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与工夫之辩:致良知说再阐释

王阳明以致良知立说，致良知的过程具体展开为本体（良知）与工夫（致）的统一。王阳明以“本体上说工夫”与“工夫上说本体”界定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在对本体作先天预设的同时，又以后天工夫限定了本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张力。由工夫而达本体的过程，既表现为正面的切入，又有去蔽、日减的维度，后者以意见的悬置与世俗的意义世界之消解为其内容，其中包含多重理论意蕴。     

王阳明与知行之辩

王阳明的知行学说既是效良知说的逻辑展开；又是以如何效良知为指归的。良知作为本体具有先天性质，故必须把致良知的目标确定为从本然走向明觉，这就不能离开知与行的互动，由此，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这一学说强调行不但是致知（本然之良知）的路径（中介）；也是判断真知的准则（具体存在方式）；而这一学说的目的则是强调德性与德行的统一，这是其"立言宗旨"。但从认识论上讲，知行合一则表现出了销知入行与销行入知的双重倾向，从而使这一学说表现出颇为复杂的形式。     

当下一念之别:阳明学现成良知之辨的关键问题——以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的争论为中心

见在良知与圣人同异与否(圣愚之辨)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现成良知之辨的一个核心论题。从“体知”的视角深入分析争论双方对“当下一念”的不同指涉,龙溪以一念善端为依据,当下回溯至心体的一念之微并时时把持于此超越层的良知心体,一念之微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同层的关系,即本体即工夫,发挥了阳明学向上一机的致知理路;而双江、念庵则是从经验层之可能被欲根遮蔽的一念善端来质疑现成良知的,一念善端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异层的关系,从而开辟了体用有别、用工夫以复本体的渐修进路。     

李二曲工夫论中“格物致知”与“慎独”的问题

工夫与本体问题是宋明儒学的显题,李二曲承袭阳明"合本体工夫而一"之说,强调二者的统一性,其"格物致知"说与"慎独"说都是基于"致良知"、"止于至善"的为学工夫,其"格物致知"同阳明一样是一种向内的意向性活动,通过对先验良知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穷理"的道德境界。他对"独"的理解更接近《中庸》的原意,其"慎独"的工夫论强调了实践与行动的重要性,对于晚明以来王学末流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本体与功夫——对王阳明本体功夫观的思考

本体与功夫———对王阳明本体功夫观的思考许珠武本文认为为仁存在两条路线：一为率性路线，一为反观路线，两条路线同时流行，各自兼顾本体与功夫，但率性路线重本体，反观路线重功夫。王阳明遵循率性路线而修为圣贤，提出良知论心学。良知论中关于良知本体的思想，是对...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论黄宗羲的“工夫所至即是本体”说

华东师范大学冯契教授认为,黄宗羲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用一种泛神论倾向的学说批判了理学唯心主义,提出了“功夫所至即是本体“的新论点,把本体看作是随工夫而展开的过程。这一充满辩证法光辉的新思想,贯彻于方法论人道观,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伦理之诚到本体之诚——李翱、周敦颐诚论与唐宋儒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儒学思想的演变,是探究儒学发展演变的重要进路。通过对李翱、周敦颐诚论的分析,可知唐宋儒学存在从伦理之诚上升至本体之诚的发展过程。李翱以“至诚”解释天道,使得天道内涵明确化,并赋予天道之诚以“定”“不动”“虚”等特征,致使天道之诚显现本体色彩。同时,李翱从以诚性为代表的道德之性与“诚”的道德修养工夫等方面着重对人道之诚进行阐发。周敦颐采取将人伦道德本体化为天道的方式,将伦理之诚归于天道提升为本体,又把本体之诚落实到具体的人性中,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真正贯通,并通过对“诚”作为道德规范、修养工夫及理想境界等问题的讨论,强化了本体之诚的地位。从李翱伦理之诚到周敦颐本体之诚,展现了儒学本体化的发展过程,也为汉唐注疏之学向宋代性理之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千叶之花:王龙溪对礼教的推崇、批判与超越

王龙溪服膺礼教,推崇礼法之士,在家族和地方进行礼义教化;同时他坚持以礼修身,通过持礼工夫来提升道德修养、恢复良知。但由于当时社会上礼义与礼仪相割裂,产生了只重仪式不重礼义的现象,故王龙溪对异化后的礼教进行批判,将其视作一朵结不出果实的千叶之花。其批判的目的在于强调礼义,他以良知解礼,同时在讨论“良知”时侧重于“无”,追求斩尽枝叶、洗净铅华,以礼义统摄繁文缛节,最终实现良知的光复与礼义的回归。在“无”的方面,王龙溪比王阳明走得更远,因此产生了流弊,开后世“非名教所能羁络”之肇端,但又与泰州学派表现出较大差异。     

论王学内在的二重性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着多重内容,而其主干则是良知与致良知说。从逻辑上看,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便是以良知为起点而渐次展开的。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石,蕴含着二重规定:它既以理为内容,同时又具有“吾心”或自心的形式;理主要是普遍的道德律,吾心则构成了主体意识的个体形式。前者赋予良知以普遍性的品格,后者则赋予它以个体性的品格。按王氏之见,内在于良知的理,通过事亲敬兄的道德践履(行)而展开为具体的道德意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