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对孔子提出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两千年来多有误读.尤其是当它与另一个经典命题"<关雎>,后妃之德也"相对接时,由于系统杂糅与框架混乱,便在三个方面引发尖锐的冲突:毛诗内在的冲突;毛诗与三家诗的冲突;孔子诗说与传统诗经学的冲突.对孔子的这个经典论断,不能从诗义的角度,只能从乐章的角度去求解.     

也谈《关雎》中的"流"、"采"、"芼"

<关雎>中"流"、"采"、"芼",通常的注释是:流,求取;采,采摘;笔,择取.但"流"、"笔"的释义与它们的本义相差较远,这其问有一个多重引申的过程,而这种引中源于<关雎>本身是一个多层象喻的系统.     

从《新乐府》小序看白居易的《诗序》观

白居易<新乐府>模仿<毛诗>,设置总序与小序,此为学界公论.但二者的小序在具体形态上的差异却一直为学界所忽略.<诗>之<小序>,基本上皆由数句构成,而<新乐府>的小序却全部都是只采<诗序>首句的"一句式"结构."一句式"小序体现了白居易的<诗序>观,即把<诗序>分成首句和续申之词两个部分,特别重视首句,而把续申之词的地位看得相对较低.对白居易<诗序>观的揭示与还原,既能丰富唐代的<诗>学思想,也能给<诗序>论争的历史链条增加一个新的坐标.     

马端临《文献通考》“诗序”观考论

马端临<文献通考>虽非专论<诗经>,但在<诗经>研究上独树一帜,不为时代风气所左右.马端临认为<诗序>的作者,既非孔子、子夏,亦非卫宏、国史,盖非一人之言.<诗序>的出现乃是或国史采录,或讲师传授的结果.在尊序废序问题上,马端临力主尊序,反对欧阳修、朱熹以来废序的做法,认为<诗序>对于<诗经>来说,不可或缺.     

《周南·螽斯》诗教义发微

<毛诗序>对<周南·螽斯>诗教义所作的阐说,在经学时代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后世经师有反序派、尊序派,对<诗序>的理解并不一致,讨论主要围绕"后妃不妒"和"子孙众多"两个关键词展开,汉郑玄、唐孔颖达等笺疏<诗序>,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若螽斯不妒";宋代"反序派"欧阳修、朱熹等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非螽斯不妒";南朱"尊序派"范处义、张纲等认为<螽斯>讲"由螽斯不妒,而后妃不妒";又有经师认为<螽斯>讲"非螽斯不妒,非后妃不妒";今文<韩诗>则认为<螽斯>表现的不仅在于子孙之"多",更在于其"贤",所谓"母教圣善,不止不妒而子多".以上诸家,都未从根本上颠覆<毛诗序>之说."借问中宫谁作范,千秋宜把后妃师",<螽斯>后世诗教之用多与宫闱相关,且关乎皇室安宁、子孙昌大之"国家大事",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现代诗学"反对<毛诗序>,提倡在"就诗论诗"原则指导下解诗,固然凸显了其文学价值,然实未得<诗>之本相,与"古典诗学"相去甚远.     

《周南·关雎》释义新解

<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首篇,关于它的解释,历来说法很多.对各家观点加以认真梳理,认为这是一首反映贵族阶层爱情婚姻观念的诗篇,是奴隶主贵族阶级所追求的理想婚姻.     

郑玄改动“《关雎》后妃之德”及原因探析——以“逑,匹”与“怨耦曰仇”的训诂为切入点

郑玄改"逑"为"仇"、改"逑,匹"(《毛传》)为"怨耦曰仇",实现了对"《毛诗·关雎》"后妃之德"的转换。前人多认为是郑依刘向《列女传》改毛或郑误读《诗序》,但误读与选择的背后都存有价值判断。笔者尝试从郑玄所处时代的后妃观念、从东汉后宫的妃嫔伦理等方面探讨郑玄改动经传的缘由及注经时的现实关照与理想寄托。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沐、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试论朱熹的“美刺”之辨

我在《论朱熹<诗>说与毛郑之学的异同及其历史意义》载《四川师大学报》85年3期)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朱熹与毛郑诸人在《诗经》研究的方法、理论与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总的历史差异,认为朱熹是宋代反对毛郑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理学的大胆的怀疑批判精神,对传统《诗》学发动了猛烈攻击.其攻击的焦点是《诗序》.《诗序》集中表现了汉儒的《诗》学观点,其意在于“君臣国政”,所以序者之于《诗》,一以“美刺君臣国政”为说,其“以史证《诗》”也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所谓“美刺”原则.而朱熹也正是以攻其“美刺”之说来展开对《诗序》的批判的.     

