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帮闲”

中国历史上的“帮闲”及其“帮闲现象”，是古代社会生活中值得注意的事象，亦是当时颇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本文根据宋、元、明、清各代相关记载，将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帮闲”的寄生方式分为四种类型，分别缕述，并对“帮闲”产生的社会原因作了初步分析。本文认为，以游手好闲寄食为生为特征的“帮闲”之类人物在两宋以后的大量涌现和源源不绝，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征兆之一     

良多于莠 功大于过——林语堂30年代幽默小品再评价

林语堂由于３０年代提倡“幽默—闲适”小品，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定格”为“洋奴”和“帮闲文人”。本文通过对其作品的具体分析，指出３０年代的林语堂基本坚持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从政治上看，他属于中间派，既同国民党反动派有矛盾，又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相牾。从文艺观来看，他奉行自由的资产阶级文艺论，既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也责难无产阶级的左翼文艺运动。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文化价值是功大于过的     

略论新民会的思想奴化活动

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最大的伪组织——新民会通过出版报刊、书籍兜售其卖国理论；展开“社会教育”，欺骗大众；开设学校、青训所，毒害青年。它是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实行思想奴化活动的帮凶。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文化视阈中的民歌认同

所谓俗文学，一是民间文学，二是文人拟作。于是若讨论民歌，还须观照“拟民歌”，尤其是具有民歌视阈的理论，它们虽如散金碎玉、吉光片羽，却也实在是价值不菲。自文学“自觉”之后，雅化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回归“本色”、“亲风雅”、“真性情”的宏论问出，但皆“羽弱声微”，未能唤醒学界，民间文学始终是文人文学的附属物。虽然民歌、拟民歌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当代文学史。学界并没有正视民歌一次次地对文人诗的挽救，并没有看清音乐性才是诗歌一以贯之的红线。     

试谈时代特点对“初唐四杰”的影响

“初唐四杰”作为社会变革时期下层文人的代表，影响他们从事诗歌创作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选官制度由豪门垄断到寒士参预的变化；文人队伍从官廷台阁到市井沙塞的变化；皇帝对文学的爱好和倡导三个方面，分析时代发展的特点对“四杰”步入诗坛的影响，旨在为进一步研究“四杰”及其诗歌提供理论依据。     

北宋园林诗画关系

宋代的绘画确立了“以诗入画”的审美原则，苏轼更将其深化为“诗画本一律”的绘画主张；山水田园诗词在北宋大为兴盛，文人大量参与造园，“以文入园，因园成文”使得园林成为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题材；在文人诗、画的影响下，北宋文人园林走向兴盛并占据主流地位，在体现“诗化”的同时，也大肆吸取文人画的画理画论来指导造园，又呈现出“画化”的表现特征，诗画的情趣与意境的蕴涵成为北宋写意山水园林的最大特色。     

莫理循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吗？

莫理循是一个“具有最佳英国殖民者特征”的人。在就任袁世凯政治顾问之前，他是英国扶植袁世凯上台、绞杀中国革命的帮凶；就任顾问之后，拼死维护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英国在华优势地位，力图把中国的发展纳入英国殖民者所设下的轨道。他决不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     

“摛文必在纬军国”辨析——谈《文心雕龙·程器》“文德说”得失

《文心雕龙·程器》主张“摛文必在纬军国”为要旨的“文德说”，历来的研究者多正面肯定其说的理论或现实意义。本文认为这样的阐释并不合乎实际。实际上，刘勰的“文德说”尽管在反驳“文人无行”论上是有力的，但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则明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该说对规范文人的德行，鼓励文人积极投身现实的政治生活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该说又混淆了学文与达政、文才与德行的区别，过分强调文人对道德政治的依赖，这对于文人才能的施展实为一种限制。文章结合有关史实，对于“文德说”的来源、义旨、理论缺失及其原因作了翔实、深入的辨析。     

唐代国势与士风转变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王朝，其文人、士大夫风气，亦为历代文人所称道。其实，唐代士风并非都是盛唐气象，亦有其阶段性变迁的特点。大致而论，盛唐前，士风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盛衰转折期，则以低沉、悲凉心态为主；中唐一度崛起，士风回升，无条国势已去；晚唐士风则以矛盾、颓废心态为主调，哀婉地吟唱着唐王朝的挽歌。任何王朝，其士风转变与国势变迁互为因果，士风既是国势强弱的“晴雨表”，又是王朝兴衰的“催化剂”。唐亦然。     

