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与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政府权力受到社会和公民限制的政府,法治下的政府才能成为有限政府.法治的要义就在于调解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遏制政府权力的专横和腐败,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正当利益.法治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没有高度的民主,社会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制衡政府权力,也就无法真正建立有限政府.法治是建立有限政府的基础,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势力均衡,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政治监督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制约.     

公平正义与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平等优位于自由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平问题的凸显,决定了当代中国必须构建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是民主、自由、和谐等价值实现的社会根基。构建公平正义的市民社会的基本方略是：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服务型政府,提升政策的公共性;培育公民文化,发挥公共媒体和知识分子在多元利益表达中的积极作用;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推行针对弱势群体的＂差别化＂的教育政策;明晰权力与市场的边界,限制市场垄断,塑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拓宽社会保障范围,建立针对社会弱势群体＂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动弱势群体的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弱势群体的利益博弈能力。     

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市民社会孕育了宪政文化,培养了法治精神,形成了社会权力,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中国历史上缺失市民社会和现实中市民社会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这既是为了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是在铺垫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论社会制约权力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使国家权力不被少数人滥用,以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十分必要。但在国家与社会一统化的阶级社会,阶级国家和国家权力被异化,社会屈从于政治国家而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要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必须以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为前提和基础。文章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的国家—社会分权结构以及发展社会组织等,是实现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具体途径。     

关于服务型政府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服务型政府根本性质的体现。由于缺少一个迫使政府真正履行服务角色的外部条件--市民社会,我国政府的服务性远未充分发挥出来。服务型政府是有限政府,须确立四个边界,即政府的权力、服务、服务成本有限,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限。服务型政府的服务是主动性服务与回应性服务、发展性服务与维持性服务、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的统一。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法价值再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行业停摆,供求关系失衡,致使市场失灵。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干预措施,维护了社会稳定、保护了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体现了经济法的秩序、效率、公平和正义的价值目标。但是有的政策措施却事与愿违,与经济法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为此,建构利益表达整合机制和有限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促进利益表达、规范政府行为、转变社会治理模式三方面的实践路径,为国家干预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提供参考。     

环境协商治理: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

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环境治理结构转型的重要方向。环境协商治理表明了公众同政府力量间就环境问题达成合意的可能,实现环境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共同努力,加大协商合作力度,保持环境利益导向性、过程商议性、权力制衡性和平等参与性。环境协商治理的实现需要以问题导向为基础推动治理结构转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增进治理过程的公共性,以契约为工具提高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以营造环境市民社会为契机汇聚协商理性。     

基于四个维度的当代中俄市民社会发展比较

从兴起背景、问题、特征与培育路径四个维度,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系统分析比较中俄市民社会,探讨国家转型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中俄市民社会的兴起背景相同,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和法律因素。中俄市民社会发展存在的共同问题包括非政府组织作用有限、中产阶级不成熟、公民政治参与冷漠、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俄罗斯市民社会发展还存在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淡漠、政党制度发育不良、境外势力渗透和影响问题。中俄市民社会具有共同的特征,即都属于政府主导型,存在不成熟性和过渡性,同时中国市民社会具有自身的稳定性、渐进性、权威性特征。重视政府职能转变,培育非政府组织并发挥其功能,发展壮大中产阶层,培育公民意识,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防止颜色革命是中俄两国国家治理中培育市民社会的主要路径。     

非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及其消解路径

合理形态的政府利益结构体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的双赢。但当政府利益结构由合理形态向非合理形态转变时,政府自利目标便凌驾于公利目标之上,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公共利益委托人虚位,公共利益代理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及作为联系委托人与代理人中介的行政产出的内在特性,是导致政府利益结构由合理形态走向非合理形态的深层根源。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自律机制以遏制政府利益结构的异化。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黑格尔 “ 市民社会” 理论之奥义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提出了一个与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概念，这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创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达到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现代性的进步性及其危机。市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标志，它的两端即个人自我利益的特殊性和“需要-劳动”体系的普遍性互相交织，首先体现为伦理的丧失，但在其演化中又能回复伦理性。理论教化和实践教化、司法的普遍性公正、同业公会作为有限的具体普遍性对贫困和贱民问题的纾解，都在逐渐回复现代社会的伦理性。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挖掘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奥意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既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把它描述为一个具有无穷可塑性又不断实现人们的现代自由的场所，又直面现代性的内在弊端，还指出只要生活于市民社会中，其弊端和困境就会始终存在，但是现代国家必须为消除弊端作出努力，而不能放任和漠视。     

社区自治: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的现实平台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市民社会的热潮。市民社会具有国家与社会分离、社会高度自治特征。我国基层的社区实践在兴起的背景、基本原则、自治主体、建设目的等方面与市民社会构建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它将有可能推动我国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从而成为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实验性的现实平台。     

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法社会学的视角

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作为市民社会重要代表的民间组织起着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民间组织的必要性体现在:民间秩序是法治秩序的基础,民间组织可以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影响和监督公共决策实现“善治”,民间组织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民间组织可以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并在公共权力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桥梁,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有所发展但仍存在不足,需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促进民间组织良性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西部民间组织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产生了多元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带来社会失衡,应用法社会学理论研究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可以发现:民间组织能够反映"社会人"的多元化利益诉求,架起公共权利和民间社会的互动桥梁,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西部地区民间组织发育不足,需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以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防止社会动荡和危机。     

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培育·善治的当代诉求

"善治"(Good Governance)是西方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产生的一种倍受推崇的治理理念,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目的在于求得公共利益最大化.建立健全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国家实践善治理念的基本诉求.实施"公民教育"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锻造良好的公民品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对于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推进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关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的思考

民间组织已成为中国社会和政府转型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虽然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前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就其与政府关系而言,近些年来,面对民间组织的迅速崛起,政府对民间组织采取过于强化控制管理政策,使得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因此,完善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是解决民间组织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机制探究

社会整体利益不是虚无缥缈的理念,而是可以生成的和应用的制度体系,是建立在国家与个人博弈基础上的共赢。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其面临着政府单一行政管理失效和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等现实困境。构建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机制需要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发展公民社会,各方利益主体合作参与决策制定,实现政府、个人与社会三方共赢。     

行政赔偿归责原则之完善——以对民事赔偿归责原则的借鉴为视角

行政赔偿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它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的信誉和公民的切身利益。修改前的《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赔偿采用违法归责原则,但是违法归责原则的不足影响了公平正义的实现。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虽然在总则中取消了违法性的要求,但仍存在不足之处。行政赔偿制度可以借鉴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以过错原则作为违法归责原则的补充,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救济损害,维护社会正义。     

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农民权益保护的现实状况,认为农民权益存在3个维度的缺失,即经济权益缺失、政治权益缺失、社会权益缺失.探讨我国农民权益缺失的成因,指出制度、市场、政府三重失灵的困境致使农民权益缺失.对“第三部门”理论进行反思,从公民主体性社会和社会治理二者之间的相会关系出发,构建新型的农村社区保障模式,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社区经济快速发展,并将农村社区治理结构进行优化,以公民社会与社会治理相互间的依存关系为出发点,提出构建社区保障模式,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加快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以发展促规范,以发展促保障的路径.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