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控制与利益申诉:中国古代救灾活动的政府层级协作逻辑

救灾活动的有效实施需要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的密切配合。文章聚焦于古代救灾活动中政府纵向间的合作逻辑,以大量历史文本为研究素材,借助内容分析法对我国古代救灾活动中层级政府间的协同合作机制进行深入探索。研究表明,古代救灾过程在纵向上存在着上行与下行两种路径,上行路径即基层与地方政府向上报灾勘灾,中央政府向上天忏悔祈福;下行路径即中央政府制定救灾政令,地方政府响应政令,基层政府落实政令。层级政府间互动配合的救灾过程,实际上是以中央通过资源输入,强化控制地方行为这一结果为导向,同时也是地方向中央表达利益诉求,表示自身忠诚的体现。     

清代河南黄河水患中的民间自救

清代河南黄河水患频繁发生,以地方士绅为主导之民间自救通过多种方式蓬勃开展,究其原因,主要与地方士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政府的劝谕褒奖及黄河水患时的社会形势相关。其特点表现为地方士绅之桥梁作用、乡里亲族为主之救济范围。民间自救虽仅为政府救灾之补充,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黄河水患来临时灾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成为清代河南地方绅权日增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清代亳州赈灾研究——以光绪《亳州志》为考察中心

清代亳州地区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给亳州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极应对,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救灾。亳州当地绅民商人及在亳经商的地商户亦慷慨解囊,通过捐物捐钱、降价出售粮米等方式积极参与救助。政府与民间在救灾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两者的结合在救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其中的一些举措对现代社会抗灾救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现状与实效：国民政府时期救灾监督方式与效果研究——限于1927-1937年的考察

国民政府时期为提升救灾成效,政府采用因果报应、民间监督、常规视察、制度监督等一系列方式对官赈过程进行监督,民间则采用业报轮回、自身监督、官方监督、大众监督等方式以保证义赈的效果。但救灾成效平平,贪污盛行,监督低效。反思历史,应进一步激发和催生公民的社会意识和监督意识、健全社会和制度监督机制、加强对救灾过程的全程监督管理、提高救灾款物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救灾资金来源与筹募之考察——以1927-1937年河南省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救灾资金主要有政府和民间两大部分构成.就民间来说,其筹募资金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新式媒介——报刊、广播、声像制品、具有现代气息的多种游艺形式和传统的信函、面求、戏曲等方式向中外华侨、个人、社会团体、政府等进行劝募;就政府救灾资金来说,主要是通过发行公债、向银行商借、摊派、公务员捐薪助赈、救灾准备金法等方式筹集.上述资金筹募体现出明显的交互性、时代性、多样性、强制性、地域性、困难性特征.     

神仙道教与志怪小说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神仙道教蓬勃发展,共宗教活动及仙道传说盛传于世,遂在民间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仙道故事传说。志怪小说载录的这一类故事传说,表现了中古民间社会对仙道境界的观念。中古社会正值新兴的神仙道教发展时期,仙道故事传说既是道教艺术的重要成就之一,同时更是志怪小说艺术成就的代表,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志怪小说载录的这一类故事传说,     

济贫恤穷活动与宋朝民间社会的兴起

中国古代一直有民间自我救济的传统。两宋时期,民间济贫恤穷活动趋于活跃,具体方式包括提供衣食与医疗救济、婚丧资助与蠲免债务等。尽管这些努力的客观效果不一定尽如人意,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者的生存危机,缓和了社会矛盾,调节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社会作用。从民间济贫恤穷活动的主体来源看,多为地方精英分子,从中也反映出民间社会暨地方社会兴起的事实。可以说,地方精英分子暨地方社会的发育,主要是借着民间济贫恤穷活动的举行而出现的。就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国家对民间组织从来是持警惕态度的,惟独对地方上的自我赈济则持支持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总是由地方慈善组织导致民间自我组织的原因。     

此“义”非彼“义”——唐宋义仓与明清义仓之比较研究

义仓制度在不同时期变化较大,唐宋时义仓本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而明清时期政府改变义仓政策,放弃统一办理,支持地方官员在辖区内办理或鼓励民间自愿办理。无偿赈济需不断筹粮,灾荒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义仓建设的难度,导致唐宋官办义仓制度难以为继;明清各级政府及民间社会的努力则推动了义仓的发展。作为一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制度设计,受制于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义仓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但从唐宋到明清,义仓“损有余、补不足”以缩小贫富差距的价值观一直未被放弃,且有所进步。     

