尊号,这对研究西夏佛教的发展和佛经流传情况有一定帮助。     

嘉靖皇帝与御倭战争

嘉靖朝御倭战争的胜利,历来被归功于广大军民的奋战,以及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的努力,很少有人言及嘉靖皇帝在其中的作用.在御倭战争的发展过程中,嘉靖皇帝尽管出现不少决策失误,但他始终坚持军事打击的方针,以及注意发挥胡宗宪、戚继光等人的作用,这也是战争得以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皇帝翻脸如翻书

老板需要聪明能干的员工．但也绝不会容忍员工窥探他的隐私．揭他的“遮羞布”!     

北宋皇帝丧礼探考

以丧葬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凶礼,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重要地位,但以往研究甚少。本文对北宋一朝七帝丧礼进行了详细的考查,对历来混淆不清的丧服问题,作出了清晰、明确的结论;对山陵使问题、服丧双轨制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引用资料丰富、权威。     

皇帝口谕还不行

周观政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时，遇见一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大明的内宫制度，女乐是不准入内的。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理都不理他，说了一句：“我有圣旨在身!”（注意这句话的分量）。     

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

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较以往历代更为频繁,成化以后表现尤其明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皇帝修省包括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消极的应对式修省,以及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修省范围只限于干天合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当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之诚意时,即颁布罪己诏书,这是皇帝反思活动的极致表现.明朝皇帝的修省和罪己行为反映了儒家圣王之责任担当的意义,具有弥祸、祈庥的宗教意味,也是安抚臣民、调整政策的承诺.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对待修省行为的态度体现出帝制体系内君主与士大夫政治角色、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修省与罪己作为一种内在的反省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和保障,使君主之行为具有极限,但这种对君权的限制仍相当朦胧.     

皇帝公关学

<正>之一。离远了挂心,挨近了糟心中国古代有几千年的帝王史,在那年月,很多人都惦记着能见着皇帝,好沾些浩荡皇恩什么的,倘能陪王伴驾,整天围着皇帝转,那简直就是光宗耀祖,要烧高香的了。     

燕齐方术"仙人"形象溯源

秦汉至魏晋,社会上流行的"仙人"形象都是有羽毛有翅膀的人的形象.这种观念来自先秦阴阳家的学说,是燕齐地区的区域宗教文化特征,其起源当与东夷人的鸟图腾崇拜有关.由于秦始皇、汉武帝迷信神仙方术,大力提倡,使这一区域宗教文化特征推广成为秦汉时期的主流宗教文化特征.随着修仙理论为早期道教所吸收、改造,至东晋以后,这种"仙人"观就不复存在了.     

谁敢跟皇帝叫板

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常常并不是由别人决定的．而是由自己决定的。     

明代皇帝的群体特征

明代皇帝作为一个整体，有其鲜明的群体特征：第一，政治低能，荒政怠政现象突出；第二，个性鲜明，集中在叛逆精神、多元化自我诉求和性格极端化三个方面；第三，平民化色彩浓。他们这些特征既有自身因素，亦与当时社会环境、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是个体选择与时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辽朝皇帝物质赏赐略论

皇帝对臣民的物质赏赐,是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辽朝物质赏赐类型繁多,主要有功绩赏赐、礼仪赏赐、朝贡赏赐、抚优赏赐及升迁赏赐等;赏赐物品在建国初期以掠获牲畜和人口为主,太宗以后种类逐渐多样化,金银布帛等传统财富象征物皆在其列。辽帝对官员的物质赏赐具有一定标准,并非任意为之,其最终目的是加强君臣之间的向心力,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巩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