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实现--一个法的合法性视角

本文梳理了合法性理论的发展脉络,认为合法性问题是关乎法律生命的问题.实在法的合法性有形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三种评价标准,这三种合法性促进了法治的规范形态、价值形态和实践形态的形成.离开了合法性,法律不成为法,法治也就无法生成,提出了用法律的合法性来检测法治实现状态的新视角.     

竞争性政体理论视角下的欧盟合法性问题

欧盟合法性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本文引入竞争性政体理论对传统的以主权国家视角对欧盟合法性进行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挑战。本文对合法性概念的界定主要从两个向度展开 ,即认同和代表性 ,并提出了欧盟中存在的新的认同和代表模式 ,它们构成了欧盟合法性的实际和潜在的来源。欧盟宪法的诞生将提高公众对欧盟的认同和逐步扩大欧盟的代表性。竞争性政体理论对欧盟合法性问题的解释能更好地符合欧盟今天已发展为一个多层次治理的竞争性的政体的现实。     

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讨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是现代国家不可也无法避免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政治权力合法性界定入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合法性理论的渊源,指出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构成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源泉.合法性是一种没有权力的权力.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注重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政治合法性理论及其分析架构

合法性理论的分析架构主要包括合法性的实质、基础,合法性危机的成因、表现、应对策略等内容。合法性在政治学上是指公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关系到政治统治何以持久的问题;合法性基础可以通过纵横两个向度的指标来衡量。在横向上需要考察统治的合利益性、合道德性与合法律性因素;在纵向上则需要研究合法性的历时性特征。民主是现代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如果合法性的基础被削弱或被破坏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政治不稳定;应对合法性危机可以有改革或革命两种选择。     

关于对比广告的法律思考--兼评两则典型的对比广告

广告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凸现,对比广告作为广告的一种新形式越来越广泛地被商家所采用,但我国关于对比广告的规定甚少,而充分、正当的市场竞争要求对作为竞争手段的对比广告进行规范以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比广告规制的核心问题在于对比广告的合法性问题,本文试通过归纳我国有关对比广告的法律、法规,分析国外有代表性的相关法律规定,得出对比广告合法性的构成要件,并探讨合法性标准的具体运用.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论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成因、影响与对策

现代政府合法性之根本在于其实质合法性,即政治学意义之合法性,体现为社会公众对政 府所主导的政治理念与价值,所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其施政行为与施政效果 的认同和支持。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现象对政府存续运行构成了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亟须予以充分认 识与有效应对。现代政府合法性递减的影响因素应锁定公共资源之可获得性问题、社会利益与信念过度 分散性、公共契约不完全性、政府失灵、政府间竞争以及公民社会成长之持续挑战等根本性问题。各级政 府、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应与社会多元主体不断增进共识与互动,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型管理文化 的形成和发展,从而逐渐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良好合作的政治局面。     

从苏共败亡看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

执政理念的滞后、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以及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形成特权阶层等构成了苏共执政合法性缺失的主要内容。当今时代，对于无产阶级执政党而言，要想确保长期执政，应当不断丰富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具体做法是：首先要大力进行经济建设这是执政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其次，注重执政过程的社情民意这是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再次，不断创新执政理论这是执政合法性的不竭动力。     

论哈耶克的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的努力

政治合洪胜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为什么人们要认可并服从一定的政治系统。所以,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要追求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合法性有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之分,二者如果保持适度的张力,是维持和稳定一定政治系统的重要合法性基础。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流分支,在西方政治生活中长期居重要地位,而哈耶克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其合法性理论在形式与实质之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希望在合法性理论日益成为当今我国政治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之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哈贝马斯的法律合法性问题初探

"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属于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中的子问题.合法性追问是一种典型的价值追问.在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中,法律的合法性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是对商谈理论进行必要性论证的前提,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法律这一根本性问题.     