《助字辨略》的中古汉语虚词研究初探

《助字辨略》收集了中古时期口语词较多的作品中的有关材料 ,运用多种训释方法 ,第一次大规模地研究了中古汉语虚词并诠释了一批六朝特有或习见的虚词 ,结论大多精当可信 ,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但也存在不足     

云南的地震灾害与社会应对:1659—1949

云南是中国大陆地区地震活动最多、灾害最重的省份之一。历史时期,云南地震灾害的发生已相当频繁,灾情严重。具体言之,其时空分布表现为:自清代迄至民国的近三百年间,破坏性地震(M≥4.75)主要集中于乾隆年间和民国时期;地理空间分布则主要集中在滇西、滇南一带,滇中次之,即迤西的大理、丽江及其属县地震最为频发,且为灾甚巨。面对地震灾害,政府和民间社会已形成了一套应对的机制。在政府层面,其应对措施主要是灾后赈济与重建。在民间社会层面,由于地震频发,地方社会对之有所预感,并有初步的应急措施,还在地震前后采取祈祷禳灾的方式,而民间的慈善救济也是地方社会应对地震灾害的重要措施。     

南朝刘宋遣使救灾述论

频发的自然灾害促成了刘宋遣使救灾措施的不断实施。救灾使臣在参与地方灾害的救助过程中,将朝廷的安抚、赈恤与监察等几个环节连接起来,成为在灾害情况下联系国家和地方的纽带,体现了封建国家在救灾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遣使救灾作为刘宋一种积极有效的救灾机制,对刘宋灾后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     

乾隆朝灾赈类型考论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赈济灾民政策措施的集大成者.乾隆即位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赈济类型的确定这一灾赈的关键问题,在清代首次实现了有例可循和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了将历史继承与适时创新相结合.针对灾后不同时段内灾民的不同窘况和需求,在中国荒政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抚恤口米、抚恤、急赈、大赈和展赈等多种灾赈名目,使灾赈类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拯灾民于困厄,也为后世灾赈相关事宜提供了有益范式.     

基于ARIMA模型的我国自然灾害救助支出研究（1978-2007）

对1978-2007年中国自然灾害救助支出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分析表明，ARIMA（0，0，3）模型适合我国灾害救助支出建模。通过建模，结合求济人数与受灾人口之比、求助支出与受灾损失之比的统计数据，对我国自然灾害求助支出做了结构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最后，利用所建模型进行了短期预测。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民国前,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中主要采取＂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系;民国后,在五族共和、人人平等的旗帜下＂,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这种变化不失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鸿章督直期间的抗灾救灾实践及其教训

李鸿章督直期间的蠲缓粮租、多方筹资等抗灾救灾实践一定程度地遏制了直隶灾荒的发生、缓解了灾情,有益于灾区的重建与社会的安定.但因为吏治的腐败等方面的原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直隶灾荒问题.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

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对青州府造成严重影响。这场大旱灾持续时间长、破坏严重,引发一系列诸如粮贵物贱、卖妻鬻女、公序良俗遭到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大量民众外逃和死亡,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丁戊奇荒”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吏治废弛、仓储空虚、战乱频繁、饮酒之风、人口增长造成的环境破坏等都加重了此次旱灾的破坏性。青州府在此次旱灾中采取的多样性的救灾措施,呈现出近代特点:首先是救灾主体多元化,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多方参与转变;其次是救灾方式多样化,实现从单一救灾向多样救灾转变,救灾手段愈加灵活,救灾经费来源更加多元;最后是救灾机制规范化,逐步设立专门的救灾机构,制定完善的救灾制度。     

财政救灾的国际比较

选择了联邦制、单一制两类政体四个国家（地区）——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财政救灾情况分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考察,一是救灾资金的准备情况,二是联邦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救灾情况,三是政府对于受灾对象的救济项目和标准情况。分析表明,有关财政救灾的制度规定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却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一点当为建设我国的财政救灾制度高度重视和借鉴。     

我国救灾补偿体制探讨

我国是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 ,救灾补偿是减灾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我国传统的救灾补偿体制 ,指出其与财政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农村经济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等的不适应性 ,提出救灾补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思路 ,提出了建立以救灾保险为主要内容的救灾补偿基金的新思路     

建国前后苏北水灾及救灾工作述论

建国前后苏北地区发生了数十年未有的严重水灾,给苏北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灾情出现后,苏北区各级政府部门借鉴以往解放区的救灾经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自上而下组织起统一的救灾领导机构,掀起了群众性的生产救灾运动,最终战胜了灾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