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06年4月21日至22日,由浙江大学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楼含松副教授及相关编辑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们从不同角度对“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文本和思想文本、“十七年”文学的发生史及叙述史、“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政治环境、“十七年”文学体制的建立、“十七年”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十七年”文学的思想特征与审美…     

“样板戏”女性形象的历史反思

在“样板戏”研究中,女权主义性别视角的分析可以揭示女性主体性丧失的历史处境,这一处境往往被革命意识形态幻象所遮蔽.如果深入历史语境去反思“样板戏”性别研究的具体问题,那么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从“铁姑娘”形象溯源来看,“样板戏”女性身上寄托着社会主义新文化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理想价值的表达.第二,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看,“样板戏”反映了在激进革命年代,女性通过不让须眉的劳动能力提高自身地位的历史事实.第三,从“样板戏”女性的历史原型来看,“样板戏”塑造的英雄神话再现了革命历史年代无数为了理想而抛家弃子、奉献自我的志士.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创伤记忆书写与自我灵魂救赎———解读《血色昏黄》创作与修改中文学与历史的复杂纠缠

通过对《血色黄昏》三个版本的详细比较,文章论述了其创伤记忆书写的意义（自我心理创伤疗救;历史启蒙、“引起疗救的注意”）、创伤记忆书写的方式（十分浓厚的私人化色彩和无拘无束的自由叙述）,长期无法出版的原因（意识形态与文学成规）和出版后的巨大轰动（实现了治疗心理创伤的巨大功能）以及小说在忠于记忆（治疗创伤）与忠于历史（历史见证）之间的犹疑。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血色黄昏》的创作与修改是一个矛盾体,其边缘缠绕着文学治疗与历史见证、历史档案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就创伤记忆书写及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见证文学及其记忆的真实性这些纠缠在一起的复杂问题而言,《血色黄昏》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研究文本：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代人对历史创伤的真实记忆,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走出创伤记忆的艰难历程。     

流动、传承、变革“：跨大西洋”关系的文学重构

跨大西洋文学研究经历了从关注英美两国文学的矛盾、冲突、融合,到聚焦英国文学对北美和南美文学的多重影响力,再到研究欧美（洲）、非美（洲）文学在政治、国家和民族身份、商业印刷、生态环境等不同主题下的交互过程,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流动性。目前,跨大西洋文学研究重点突出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而跨大西洋诗歌在这一语境下的地位有些尴尬。同时,文学似乎总是在回应政治问题,导致“文学性”本身被大量削弱。新的跨大西洋文学研究需要在平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下功夫,丰富研究的文学体裁,更加关注传递的、循环的、偶然的文学经历。     

文学符号学构架

文学符号是存在于具体历史时空文学活动中的,由最小文学手法、整一文学手法、文本文学手法、文本纯文学风格、文本文学审美风格五个层级自我调节构成的结构,其模式为：（（（（ERC）RC^1）RC^2）RC^3）RC^4）RC^5。其中,ERC,即自然语言符号。E,是其能指即音响形象;C,是其所指即概念;R,表示两者的关系。文学手法、文学风格,是文学符号（（ERC）RC^5的基本意义。文学符号第一个结构层级的能指（ERC）与第五个结构层级的所指C^5文本文学审美理想具有双栖身份：既属于文学领域又属于非文学领域。通过（ERC）与C^5,文学符号在保持自己结构边界、结构转换规律维系文学符号自主、自足、自律运动时,维系与非文学的联系。     

文学虚构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界对文学虚构很不重视,有关研究停留在皮层的理解和阐释上,或者认为虚构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或者只是文学的审美特征。实际上虚构乃是文学的本体之存在,是文学区别于历史、传记、心理学、语言学等其他意识形态的"核心性质"。虚构表现在文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文本言语方面。文学的虚构是通过文学文本言语体现出来的,文学文本言语也是虚构的,文学不是生活事实,而是话语事实,话语事实并不是生活事实本身。     

评祝克懿博士力作《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不愿正视的一页。对于“文革文学”,特别是最具代表性的“样板戏”,长期以来,尽管有人强烈地呼吁要进行抢救研究,但研究的选题还是极少涉及这一领域,而且真正响应又做出实绩来的则更为缺乏,更毋论从语言学角度切入的研究了。祝克懿博士的《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以下简称《视野》)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正如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李熙宗教授为该书所作的序中所言:“我虽不敢断言这是我国‘文革文学’语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但至少是这类研究中最早的专著之一;而在‘文革文学’语言和…     

贾平凹与80年代“改革文学”——重读贾平凹“改革三部曲”

本文以贾平凹《满月儿》之后至“商州三录”之间的“改革三部曲”为研究对象,讨论贾平凹与“改革文学”思潮的关系。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揭示的,不是通过贾平凹的创作来理解“改革文学”．而是讨论“改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批评等方式“规训”贾平凹的创作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在其作品中得以呈现。换句话说,通过对一般认为远离“思潮”的贾平凹相关具体作品的分析．笔者试图揭示社会历史语境如何进入“文本”,以此重思“新时期”以来“文学”与“历史”的关联。     

