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送别诗的美学特征

唐代的送别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熔铸了盛唐蓬勃的时代精神和美学风貌。文章对唐朝送别诗进行分析,分别勾勒出唐代送别诗雄浑壮大、豪放劲健、悲壮崇高的三个美学特征。     

初唐送别诗的诗史意义

写作送别诗是唐代社会的普遍时尚。初唐送别诗虽不能与既独标个人风采，又表现出和谐统一特征的盛唐送别诗相媲美，但若从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观之，初唐送别诗不仅在送别传统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和地位，而且因其以个人性情的抒发为主要文体特征，也大大促进了“性情”和“声色”相统一的诗国高潮的到来。     

论盛唐送别诗酒意象的突破

送别诗源于《诗经》,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第一次大的发展,到唐代时又一次迎来全面繁荣。在这一过程中,“酒”也逐渐发展成为送别诗的主要意象。本文试以“酒”作为切入点,以盛唐送别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与前代送别诗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酒意象在盛唐送别诗中实现了三大突破(数量上的突破、内容上的突破、意境上的开拓),成为送别诗的核心意象,对后世送别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突破,既与酒文化的发展和风俗的变迁密切相关,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浅论初唐吴越山水诗派

初唐时,一群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吴越诗人名扬上京,所作大多为山水诗,在选材、基本表现技巧、艺术风格和审美理想等方面都取法于小谢为代表的齐梁体。吴越山水诗以特有的境界W阔、生机蓬勃的清新诗风影响着诗坛,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显示了齐梁山水诗向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轨迹。     

盛唐送别诗略论

送别诗有着悠久的发展史,至盛唐得以繁荣发展,产生了边塞送别诗、漫游送别诗、官场送别诗等风格多样的送别诗.边塞送别诗写"死别",同时表现了盛唐边塞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复杂心态;漫游送别诗写"不忍别",同时也表现了漫游诗人对祖国奇观异景的热爱;官场送别诗写"喜别",表达了隆重场合饯别友人时"勉之忧国恤民"之情.送别诗在大量创作的同时,其交往功能不断加强,并且在"燕集祖送"的特定场合下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范,为中晚唐送别诗的模式化打下了基础.     

李商隐送别诗的意境回归

先唐送别诗多注重对即时离别场景的描写,抒发离情别绪,情感哀婉忧伤,形成中国古代送别诗的基本意境模式。盛唐的送别诗相比前代有了艺术性的超越,拓宽了送别诗境,借送别诗言志,致使表露功业情志成了送别诗的有机组成部分,诗篇取景宏大,情感奔放,意境雄浑。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人对盛唐送别诗发展主流非扬而重在弃,其送别诗情感深沉厚重、缠绵凄婉、景物意象多继承传统送别诗,在意境上有向先唐送别诗回归的倾向,这种回归并不是对先唐送别诗简单的肯定,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在对离别心理的意境止观或景物观照上,李商隐的送别诗与先唐有相似之处,而李商隐又善用典故、象征、暗示等手法,其送别诗意境具有狭细、流走、朦胧的特质,对后世送别诗创作影响深远。     

论“沈、宋”对初唐诗题材的开拓

初唐诗坛宫廷诗流风犹存,创作大多局限于宫廷范围。沈佺期、宋之问以宫廷诗人的身份,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并融合山水、田园、隐逸等题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首开风气之先。贬逐南方的经历进一步开阔其创作视野,将岭南风光引入诗歌创作是其首创。此外沈、宋诗作中,还有一些质量较高的边塞诗和送别诗。沈、宋以出色的诗歌创作在丰富诗歌题材、扩大创作视野方面做出成功示范,为盛唐诗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维的“终南山”：兼论盛唐山水诗的转型

王维创作了一系列终南山诗歌,其中不少篇章体现了王维乃至盛唐山水诗的最高成就。全面考察《诗经》、汉赋、六朝诗歌中歌咏终南山的篇章,以此为基础,对王维的终南山诗从意象、意境及创作思维诸方面进行深入考察和解析,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山水诗产生、发展及嬗变的轨迹,由此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盛唐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及其典范意义。盛唐诗人将不涉理路、排除知性干扰的纯自然山水诗创作发挥到了极致,为后世提供了一种极具艺术精神的思维方式与审美理想。     

王维“诗中有画”的模式

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分析王维以“诗中有画”形成诗与画的相互交流模式问题。研究认为,王维山水诗有继承南朝与前盛唐传统的一面,更多的是诗与画交流后的创新;王维山水诗中“二维空间叠合”,借助了山水画空间表现的形式;除了山水画的平远外,深远也见于诗中,以及暗示空间的“外”,形成了简洁精约的模式;诗与画中动静、颜色与拟人化的表现,带有颇具个性的模式化的特征,具有经典性。     

杜甫山水诗简论

杜甫山水诗突破盛唐“旧法”，在主导风格、描写手法、典型意象、行文章法、句法字法等方面均呈现出了奇健峭拔的突出特点，集山水诗之大成，开山水诗之大变     

从送别诗观照盛唐社会

盛唐诗坛虽然流派众多,然撇开各类题材诗歌的创作成就孰高孰低不论,仅就诗作对时代的反映面而言,冠者则非送别诗莫属,它折射时代人文风尚;唐人受魏晋名士的影响而把酒的地位捧得更高,诗酒之缘成为一种普遍的人文风尚,以酒饯别,借酒浇愁并表达对朋友的深情厚谊在盛唐文人中蔚然成风,它揭示时代社会现实;不少盛唐送别诗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军事状况、科举文化制度和睦邻友好关系,它体现时代文化思潮.盛唐社会文化形态开放活跃,儒道佛思想并存且相互渗透,绝大部分诗人的思想均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倾向,这一特点也体现在盛唐送别诗的思想内涵中.     

