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元好问的乐府诗创作

金代诗人元好问的乐府诗,因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成就突出,影响深远,而成为了唐后乐府史上的一座高标。元好问的乐府诗,主要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且以"丧乱乐府"、"农村乐府"、"都城乐府"三大系列最具代表性。紧扣时代脉搏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元好问乐府诗最明显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元好问以其不断的艺术实践,对自唐代白居易等人以来的新题乐府之题由"即事"类一变而为"歌行"类,其此举不仅结束了"即事"类诗题在制题上无规律性可言的局面,而且还增强了诗题的乐府性与音乐性。     

论歌行与乐府的关系——以《文苑英华》为研究重点

歌行与乐府的关系既密切而又复杂。《文苑英华》中20卷歌行主要为新题乐府,20卷乐府主要为旧题乐府。这一事实表明,《文苑英华》中歌行与乐府,是同一家庭中的两位重要成员。清人冯班“歌行者,乐府之名也”的认识,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论王维的乐府诗

王维现存乐府诗共103首,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在这两大类乐府诗中,又有古体乐府与近体乐府之别。王维的古体乐府,以五古、骚体与七言歌行最具代表;其近体乐府的体式之多与数量之众,连“诗圣”杜甫也难以与之并论。从新题乐府的角度而言,王维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新题乐府的诗人,并对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产生着较为直接的影响。王维乐府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大都属于“乐章”的范畴,即能入乐歌唱而成为歌诗。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

杜甫极富诗歌创新精神,有十个创新点:(1)变先前诗歌的以抒情为主转而成为以叙事为主,变先前诗歌的歌唱理想而成为描写实际人生;(2)首创“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3)首次把时局题材引入七律;(4)首次提出“创作心态自由论”;(5)首倡“瘦硬”为美的审美主张。(6)首创以诗论诗的文论形式;(7)首创典雅辉煌的长篇排律;(8)首次把“当句对”的对仗形式引入七律作品;(9)首创“丁卯句法”;(10)创制了一种新型的拗救方式。杜甫的创新,具有开创诗歌新天地的重要意义。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李白乐府诗中感事篇试探

李白的乐府诗,王世贞《艺苑卮言》称:“青莲拟古乐府,而以己意己才发之,尚沿六朝旧习,不如少陵以时事创新题也。”胡应麟《诗薮》:“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惝恍莫测。《兵车行》《新婚别》等作,述情陈事,恳侧如见。”这里讲李白和杜甫的乐府诗不同,李白的乐府诗用古乐府旧题,杜甫的乐府诗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像李白的《蜀道难》《远别离》都是古乐府的旧题,是拟古乐府而作。杜甫的《兵车行》《新婚别》写当时情事,题目也是新的。李白的乐府诗,有摹仿古乐府而别出新意的,有借用古乐府来感事的。前一种是摹仿,自然比不上杜甫的写当时情事;后一种借乐府旧题来感事,有写得极为深刻的,它的思想的深度和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较杜诗更为突出。前一种像《乌夜啼》,《乐府诗集》列入《西曲歌》中。李白的一篇是仿照庾信的,把两篇对比如下: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杨维桢与铁崖古乐府——兼与李白古乐府比论

古乐府是乐府诗史上最悠久的一种乐府诗,自唐代始,历代均有所发展与变化。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的数量之多,创作之富,均盛况空前,无人可比。杨维桢的“古乐府”,是一种广义的古乐府,即其除以先唐旧题创作的旧题乐府外,主要为自创新题的歌行类乐府以及竹枝类乐府等。诗本情性、袭用唐人新题、用吴才老韵,是铁崖古乐府内涵特征的具体表现。在宗唐复古方面,杨维桢以师学李白其人其作为能事,故二人的诗歌主张、人格精神等均较为近似,因之,其“古乐府”在风格、气韵等方面,受李白乐府诗特别是古乐府的影响较为明显。     

