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保障及其立法贯彻

社区矫正对象与监狱服刑人员一样,属于“犯罪(受刑)人”群体。当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必须突出对矫正对象权利的保障。鉴于社区矫正立法的阙如,在中国未来的社区矫正法中,应明确肯认宪法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并在规定社区矫正实施机构的管理职权和社区矫正对象的义务与权利等方面,要创设人道、科学、系统化的制度来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定权利。这既是落实宪法和有关国际人权规约的立法要求,也是革新社区矫正制度的根本价值所系。     

社区“大党委”也搞公推直选

在社区成立“大党委”,吸纳辖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流动党员与在职党员代表进入社区“大党委”,大力发展社区“大党委”兼职委员。这是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街道在社区党建工作中探索建立的以街道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驻区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内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社区区域党建新格局。在此基础上,唐家墩街道又在江汉区区委组织部的指导下,积极探索区域党建模式下的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开展了西桥社区党委公推直选工作。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与服务供给创新

供给侧改革“以人为本”的理论逻辑主线与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供给中“提升居民满意度、获得感与幸福感”的价值指向是相契合的,因此它是检视城市社区治理成效、推动治理转型的新视角。首先,在供给侧改革思路下发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供需结构失衡、决策主体单一、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其次,以社区居民需求的意愿识别、需求管理、成效评估为线索,建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型。最后,提出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提供更扎实的主体保障、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以服务促治理是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转型的核心。     

城市社区微治理主体博弈逻辑与协同路径研究

[提要]城市社区微治理随着我国精细化治理理念的发展而逐渐兴起，这一治理模式更加聚焦于社区日常事务，弥补了传统治理在治理末端的高成本、低效能的不足。而在微治理模式运行过程中，主体间的协同与博弈是影响微治理效率的主要因素，深刻透视博弈逻辑可知，主体参与成本与获利间的收益率是影响微治理主体博弈行为策略的主要动因。据此尝试将“成本-收益”作为主体博弈类型划分指标，将微治理主体博弈归纳为矛盾削减型博弈、共利共享型博弈、利益均衡型博弈以及冲突凸显型博弈四种。而利益失衡、责任分散、公共精神孱弱以及制度保障缺失围绕“成本-收益”主轴，进一步导致了微治理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呈现出目标、责任、价值与秩序的多重博弈。为进一步弱化主体间对抗性博弈，提升治理的合作与协同，应在凝聚治理目标与厘清治理需求的基础上，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并不断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内化形态，以拓展主体合作的发展空间，使微治理这一“邻里合作治理”模式得到有效发展。     

论社区参与的制度安排

本文选取社区参与为研究视角,旨在从宏观角度考察社区发展过程中影响社区参与的制度安排。本文认为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使得社区参与成为可能与必要;“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轨扩大了社区参与的空间;基层民主的制度创新保障了居民的参与权;社区服务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社区参与氛围。     

韩国教育制度及其借鉴

通过对韩国基本教育制度、农业教育制度的研究 ,结合韩国“新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讨论我国教育体制和政策 ,即现阶段我国应更加重视农村社区教育 ,激发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潜力 ;确立农业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 ,保障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的先进性 ,逐步改变在世界农业中“大而不强”的局面 ;切实保障农村地区在义务教育制度中的公平性原则。     

民主自治 社区为你而歌——沈阳市沈河区如何保障和规范社区民主自治？

沈河区是沈阳市的中心城区,我区在完成社区体制改革之后,针对社区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保障和规范社区民主自治为目标,把社区建设推向了深化完善的发展阶段。目前,“政府依法保障社区自治、社区依法规范自治、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自治”的运行机制已经基本形成。我们的主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论中国城市社区救助服务体系的完善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两个转变”影响下,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失业、下岗工人由“单位人”变成“社区人”。城市社区在解决这类城市困难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其基本权益方面承担着更多的责任。通过总结城市社区救助服务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国城市社区救助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     

以新思路促进新发展——安徽省芜湖市新芜区创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纪实

芜湖市新芜区委、区政府大胆创新,突出特色,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区建设的有效途径。他们根据各社区区域资源分布,结合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分别培育和建设了7个标志型社区,即:“社区治安标志区”、“社区文体教育标志区”、“社区党建标志区”、“社区服务标志区”、“社区保障标     