初唐送别诗创作的多元格局及诗歌史意义

跨度近百年的初唐是唐代诗歌的发轫时期,也是送别诗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段。初唐时期的送别诗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和文学史价值。初唐送别诗的创作格局中,主要存在三种体式的诗歌: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宫廷送别诗,以创作上的集体性和风格上的富丽性为标志;活跃在贵族官僚阶层的送别诗,其中的送人赴任的饯送诗、涉及贬谪的送别诗具有诗风、诗体的转折意义与示范价值;代表文坛新鲜血液的底层文人创作的送别诗,这类诗歌将送别诗拉回到抒情的轨道上,气势激昂,感情热烈,启盛唐之先鞭。送别诗的频繁创作使初唐文坛保持着活力与生命力,也体现了唐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初唐送别诗是整个唐诗从宫廷走向江山与塞漠的表征之一,对后来的同主题诗歌创作起到了开创和引导作用。     

论送别诗创作的模式化倾向——以岑参送别诗为个案

我国古代有"饯别必赋诗"的送别传统。到了唐代,送别诗的交际功能逐渐加强,已不仅仅限于"传情言志",而使其充分发挥了"可以群"的社会交往功能。在集体创作的场合下,为了应酬的需要,文士们必须储存一套可供临时发挥、及时套用的模式。岑参的送别诗正具此特点。他的探题分韵所赋之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形成了模式化倾向。在形式上,表现为"三部式"、"两部式"。内容上,在语言、意象、描写场景等方面都有一定类型化表现。可见,送别诗的模式化倾向在初盛唐已初露端倪,这为中晚唐送别诗创作走向模式化奠定了基础。     

沈德潜诗歌创作简论——兼论对沈德潜诗歌研究现状的感想

沈德潜的诗除了反映现实的诗作值得肯定之外,其诗集中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和怀古咏史诗也同样具有特色,值得重视。沈德潜笔下的吴地山水诗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描写其他地区山水的诗兼李、杜、韩等人山水诗之长,并富有理趣。其田园诗熔铸陶诗和盛唐诸公田园诗之神,并能自开生面。其怀古咏史诗则使事典切,诗境浑厚,能翻出新意。沈德潜备受诟病的歌功颂德诗、应制诗在其诗集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即使是这类诗,也不宜一笔抹杀。研究、评价沈德潜的诗要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     

晁补之赠答送别诗简论

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笔墨饱蘸深情,抒写亲友离别时的感伤与慰勉,诗中常常以景寄情,借外物来烘托和渲染其内心情感。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既吐露对送别之人深沉真挚的情谊,也借赠答送别诗展现个人的襟抱情怀,通过其赠答送别之作,使人从中可以感知、体察到诗人内心的情思意绪。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不仅是作者社会交际的生动记录,也是其内心思想的折光和投影。     

晁补之赠答送别诗简论

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笔墨饱蘸深情,抒写亲友离别时的感伤与慰勉,诗中常常以景寄情,借外物来烘托和渲染其内心情感。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既吐露对送别之人深沉真挚的情谊,也借赠答送别诗展现个人的襟抱情怀,通过其赠答送别之作,使人从中可以感知、体察到诗人内心的情思意绪。晁补之的赠答送别诗不仅是作者社会交际的生动记录,也是其内心思想的折光和投影。     

南社“旧头领”金天羽山水诗论略

金天羽是“诗界革命”的殿军，“南社”的“无冕之王”。其天性好游，游览祖国山水十之八九，创作出才气踔厉、纵横恣肆的山水佳作。其山水诗诸体兼备，古体成就尤为突出；与魏源的山水诗前后呼应，在近代山水诗别创风貌。     

岑参对先唐送别诗的艺术超越

中国古代文人钟情于抒写离情别绪,诗作颇丰,本文以先唐送别诗作为参照,研究盛唐边塞诗人岑参送别诗中的功业情志、儒学用世情志及雄奇壮阔的诗歌意境等方面的开拓创新及超越。岑参送别诗的特质是诗人改变了先唐送别诗随意点染的写景状物特点,大肆渲染,烘托环境气氛,改变了先唐送别诗普泛化的抒写离情别绪的方式,是独具特色的心灵抒唱,用传统的低沉忧伤的诗题传达出坚定、高昂、豪迈的时代强音。     

论王维边塞诗的魅力构成

王维的边塞诗不仅形象地展示了西北边陲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还生动地反映了盛唐的时代风貌,体现了劲健雄浑的盛唐气象,与其山水诗一起,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通过细读文本、梳理文献、考察文化,对王维边塞诗创作的主客观因素、文化背景及其艺术个性等方面进行整体观照,以期揭示王维边塞诗所蕴涵的独特魅力之成因。     

盛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

盛唐诗歌创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其选诗总集的编纂也成就卓著。与初唐相比，盛唐编纂诗总集“选”的特征更加明显，具有较强的诗学批评特色，编集方法更加灵活，选诗心态趋于复杂多样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盛唐始，诗选家开始积极自觉地关注时代之音。故此际编纂家的选学观、诗学观以及选诗总集的特点、影响等甚有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