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荆浩《匡庐图》及“匡庐”涵义新解

《匡庐图》的山形地貌和南方庐山不符，而与太行山的山形地貌吻合，确切地说，就是荆浩隐居的太行山洪谷的山水风光；“匡庐”是荆浩的斋号，有匡复唐朝、匡正社会之意，它与庐山别名“匡庐”只是巧合，内容上风马牛不相及；《匡庐图》不是一幅单纯表现自然的山水画，而是一幅文人书斋山水，书斋是作品的关键所在，它是继王维《辋川图》和卢鸿《草堂十志图》之后的第三幅文人书斋山水，同时也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文人书斋山水；《匡庐图》并不是后人伪作，而是唐末后梁画家荆浩的真迹。     

游：诗性审美的生存方式

“游”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生命体验，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一种诗性审美的生存方式；“游”也是一种文化模式．一个极具特色的美学范畴。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论柳妈——兼析一种简单化的批评

《祝福》中的柳妈,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历来多数人的意见,是把她看作“帮凶”,“帮助鲁四老爷把精神枷锁牢牢地套在祥林嫂的脖子上”,逼着她往死路上走。柳妈成了作品中仅次于鲁四的第二个罪人。这种看法在毁灭文化的那场“革命”之前十分普遍,几乎“一律”了舆论,成为一种通论。近几年“帮凶”说不如那些年行时,但也未销声匿迹。随着“帮凶”热的逐渐降温,一种“好心”论又悄悄上市。据说,柳妈诡秘地把阴曹地府的故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学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札记

三十年代后期,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围绕着如何评价法家章太炎的问题,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闲文人是针锋相对的,这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尊儒反法的反动复辟思潮的斗争,是当时政治思想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章太炎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辛亥革命前后,他反儒尊法,“以革命家现身”,表现了旺盛的革命斗志。但是,随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     

题、序、注、诗四位一体——论集会背景下宋诗形制的变化

文人集会唱和背景下，北宋诗歌外在形制发生变化，出现长题、长序、自注，担负说明、叙事等功能，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解释，诗人并进而追求诗题和诗序的抒情性、艺术性，使之与诗形成意境上的互补。题、序、注与诗歌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特点的成因：首先是文人交往密切、集会频繁这一创作背景的影响；其次是诗歌作者传播意识决定；第三也反映宋人“尊体”与“破体”的文体观念的影响。     

论袁枚的诗文美学

一在清代前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一帮御用文人、帮闲文人的附和,在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思潮,古典主义的回潮成为美学中的突出现象,这种=光返照的现象并不说明古典主义的历久不衰,相反地恰恰说明它业已日薄崦嵫,行将被新的理论形态所扬弃。当时带有官方色彩把持着文坛的有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兑,其中因沈德潜特殊的政治地位,以“格调”说的影响为最大。袁枚以“性灵”说为核心的诗文美学就是代表着前进的美学主潮、作为这三说的对立面出现的,而与沈氏“格调”说的争论尤为激烈。     

林语堂爱国思想研究

在群英荟萃的中国现代史上,林语堂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一代文化大师。但是,由于他在三十年代曾提倡书写“幽默”、“性灵”的小品文,而被冠以“帮闲文人”、“反动文人”的称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他的全面认识。其实,当我们回首历史,对他一生的思想、行为进行整体、客观的考察后,一个丰满而真实的林语堂就会展现眼前。限于篇幅,本文拟就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年的爱国思想进行初步论述。 一、出国前的思想嬗变过程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龙溪的一个古朴山村。因聪颖好学,28岁便任北京大学教授。二十年代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思想激进,曾被指责为“异端之家”,“北大激烈的教授之一”。在北大,他和鲁迅、周作人一起属于“语丝派”,与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唇枪舌剑,分庭抗礼。1926年,因参加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行动,遭反动军阀的通缉。     

无味的“秋愁”

秋季是万物成熟、喜庆丰收的季节，也是秋风萧瑟、千树落叶、万花凋谢的季节。中国文人大多悲秋，唐代“大诗豪”刘锡禹的一首名诗曰：“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人庭树，孤客最先闻。”《红楼梦》中也有“已觉秋窗愁不尽，那堪秋雨助凄凉”的动人诗句。殊不知，文人的悲秋凄凉并不是无病呻吟。科学证实，悲秋确有原因，且是多方面因素在人们情绪上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