《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再探讨

文学文本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显在的文学文本世界,另一个是潜在的文本世界,包括社会、政治、作者、读者、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狂人日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现实主义白话小说,在“改良社会”、“改良人生”、警醒和改变国民的精神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从《狂人日记》文本之外“狂人”的人生历程的角度,动态地延伸出一个潜在的文本世界———“狂人”成为“狂人”之前和痊愈之后,以此从“狂人”思想斗争史的角度来讨论“狂人”形象的社会内涵。     

从文本间性看《鲁滨逊漂流记》——话语暗示与叙事建构的解读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吉拉尔·热奈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跨文性”的概念,从诗学层面分别阐述了副文性、超文性、元文性、互文性和广文性五种文本关系。文章借用跨文理论对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进行分析,指出该作品不仅是一部探险文学或是后殖民重构的蓝本,其内部纵横交错的各类文本中更暗含着作者潜意识话语诉求。分析了建立在以副文本为代表的“边缘文本”与超文本反衬下的正文本间的Z-元叙述模式,同时指出这种叙述模式造就了叙述者所推崇的宗教信仰与叙述对象身上殖民精神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哈萨克族英雄史诗“阿勒怕米斯”文本中的古语考释

本文以哈萨克族最古老、最“原始”的英雄史诗之一《阿勒帕米斯》的书面文本为据，从突厥语历史比较语言学角度来比较分析“Alpam＇fs”（古代人名），“A，oq”（情人），“kelde”（头）等一些古语的词源与历史演变及其词汇意义。     

试论语境的范围和作用

“文本与语境”（TextandContext）的关系现已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本文主要研究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中的语境问题．作者首先对语境的范围作了五个方面的划分，即文类语境、作者语境、文化语境、历史语境，以及中国语境（读者语境），从而就不同语境对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作用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最后指出在强调语境作用的同时，还应坚持严谨的文本分析。     

再论孤独与艺术创造的美学关系

美学、文艺理论界对“孤独”与艺术创造的联系很少论及。本文上篇（刊于《学海》１９９４年第４期），主要从哲学、心理学角度论述“孤独”的本体论意义和它对艺术创造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下篇则主要从“文本”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孤独”之于艺术创造的心理机制，并且比较分析了东西方创造主体不同的孤独心理的情结以及由此相应产生不同艺术风格的文本。     

文本与历史的交融——《黑暗的心》对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的再现

新历史主义主张“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强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对话,认为文学可以传达历史真实,具有认知功能。康拉德《黑暗的心》以文学文本为媒介,对欧洲殖民主义暴力之下的非洲形象与殖民创伤进行了话语建构,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交融,传达了历史的真实意蕴。这表现了康拉德将历史真实加工成文学作品的能力,证明了对于历史真实进行文学再现的可能性,彰显出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张力结构。     

一部直面"当下"的当代文学史--评《中国当代文学50年》

与“现代”（ｍｏｄｅｒｎ）本身是一个含有某种价值判断的“意义”概念不同，“当代”似乎更侧　重　时间层面的“当下性”，英语中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更是直接解释为“同时代的”、“同期的”。　在文学理论界，如果说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返顾过去追本溯源时多注意文本的原创话　语和历史意义，那么当代文学研究则有种强烈的“在场感”，尽管对象也是已然存在的文本　或文学现象，但因为时间的切近甚至同步性，“文本叙述”与“叙述文本”就有可能在同一　个线性时间点上共同参和时代的进程。其实翻翻这几年的学术斯刊或新出版…     

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笔谈)

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从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到文学与政治、甚至社会的“疏离”,再到文学与社会的“亲密”,其间自然携带着沉重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同时也敞开着通向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在反思文学与社会“疏离”的文学观时,“直接、急迫是否一定是最应选择的态度”?“强调”本身是否蕴含着“遗漏”,并再次导向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社会批评为什么不能代替文本分析,以及文本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及意义何在?基础伦理学是否可以构成文学批评的惟一伦理学?在沟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方面,缺少的仅仅是某些“方法”,还是一种“围绕着自身特殊历史、特殊问题展开的处境感”,一种历史建构力?本期我们约请了几位学者,对上述及更多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重划疆界”与“厚描”——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键词

格林布拉特曾指出,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疆界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划界和重新划界乃是文学研究的特点。作为当代多元文化产物的新历史主义,其文学批评即肇始于对历史和文学的重划疆界,它打破了历史与文学、文学文本与其他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固定界线。在批评实践中,新历史主义吸纳了人类学中“厚描”的方法,注重多种文本的“互文互动”,这是其新型历史观和文本观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