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不拘儒者之节”的“通儒”马融

东汉古文经学大师马融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又“生性任达,不拘儒者之节”,在这两面之中所蕴含的个性特征需要我们去深刻体认,以达“了解之同情”,而其在当时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也有追寻的价值。马融此种双重人格揭示了东汉中后期社会思潮已经由经学向玄学潜行,马融一生的奇异行为正是反映这种变迁的表象。因此,马融不仅是两汉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人物。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鲁迅谈“治学三忌”

鲁迅先生在他的《“题未定”草》等文章中,曾经指出:“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还有一样最能使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这是做为一个博古通今的伟大学者的鲁迅,根据他一生严谨治学的经验,所提出的十分宝贵的意见。我们不妨称之为“治学三忌”。 一忌倚仗选本。选本,做为一般的学习、参考,不是不可以读的。但是,如果要认真地研究学问,即“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因为“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所以,“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如此,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 ‘就范’了。”这样,当然就很难探得原作的全意或本意,容易进入迷途。当然,鲁迅并不一概反对选本,他也曾主张把读好的选本做为研究学问的入门,但一入了门,便不可完全倚仗选本了。     

乾嘉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论

学者兼诗人的姚鼐,治学虽强调“义理”为先,以宋学为尚,但也不能不被时代的学术风潮所影响,其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学问化倾向,可以说便是这一情形的最好证明。不过,学问化仅仅是姚鼐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的表征,“兴会”和“精神”才是其旨归之所在。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的学问化倾向所具有的价值,至少可从诗歌、学术、文化等层面进行挖掘,又从助诗歌之境界、疏诗坛之榛塞、正学者之途径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孔子论“治学”三题

本文以《论语》为依据,就孔子对“治学”的论述,努力作一些必要的探索。前人在研究他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和治学经验诸方面,都取得了可贵的成绩。无庸讳言,或有所忽略,或有所误解,或有所歪曲的现象也是存在的。重新认识孔子的治学思想,批判接受这份珍贵的遗产,对促进我们的治学,促进青年人的成才,以适应振兴中华的需要,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的。主张“为己”反对“为人”治学态度是由治学目的所决定的。过去,我们谈到孔子的治学思想,往往只是一味地批判他的“学而优则仕”,且不去说近几年已经有人对他所说的这句话作出了新的解释,至少说仅仅执此一端,就是不     

“郑学”四论

在汉学史上,郑玄(公元127—200年)是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他是“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取正”(李谧语)的伟大学者。其学“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后人称为“郑学”。郑学主要成就在经学、文献学和训诂学。本文拟就郑学的渊源、特色、成就、问题,作点概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一、郑学的渊源训诂学作为传统语言学的一个分枝,它的发生、发展,是和文献学的发生、发展密不可分的。传统语言学就是文献语言学,是以书面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典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这是“文献”一词的最早出处。这里的“文献”,指历代的传说和文字历史资料。博学多闻的孔子能言夏、殷时代的典章文物制度,但他慨叹文献不足,有许多情况还谈不清楚。今天,我们比孔子所处时代较     

钱穆《周濂溪〈通书〉随劄》释义

学者当求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所在,札记体裁高于“论文”体裁,始于经学终于经学而非止于子史之间,即便子史层面亦有以史为子、据子为经之一义,凡此种种,均足以显示钱穆先生治学之一种宗旨与特色。     

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     

经学“本”“说”辨

经学“本”“说”辨马育良关键词：经学，经说，古文，今文汉世经学分野应包含文本古今之别和经说古今之别二义，这一点早为东汉荀悦所揭．橥。苟氏《申鉴·时事篇》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     

“玉海”传世 精华自流芳——略述玉海楼藏书及孙氏成就

一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膏,浙江温州瑞安人。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学家。潜心著述达四十年,他的治学范围之广,致力之深,成绩之大,在有清一代学者中颇为罕见。 孙治让自幼天资聪颖,博极群书,加之从幼年起就接触到清代乾嘉学派的论著和当时一些名师的治学方法,渐通经、史、小学之法,在经学、金石学方面多有建树。是同治六年(1867)的举人,官刑部主事,不久引疾归。光绪间吏部尚书张百熙、两广总督张之洞引荐,均辞谢不出,遂无意仕宦,一意读书治学。当时,太平天国刚被清政府镇压,东南故家秘藏散出及大批的私人藏书之散佚,致使孙治让起而搜集珍本与抄本图书,为建“玉海藏书楼”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他又与戴望、唐仁寿、刘寿曾等人问学往来,反复磋磨,这些都为他的治经学、子学以及文字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玉海藏书楼”是孙诒让之父孙衣言创立的。孙衣言,字劭闻,号琴西,晚号遁叟。道光三十     