逻辑对法治原则性命题的意义

法理学应该研究法治的一些原则性命题如何实现.这些原则性命题包括法律解释的合法性、客观性、合理性、正确性和正当性等.逻辑规则是法律方法的支撑点,在法律方法中居于基础地位,相信通过认真地对待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方法,可以使法律解释结果逐渐接近法治.在法律影响人们思维的因素中,逻辑规则起着保证法律的固有意义不被丢失的作用.法治所需要的合法性形式、客观性追求、合理性反思、正确性答案和正当性程序等命题的实现,都离不开逻辑规则的运用.能动司法不是脱离逻辑推理而自如地解释法律,严格遵循逻辑规则才是通向法治的思维指南.     

目的与手段:公共管理中的双重正当性分析

根据＂脏手＂与国家理性学说,公共管理活动对正当目的的诉求常常意味着要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但对目的正当性的片面追求无法避免目的本身被扭曲,从而使得公共管理失去目的与手段的双重正当性,它还可能导致公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争抢同一道德制高点的伦理困境。现代公共管理必须追求目的与手段的双重正当性,其理论基础是一种立宪的国家理性,而其实践选择则是行政法治。     

法律与道德——法律合法性的三种论证路向

时至近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论证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一般而言,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认为法律的合法性植根于道德的合理性,法律与道德是一种模仿关系;其二主张法律与道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的合法性或者在于法律的合法律性,或者在于国家强制。但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所以法律的合法性应该从基于商谈伦理学的程序主义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     

合法性视角下的立法程序及其完善

人们之所以服从和信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具有合法性。合法性理论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建构主义路径、经验主义路径以及“重建性的”路径。在这三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法律的合法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1）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规范;（2）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3）其制定符合既定的程序。立法程序是唯一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程序,也是合法性进入法律文本的管道,应当按照法律合法性的三个要求重新审视立法程序。同时,我国的立法程序也应当从加强法律合法性的角度予以完善。     

论马克思劳动哲学视域中的法律正当性思想

马克思在批判西方传统法律正当性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劳动哲学为基础的法律正当性理论,强调法律正当性应该建构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个人与社会以及历史与现实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法律的正当性在于,法律既要反映社会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实际情况,也要契合大多数社会成员特别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的主观价值观念,法律既要充分保障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也要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马克思的法律正当性理论较之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的法律正当性理论更具合理性。     

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在祛魅的时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已无法诉诸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学说,而只能代之为全体公民所认同的公共理性.在通过公共理性来求得法律合法性的过程中,罗尔斯首先界分出具体法律规范与宪法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的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理论的核心.公共理性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证明,一方面为其奠定了一整套实质性正义原则,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程序性的指南.公共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作出证明,而且也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弘扬,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使得法律能够更具可接受性。     

转型期我国政治合法性面临的困境及其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系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国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困境,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合法性困境主要表现在:腐败侵蚀着合法性基础.经济高速发展后可能出现的"政绩合法性困境",民主制度供给的有限与民众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对合法性的挑战.坚持科学发展,以绩效性维护合法性,整合意识形态,建立共同的价值体系,强化社会共享的信仰,加强宪政与法治,强化法理型权威,是重塑我国政治合法性的有效路径.     

种族问题与斐济政治现代化

种族问题并非导致斐济政治现代化困境的根本原因。斐济东部酋长制为联盟党的寡头政治提供了牢固的政治合法性,成为阻碍斐济政治现代化的绊脚石。只有民主政治能取得稳固的合法性根基,斐济政治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     

法院调解的效力之维

对程序运作的结果加以利用,赋予民事调解符合基本法理的效力有利于实现调解制度解决纠纷的最终目的。法院调解的效力既源于实体上的私权自治,也源于程序自身的运行过程。法院调解具有有别于判决书的形成力、羁束力和执行力。无论是从必要性根据还是从正当性根据而言,法院调解都不必或不应拥有既判力。对调解的救济由于合意的存在无需保留常规通道,但对实体上的无效或可以撤销以及程序上的严重违法之情形仍需提供特别救济的紧急出口。