试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及其特殊性

文章从农村社会保障建立的必要性和约束性 ,以及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特殊性等方面 ,论述了建立农村社区保障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因而在卓有成效地推行农村社区保障的同时 ,一定要考虑其今后的演变与发展趋势 ,尤其是与国民保障体系的接轨。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民政部门怎样唱好社区建设的主角戏

民政工作到社区要立得稳、站得住,并能得到深化发展,既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还要有保障措施作支撑,才能使民政工作的整合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一、转变民政职能,创新工作运行机制在社区建设中,武汉市着力在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上下功夫。首先是理顺民政部门与社区“指导与服务、协助与监督”的关系,属于民政部门自身职能的工作自己做到社区,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的,民政部门要“费随事转”,交任务时给经费,并加强指导。其二是向社区组织还权、放权。将属于社区的自治权、选举权、自有财产管理权等还给社区,对诸如低保初…     

从“职业化”看村、社区干部监督管理的重点

过去我们谈起村干部,往往和“农民”、“泥腿子干部”联系起来。随着干部下派锻炼、大学生“村官”、社区工作者等新生力量的加入．村、社区干部队伍的面貌在发生质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基层干部的工作待遇、生活保障的提高、工作职能的逐步规范化、标准化,使得绝大多数的村、社区干部把目前的身份当作长久甚至终身的职业,也就是村、社区干部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数智赋能社区应急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上海市L街道“社区大脑”建设的案例分析

依托数智技术理顺社区应急治理内在机理并突破治理阈值,已成为社区应急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上海市L街道“社区大脑”建设催生了以“大数据+网格化管理”为特征的社区应急治理新模式,充分利用当前数智化发展的有利契机,既从主体、空间、规则以及方式等维度重塑原有的社区应急治理结构,又将数智赋能落实到社区应急治理的全生命周期,集中体现为社区应急预防、应急准备、应急响应以及应急恢复等动态接续的行动环节,切实保障社区应急治理全过程的高质量运行。因应数智技术赋能社区应急治理的双重路径,需加强顶层设计、畅通多元参与、保障信息安全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机制建设。     

大学生社区服务素质之培养途径及模式探究

本文通过广州社区学院“一进三行动”主题社区教育活动项目组,在开展社区服务活动与实践中,探究界定社区学院大学生的社区服务素质,探索构建“服务平台-机制保障-核心素质培训-活动项目载体”的大学生社区服务素质的培养途径及模式。     

“四步棋”打造社区工作者全链条工作机制

近年来,山东省滕州市以“引、育、用、留”为抓手,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选任聘用、教育培训、日常管理、激励保障等配套机制,构建“进出有通道、履职有考评、待遇有保障、发展有空间”的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实现社区工作者招得好、能留住、有奔头。千方百计引人才下好“引”字“先手棋”科学核定数量。     

社区老年食堂如何持久发展

社区据媒体报道,为了解决独居老人“吃饭难”的问题,杭州许多社区近年来办起了“纯公益性的老年食堂”。老年食堂的特点是“采取由社区管理的模式,限时提供中餐与晚餐,不向非老年人开放”。但是,“好事未能持久”,微薄的利润和较高的人力、水电成本,使一些老年食堂一年亏损近两万元,出现了生存危机。然而,恰在此时,因为许多年轻人纷纷要求到食堂就餐,使社区又看到了老年食堂的出路。“社区对居民进行调查后决定,社区从老年食堂的日常管理中‘脱身’,让老年食堂走市场化与社区管理相结合的新路。”但是,新的争议又出现了:对非老年人群体开放,…     

“四评一结合”：建立以居民满意为导向的社区工作评价体系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在“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的框架t建立了“四评一结合’’的社区工作评价体系,通过社区公共服务工作考核、社区居民满意度问卷调查、社区民生实事（品牌）项目评定、社区社会组织评选,结合“社区民情民意采集与反馈”测查,在全省率先形成了以居民满意为导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社会管理与社区工作评价体系。     

瑞典、挪威市长就是社区主任

瑞典和挪威两个王国相似之处颇多,同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同样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在世界上同属是经济和社会均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的社区发展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市级”的社区两国的社区大致是相同的,但与我国的社区则有所区别。两国实行的均是三级政权体制,市是最低的一个行政层级,在管理上实行高度自治,担负着社区服务、社区保障、社区治安、社区教育、社区环境等与社区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任务。在文字名称上,笔者访问过的诺特利耶市和海德谟若市,它与英文的“社区”意义相同,既有市镇的意思,也泛指社区、还有全体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