李绅与“新乐府运动”关系的考察

李绅是中唐著名诗人,李绅的家学渊源、儒家思想与他创作新题乐府有密切关系,李绅的儒家思想、强烈的用世之心是他创作新题乐府的内在动因.李绅的新乐府诗作更多地体现了他以传统儒家为主的思想特色.李绅首次标示"新题乐府",不但促使元稹明确地从理论上认识"沿袭古题,唱和重复"的缺憾,概括了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特点,并对白居易正式提出"新乐府"这个概念有直接的启发."新乐府"这一名称的产生,标志着诗歌观念的更新与觉醒,它的明确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 ——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 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 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白对杜甫新题乐府的认识与评价——兼论二人倡导新乐府运动的作用与贡献

元稹和白居易对杜甫及其新题乐府的认识与评价,有相似与一致之处,"扬杜抑李"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但也存在着明显差异。白居易重视乐府诗的现实内容与政治服务功能,因此对杜甫新题乐府虽然评价甚高,但明显存在保留;元稹从古今乐府诗歌的发生、发展、变化脉络判断其演变趋势,看到了杜甫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新性突破及划时代进步意义,这不仅表现其认识评价杜甫新题乐府的高明与深刻之处,同时表明其对新乐府运动具有独特的理论建树,在元、白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张籍诗歌的艺术特色析论

张籍是中唐时期著名的乐府诗人,本文结合诗作具体分析了张籍诗歌的艺术特色.张籍乐府借用古题与自创新题并存,形式灵活,"卒章显志"和"反本作结"的表现手法新颖独到,风格淡雅质朴.其近体诗也不乏名篇,构思巧妙,清朗自然,张籍风格自成一派,对晚唐产生了重要影响.     

初盛唐古题乐府兴盛探析

乐府，原是秦汉时期的音乐官署名，主要职责是掌管民间俗乐，到了魏晋六朝后就演变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乐府大量采集民歌，始于汉武帝。据《汉书&#183;艺文志》记载，西汉乐府民歌的数量应有138首，然而流传下来的汉乐府歌辞还不到40首。这些幸存的作品因其新鲜活泼的风格成为后世不断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一般都认为，文人用乐府旧题进行诗歌创作从魏晋开始，     

谈《木兰诗》

《木兰诗》是我国北朝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但是,它和《孔雀东南飞》一样,也有一个产生的时代问题为历代学者所争议:有的主魏、晋,有的主齐、梁,有的主隋唐;有的主名曹植(宋人魏泰云:“世传为曹子建作”,见《临汉隐居诗话》)有的主名韦元甫(宋人黄庭坚《题乐府木兰诗后》说:“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得于民间”。);     

论模拟与永明文学新变

永明时期，拟旧题乐府、拟古诗因创作程式化、游戏化以及古乐系统的坠失而陷入了困境，而拟赋古题之作和拟制新题乐府通过因题赋义和模拟民歌找到了新变路径，并形成了新的审美理想。以江淹和沈约为代表两派文人，因模拟对象和方法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体选择和理论路线之争，从而导致了他们文学史地位的戏剧性变化，这也折射了齐代文学在模拟中蜕变的新变趋势。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

六朝文人故事乐府,是指六朝时期的文人袭用乐府旧调、依据乐题本事而创作的故事体乐府诗作.与两汉时期来自民间的故事乐府不同,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已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叙事题材的拟古和叙事风格的雅化;二是艺术手法日益精湛,体现为句式的整饬、声律的和谐、隶事用典等,从而使故事乐府完成了从朴质的民间创作到文人化的转变;三是具有较强的愉悦功能,一些诗作本身已具有可以演唱的特点.     

《乐府古题要解》考

文章通过对《乐府古题要解》内容的解读及历代著录情况的梳理,认为今本《乐府古题要解》内容虽然是吴兢所作,但序却非原貌,乃是刘餗《乐府古题解》的序言。其作伪时间也应为南宋时期而非《四库全书总目》所认为的元代。     

略论《蜀道难》之有无寄托

一历来关子《蜀道难》的诠释 《蜀道难》本乐府旧题、属《相和歌、瑟调曲》。唐人吴兢《乐府题解》云:”《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之险。“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对此乐府古题内容的最早解释。历来在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的不乏其人: 《乐府待集》所牧的《蜀道难》有:梁简文帝二首、写三峡一带的景物,巫山的连绵不断,巴水的回环曲折;梁刘孝威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