王安石《字说》说解字义的特点和以“会意”说解字义的原因

首先,根据散佚于古籍的《字说》字例,归纳出王安石说解字义的五个特点,认为这些特点都是以他自己所发挥的“会意”之法为中心,并将“六书”的会意与王安石的“会意”之法作了简单比较。其次,认为王安石《字说》采用“会意”之法说解字义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源于他的字义“出于自然”的文字观,二是他反传统注疏之风的实践,三是学术和政治的双重需要。这三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体现出他提倡的经学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一贯思想。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吴澄论“心”

元代理学家吴澄的心性论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结合“仁”、“道”、“理”等重要范畴对心性之可能及其形上根据进行充分论述,并以“弘”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在心性之动态展开与现实呈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吴澄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即知觉之义、主宰之义以及道德之义）,并以“仁”为本心之全德。在此基础上,吴澄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将心学纳入儒家道统,体现了其弘扬心性的治学取向。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     

初论扬州学派对史学研究的贡献

清代,扬州学术繁荣,名家辈出。“扬州学派”以经学显,成为吴、皖经学的巨大分支。他们揭帜“广经”,兼治史学。扬州史学不仅推衍吴、皖考据学余绪,而且在思想内容与编纂体例上,都有开拓之功。本文述其梗概,包括指导思想、治学方法和研究范围。     

俞樾“尊荀”析论

俞樾（１８２１—１９０７）,字荫甫,号曲园,是晚清汉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他谨守乾嘉汉学的治学门径,在经学、诸子学、小学等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本文拟从“尊荀”这一角度,来探讨俞樾的学术和思想特色,以期弥补史学界在这方面的阙漏。１俞樾对荀子的尊崇,主要体...     

“中规中矩渐趋跄”——翁方纲倡“学人之诗”的背景分析

清代诗论家、诗人翁方纲所经历的乾隆、嘉庆两代皇帝都重视学问、褒奖学术,而官方所谓学问主要指知识积累的广泛性。“学人之诗”的提倡以对“盛世”的认同为前提,又与科举考试中恢复试帖诗相关。同时,既为作诗者提供了大兴文字狱时世之下的避祸之道,也不失为作诗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顺应了最高统治者对“学问”和“诗教”的重视。     

南北朝经学异同与社会政治

本文指出:虽然南北朝经学所宗经说不同,但均以特重《礼》、《易》而异于汉和宋。于《礼》,南朝经学重《丧服》,以强调亲疏等级观念;北朝经学则重《周官》,以裨北朝统治者开国立基。于《易》,南朝经学重在义理研究,以满足门第士族智力上的需求;北朝经学则承东汉谶纬之学,以助胡族统治者的设计行事。总之,北朝经学是为现实政治和帝王服务的学问,南朝经学则是为门第服务的学问。     

“独挽神州厄，一言天下惊”——论梁启超的学术贡献与缺憾

“学术独立”、“思想贵创”、“科学归纳”、“朴学文体”,可视为梁氏治学的四大特征,分别构成梁氏“现代学统”的整体构架。它是近代人文背景下的一次巨大的学术观念变革。但当我们将梁氏的学术研究置放于20世纪初,学术界普遍受欧关科学主义以及巴黎学派汉学之影响的大背景下,也显示出梁氏治学的某种不足。至于他本人所独具的那种擅长舆论鼓动的热情与办报经验,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治学。梁氏是一位在晚清掀起“思想界之飓风”的著名人物。他的学术研究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吏上．粱氏以其先知先觉者的身份与过人的天赋和创造力．确曾贡献出超逾特定时代的精神财富与思想智慧。     

“道由中出”与“通经践礼”--论吕大临的道学实践宗旨

作为张载与二程的门人,吕大临的思想既显示出道学理论指向的共性,也有独具一格的个性。由解释《中庸》而得出的“中者道之所由出”,集中地反映了吕大临以工夫贯通本体的理论特点,而“通经践礼”则既表现了他通过义理重释和社会教化以复兴儒学的努力,也呈现出将经学和礼学融入身心修养之“为己之学”的道学实践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