《诗古微》对三家《诗》四始说的发明

<诗古微>以发明三家<诗>微言大义为宗旨,认为三家<诗>微言大义的核心是四始说,为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制定,遭礼崩乐坏之后,由孔子所最终确定.二南不是以周公、召公为分判,而是周公所定四始说的体现,主文王,以正夫妇之道为义.四始说的实质是儒学传统的夫妇君臣父子的伦常大义,也具有<公羊>学三统循环说的意义.     

《薛福成日记》序言

薛福成是清末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和外交家,他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中供职近二十年,协助处理了许多重大事件,后在中法战争中筹防浙东军务有功,被任命出使英、法、义、比四国钦差大臣,在国外五年,办理诸多事务。《薛福成日记》由此分为幕府二十年与国外五年前后两个时期,这二十五年(1869-1894)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薛氏日记对许多重大事件都有记录,其保留的资料中有极少见或失传的文字,有不少内容为已出的刻本所无。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与南京大学历史系协作,组织人员整理了薛氏日记,供学术界参考、利用。     

《稽古别录》序言

我国史籍之富,举世莫京,而史论之丰亦然,且皆散见各书,不便初学。昔司马光为《资治通鉴》,复撮取事要,代为衡其得失为《稽古录》。然温公所论,伤于简括,不具事形。此编之辑,与之相仿,而议论为详,遂名曰《稽古别录》。     

卷首语

经国家出版署正式批准,《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全新的面貌问世,步入了允满希望的新千年。 时光如梭,这本期刊创刊已逾20年。这20年来,《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伴随着学校的发展而不断成长,从创刊时的《教学研究》,到后来的《高教研究》、《上海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社科版),直到今天读者手中的这本《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关于韩愈文的认识与评价--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序

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韩愈,其文章是他各方面业绩和成就的集中体现.就文章本身论,它们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思想、学术上它们开拓宋明"新儒学"的先河;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上则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中国文学散文的发展上,他以明晰的理论、卓越的实践领导一代风气,在丰富和完善散文文体、发展散文艺术、锤炼散文语言和表现技巧等方面均作出巨大贡献,其个体作品更成为文学散文的典范.     

《新译明诗三百首》题记

诗之为道,言志缘情.<击壤>之乐,帝力何有;<康衢>之谣,立我蒸民.卿云烂兮,南风薰兮.民之为本,莫之与京.是以其思无邪,<三百篇>之旨;其意多感,<十九首>之音.梗概多气而趋风华,曹魏直下六朝;情韵遥深而转理趣,赵宋遽变四唐.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前人之述备矣!     

《唐代铨选与文学》序

我于八十年代前期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旨在以科举作为中介环节 ,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 ,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 ,以进一步考察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中进行 ,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这样的研究思路曾得到学界的认同。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宗强教授在为拙著《唐诗论学丛稿》所作的序言中 ,就说 :“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则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 ,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 (1 990年 3月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张明非教授所…     

刘向《新序》之价值取向

刘向的《新序》一直被世人认为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对当世和后人也很有借鉴意义的著作。从思想上说,它劝谏人君要对人民宽厚仁爱、劝谏人君广纳贤才并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意义;在文学价值方面,它提供了几个创作方面的技巧,这是当代经常使用的方法;在文献学方面,它在目录学和版本学上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经典文本与文艺学范畴研究》自序

经典文本具有独创性、典范性、实证性和永久性。精读和重读原创性的文学以及文艺学、美学理论的经典文本 ,是进行文艺理论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文艺学范畴研究中 ,对经典文本的分析尤其重要。没有范畴就没有体系。文学典型等文艺学范畴是文艺学理论体系的细胞和“纽结”。掌握和建构文艺学的理论体系 ,必须全面而深刻地研究文艺学范畴问题。     

古书序跋及作用

古书序跋是古典文献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 ,序跋可鉴定版本、辨别真伪、反映学术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